第一章
先锋

西奥多·魏瑟尔刚靠近苏联边境，就感到不寒而栗。

1954年，从西欧前往苏联会让任何人都心生畏惧，魏瑟尔则更需要勇气。“二战”期间，他是一名德国士兵，曾在东部战线被苏联军队抓获并沦为阶下囚。如今他40多岁，对自己在苏联战俘集中营的日子仍然记忆犹新。这次出行是他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前往苏联。在踏上旅途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担心战争中遇到的人会认出他，所以他买了一顶红色的帽子，拉低帽檐遮住了眼睛。

魏瑟尔踏上的是一次开拓之旅。在冷战主导西方公共话语之际，他却前往“共产主义之都”。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西欧担心过分自信的苏联在家门口构成威胁，而美国则陷入红色恐慌之中，这种恐慌是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共产党人进行公开谴责所煽动的。

但是，魏瑟尔并非那种轻易罢休之人。他既然已经从汉堡出发去购买石油，不达成交易绝不罢休。他沿着莫斯科宽阔空旷的公路一路前行，在一个为数不多的获准接纳外国人的酒店里入住，期待引起苏联政府的注意。

魏瑟尔并没有等很久。他很快就争取到了与叶夫根尼·古罗夫共进晚餐的机会，古罗夫是全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联合公司的负责人，这个政府机构控制着苏联的石油贸易。古罗夫强调意识形态，比许多人更早认识到石油作为战略武器的潜力。 而魏瑟尔并没有意识形态的顾虑，他主要是为了利润而来。他的公司马巴纳夫特是一家业务遍布联邦德国的燃料分销商，但是当时正在亏损。魏瑟尔需要找到新的石油来源卖给他的客户，这就意味着要去几乎没人敢去的地方。

两人在哪里用餐、吃了什么东西，这些并未被记录在案，但是一位苏联高级贸易官员与新结交的一名前战俘坐在一张桌子旁，在克格勃的密切监视下彼此敬酒，肯定是极不寻常的一件事。谈判持续了一段时间，魏瑟尔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全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联合公司出售给他一批柴油在联邦德国转售。然而，魏瑟尔的开拓精神将证明这次交易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至少起初如此。回到德国后，由于他与冷战对手做交易，结果大多数石油产业都拒绝跟他合作。先前帮他在全国各地运输燃料的船运公司，现在也拒绝与他做生意，原因是公司的客户不愿意租用以前运输过苏联石油的船只。

但是，魏瑟尔是个交际高手，宽阔的脸庞带着坦然的神情和迷人的微笑。他知道通过这次莫斯科之行，自己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即从“铁幕”背后结交了一位联络人。第一次交易标志着一种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将持续很多年，给他的贸易带来丰厚的利润。1956年，古罗夫回访了魏瑟尔，并在慕尼黑签署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向马巴纳夫特公司出售柴油。不久，这位德国商人又从苏联政府购买了原油。

早期与苏联的交易是魏瑟尔个人的胜利，这证明了他的勇气、毅力和魅力。但是，这些交易也说明了世界的变化趋势，魏瑟尔等大宗商品交易商将会在世界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萧条、停滞和战争，世界正在进入稳定和经济繁荣时期。战争的恐怖已经被和平取代，这是一种通过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所维持的美式和平。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们在生活中实行价格控制和定量配给，到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家庭能够买得起电视、冰箱和汽车。1950—1955年，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购买了电视机。

随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取代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到处都在开辟新的贸易路线。世界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导致自然资源消耗越来越大。这一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魏瑟尔已经认识到，这个崭新的世界为完全依赖国际贸易的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大宗商品交易商能够以世界为画布，舞笔弄丹青。

有此远见者，并非魏瑟尔一人。世界各地的新一代大宗商品交易商正在利用全球经济蓬勃发展所创造的各种机遇。身在纽约的路德维希·耶西森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热情的年轻金属交易商，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逃到了美国。他引领的菲利普兄弟公司独占鳌头，甚至与华尔街最大的几家银行展开竞争，催生了一个贸易公司家族，时至今日，这些公司仍主导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明尼苏达州的小约翰·H.麦克米伦是一位谷物交易商。他接手管理家族公司后，决心扭转公司的命运。这就是嘉吉公司，后来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公司，麦克米伦的后代也因此跻身全球顶尖富豪之列。

上述三人是现代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开拓者。他们的前辈关注的都是利基市场，他们则认识到整个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市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出售，潜在的买家遍布各地。在“全球化”成为经济热词前的几十年，他们创建的公司除了名称之外，实际上都以此为基础。随着国际贸易扩张并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他们的公司将成为国际贸易的引领者，在从中获利的同时也塑造着国际贸易——打造一种将定义未来几十年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商业模式。

从那时起，未来20年里，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将从一种小规模的行业转变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像魏瑟尔、耶西森和麦克米伦这样的交易商将成为新经济秩序的典范：积累非凡的财富，凭借手中掌握的自然资源而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

这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家和公众忽视的革命。只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平稳增长之后，世界才会明白大宗商品交易商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都已臣服在它们脚下。突然之间，决策者意识到大宗商品交易商——一个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存在——在世界能源、金属和食品领域已经积累前所未有的力量。

* * *

大宗商品交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当时第一批定居下来的人类开始交易矿石和金属，也许是为了换取谷物。事实上，人类学家认为“以物易物”标志着现代人类活动的开端之一。 ^[1]

但是，第一批与今天的交易商有点类似的大宗商品交易公司直到19世纪才出现。此前的数个世纪，一批批商业冒险家环游世界，寻找有价值的资源运回国内销售。其中最成功的是东印度公司，统治了印度次大陆长达几十年。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源贸易发生了变化。蒸汽轮船的发明意味着远距离的大宗商品交易不再受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运输货物的成本急剧下降，不仅可以长途运输茶叶、香料和贵金属，还能运输粮食和矿石等价格低的货物。此外，电报开创了一个近乎即时的全球通信时代。1858年8月，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开通，立刻把从伦敦向纽约传递信息的时间从接近两周缩短至几分钟。

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第一批专门从事大宗商品交易的公司应运而生。商人蜂拥而至，买卖那些新兴工业时代产生的废金属和废渣。谷物交易商把粮食运送到不断发展的大都市，那里到处都是食不果腹的工人。

19世纪的金属贸易在欧洲工业中心地带发展起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三家德国公司：阿龙·赫什父子公司、德国金属公司和贝尔·桑德海默尔公司。菲利普兄弟公司起源于这里，该公司后来的领导者就是路德维希·耶西森。1901年它的创始人尤利乌斯·菲利普在汉堡的公寓开始交易，1909年他的弟弟奥斯卡前往伦敦，创立了菲利普兄弟公司。

第一批大宗农产品交易商更加分散，不同的公司纷纷崛起，占据特定地区或利基市场。在世界粮食产地，人们成立粮食贸易公司，把小麦和玉米从农场运往城市。例如，美国的嘉吉公司成立于1865年，当时一位苏格兰移民的儿子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座粮仓。

大宗商品交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困境。整个欧洲的贸易王朝消失殆尽。随着纳粹军队步步推进，其中一些王朝背后的家族（许多都是犹太人）被迫走上逃亡之路。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及时逃了出去，尤利乌斯·菲利普就在荷兰被捕了，于1944年死于德国北部的一个集中营。

战争的结束给大宗商品交易商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欧洲和亚洲被毁掉的城市需要重建，因此需要钢铁、水泥和铜。原本被战时政府严格控制的自然资源贸易，在新的和平时代逐渐放开，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则预示着一个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的新时代。 ^[2]

大宗商品交易先驱们的背景和成长经历截然不同：麦克米伦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富裕家庭，耶西森是德国南部一个店主的儿子，魏瑟尔在汉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成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天生具有国际化视野，愿意环游世界寻找新的机遇。战争结束后，他们着手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真正的国际化企业，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世界经济。

这意味着要采取一种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继任者仍然认同的观点：到世界各地去，把政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要把道德——放在一边。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易，与贪婪的当地商人或政府官僚进行交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获得利润。正如菲利普兄弟公司早期的一位交易员所说：“菲利普兄弟公司有一条基本原则：生意至上，政治事务不是生意。”

在上述三个人中，路德维希·耶西森最能代表早期交易商的环球旅行模式。耶西森目光敏锐，智慧过人。为了逃避席卷欧洲的反犹太主义，他于1937年前往美国。他很快就在纽约的菲利普兄弟公司从事废金属交易，尽管刚刚起步的事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滞不前，但是他的雄心壮志丝毫未减。

1946年，耶西森已经成为菲利普兄弟公司的资深交易员，他决心将公司打造成一家全球企业，于是开始环球旅行。耶西森当时36岁，精力充沛，面对战争后的满目疮痍，他看到的尽是商机。他从纽约出发，去了日本、印度、埃及、德国和南斯拉夫。当时的航班不定期，旅途漫长颠簸，直到多年以后，洲际商业航空旅行才逐渐普遍。

但是，耶西森根本不把旅行中的这点困难放在心上。他被一位同事称为“菲利普兄弟的带头人”，对即将到来的经济繁荣信心十足。 他在世界各地雇了数十名新交易员开设办事处。

耶西森已经谢顶，但是精力充沛，厚厚的眼镜框掩盖不住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年轻的交易员团队都对他尊重有加且忠心耿耿。戴维·滕德勒说：“我们都把耶西森当成父亲一样的人，他愿意给年轻人提供机会。”滕德勒的成长就归功于他的悉心指导，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滕德勒成了菲利普兄弟公司的掌门人。

1957年耶西森接管菲利普兄弟公司时，公司拥有约50名员工，是一家经营废金属和矿石的中型贸易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公司一跃成为独占鳌头的金属交易商。公司的基因将在大宗商品交易员之间代代相传，去缔造一个继续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贸易公司大家族。

正如魏瑟尔在石油领域所做的那样，耶西森也开创了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金属贸易的先河。在1946年的世界之旅中，南斯拉夫便是让他获益匪浅的首批国家之一。菲利普兄弟公司与垄断南斯拉夫金属行业的尤戈金属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其出售的全部金属产品，将铁托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政府联系起来。 ^[3] 到1950年，公司每年交易的金属价值为1 500万~2 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比该公司几年前的全部销售额还要高。 ^[4]

到20世纪50年代末，菲利普兄弟公司还从苏联购买铁合金，从民主德国购买生铁。1973年，该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自豪地宣称，“多年来已经与苏联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做了大量生意”。因此，它是首批获准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的10个美国公司之一。 这些交易商甚至从冷战对手手中购买金属作为美国的军事储备。对耶西森而言，政治影响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就是生意必须有利可图。

小约翰·H.麦克米伦和耶西森来自不同的世界，他比耶西森大十多岁，成长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富裕的苏格兰裔家庭。但是，两人都对交易业务充满热情，精力异常充沛，常常让试图跟上其步伐者精疲力竭。

麦克米伦，人称“小约翰”，出生在大宗商品交易商之家。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就在经营嘉吉公司，他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商会的大厅里接受训练的，交易员大喊着互相发号施令。接受这种训练很难，但是至关重要——在嘉吉公司，最大的侮辱是被看作“商人”，而不是“交易员”。

“小约翰”长着方下巴，留着整齐的小胡子，总是打扮得很帅气，是家族企业领袖的不二人选。他有着中西部人的沉稳冷静，是一个注重创新的商人。据他儿子描述，他“极其不安分，总是在搞发明创造。在父亲眼里，公司是第一位的，甚至比家庭都重要”。 ^[5]

在20世纪50年代初，麦克米伦意识到公司需要新的发展方向。嘉吉公司太保守，只关注美国市场，并没有投身到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去。麦克米伦对自己的高级职员说：“太遗憾了，我们忽视了大宗商品出口业务。” ^[6]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视是因为嘉吉公司运气好，位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粮地区之一。公司的业务非常稳定，主要是将小麦、玉米和大豆从美国中西部运送到东西海岸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嘉吉公司的欧洲和南美竞争对手被迫向海外开拓新业务，而它却不用这么做。

麦克米伦改变了这一点，就像菲利普兄弟公司的耶西森和马巴纳夫特公司的魏瑟尔一样，他开始向全世界扩张。1953年，他组建了Tradax国际公司，这是他为进军全球市场迈出的第一步。1956年，他在日内瓦开设了Tradax办事处，作为嘉吉公司的国际贸易中心。他选择日内瓦，是因为这座城市具有“先进的旅游和通信设施”、多语种传统和“有限的公司税收”。 Tradax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瑞士与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商之间长期盈利的伙伴关系的开始。

就像菲利普兄弟公司和马巴纳夫特公司一样，麦克米伦的战略也使嘉吉公司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新的经济联系。但是，其他先驱者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进口商品，但是嘉吉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剩余的美国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铁幕”后面的那些国家。美国政府通过发放大额补贴鼓励这种贸易，旨在支持那些农产品大获丰收但国内供过于求的农民。华盛顿划拨数十亿美元推动农产品出口，助力美国粮食销往世界各地。谷物交易商则帮助运输美国粮食，其中嘉吉公司出口的美国粮食总量在1955—1965年间翻了两番。 ^[7]

最初，这些粮食都出口到了美国的盟国。但是，很快嘉吉公司和其他农产品交易商也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售粮食。首先是匈牙利，它在1963年末从美国购买了1 000万美元的粮食。接下来，嘉吉公司派遣交易员前往莫斯科谈判一笔更大的交易，即销售4 000万美元的小麦。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新业务给嘉吉公司带来了福音：1964年，嘉吉公司宣布创下了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年度利润。公司对股东们说，苏联业务“如同潜在的火花”。 ^[8]

售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国小麦，此举在华盛顿引起了轰动。港口工人纷纷罢工，拒绝为向苏联运送粮食的船只装货，工会敦促会员抵制嘉吉公司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商，一些立法者甚至试图阻止向苏联销售粮食，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这场骚动是最初的例证之一，它揭示了大宗商品交易的政治性质，也展示了交易商作为国际贸易先驱日益强大的力量。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新贸易路线的过程中，嘉吉公司和其他先驱者正在推动美国和苏联之间达成商业和解，这让政治家们措手不及。然而，没过几年，美国与莫斯科在1963—1964年间的交易，看起来似乎将扩大为一系列规模更大的交易，而且更具有爆炸性政治影响。

嘉吉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麦克米伦于1960年去世，尽管他无法见证公司登上全球贸易的顶峰，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让嘉吉走上了这条成功之路。嘉吉现任首席执行官戴维·麦克伦南说：“麦克米伦是天才，嘉吉的国际扩张就是他的功劳。他是这家现代公司的缔造者。”

接下来是西奥多·魏瑟尔。如果说耶西森和麦克米伦接手的是19世纪就已建立的金属和谷物贸易行业，那么魏瑟尔就是独辟蹊径者，凭一己之力开拓了一项新业务。纳粹德国战败后，他结束了在苏联的战犯生涯，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原来在石油公司的工作已不复存在。正是这一点鼓励着他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为了启动新项目，魏瑟尔花了7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的10万美元）买下了一家名叫马夸德和巴尔斯的休眠公司，主要是为了获得进出口许可证，当时德国在形式上仍然被他国占领，因此许可证弥足珍贵。当魏瑟尔在20世纪50年代前往莫斯科时，这家公司已经在整个早期成品油市场以电报地址“马巴纳夫特”广为人知，这个地址是其商号“马夸德和巴尔斯纳夫特产品”的缩写。

但是，魏瑟尔并非仅仅开辟了一条新贸易路线，他帮助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行业。1954年魏瑟尔启程前往莫斯科时，并没有真正的国际石油贸易——只有少数几家拥有近乎无限市场力量的大公司。1859年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首次发现石油后，石油贸易在19世纪曾经短暂地繁荣过。但是，当约翰·洛克菲勒为他的标准石油公司收购了美国几乎所有炼油产能的控制权后，石油贸易戛然而止。城里只有一个买家，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市场。 石油价格的决定权属于洛克菲勒。

美国政府在1911年解散了标准石油公司，但石油市场仍然被大型寡头企业垄断，这些经过合并的公司包括油井、炼油厂和零售店。到20世纪50年代，石油市场由7家被称为“七姐妹”的大公司控制，它们是今天的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雪佛龙和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它们大多都是标准石油公司解体后衍生的公司。购买原油需按照每个地区的炼油厂设定的“标价”，而这种做法始于洛克菲勒。除了被这些大型寡头企业垄断的市场之外，几乎不存在国际贸易。

在国际石油市场早期，“七姐妹”担心魏瑟尔等独立交易商会对自己的市场力量构成威胁，因此避免与它们打交道。要打破“七姐妹”对石油市场的严格控制，就需要创造力和冒险精神，而魏瑟尔就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魏瑟尔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西奥”，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喜欢满世界旅行。他去陌生的国度商务旅行，哪怕一次待几周或者几个月，他也以苦为乐，从不在意。

他坐头等舱环游世界时会订满一排座位，摆放着随身携带的几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文件。 1951年，他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非洲之旅，即将穿越一个面临剧烈动荡的大陆，因为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前殖民地很快就要获得独立了。他从摩洛哥的丹吉尔和美国的卡萨布兰卡前往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再到比属刚果的伊丽莎白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今天的卢本巴希和金沙萨）。他到处去为马巴纳夫特公司洽谈合同，争取向非洲大陆供应燃料。

魏瑟尔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成为第一个绕过石油巨头俱乐部并在其控制网络之外交易原油的独立交易商。魏瑟尔从苏联回来后，石油巨头们为惩罚他的傲慢无礼，立即拒绝与他做生意。它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感到担忧：魏瑟尔的贸易不仅标志着国际石油交易商的崛起，而且标志着苏联石油出口开始大幅增长。

1954年，当这位马巴纳夫特老板第一次前往莫斯科时，苏联的石油产量相对较小，几乎全部供应给了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属于“七姐妹”的控制范畴，这也并未影响到它们的石油帝国。

然而，魏瑟尔开拓的这条出口路线很快就会对全球石油出口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苏联的石油主要来自里海的巴库油田，对这片宝藏的开采利用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地质学家开始在伏尔加–乌拉尔盆地开发新的矿藏，苏联的石油产量在1955—1960年间翻了一番。 ^[9] 苏联取代委内瑞拉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美国。

盆地油田的开发正好赶上了莫斯科政治风向的转变，因为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急于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全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联合公司等苏联贸易机构开始变得更加活跃。苏联对所谓自由世界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量从1955年的每天11.6万桶增加到1965年的100多万桶。 石油出口运动成为西方外交官开始宣称的“苏联经济攻势”的最明显体现。

大宗商品交易商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秩序。它们正在西方市场和供应商之间建立贸易联系，而这种联系此前一直被封锁在“铁幕”之后。它们这样做有助于消除寡头企业对大部分市场的垄断。用不了几年，这种连锁反应将会波及全球。

* * *

然而，魏瑟尔、耶西森和麦克米伦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影响，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沿用至今的大宗商品交易模式。

在过去，交易员只专注于某些地区或市场，而马巴纳夫特公司、菲利普兄弟公司和嘉吉公司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自己交易的大宗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菲利普兄弟公司等金属交易商专注的交易是先达成出售协议，才能够买进一批金属。废品站可能会给菲利普兄弟公司打电话，愿意出售几百吨废金属。然后，菲利普兄弟公司会向其他交易商发电报，如果有交易商愿意购买，而且价格能带来利润，公司差不多会同时同意这些金属交易。 另一种业务是代表生产商销售，每吨收取固定费用。这种交易安全而且可预测，但是几乎不可能获得巨额利润。

在耶西森的领导下，菲利普兄弟公司更加雄心勃勃，开始做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交易。它开始跟生产商谈判长期采购交易，经常以贷款作为交换条件。此时，公司拥有了全球供应交易网络——一个“交易账簿”。当市场错位导致价格大幅上涨或下跌时，这个交易网络可能会带来极其丰厚的利润。公司专门经营铜、铅、锌业务的厄恩斯特·弗兰克解释说：“总是备好货，坚持不懈，等真正出现短缺时，如果有货可售，就能大赚一笔。”

更大规模的交易需要金额更大、期限更长的合同，这就需要通信录上积累更多大宗商品供应商和消费者。先驱者们不断培养人际关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建立重要的商业联系。这种对人际关系的关注受到业内人士的推崇，同时赋予了一些贸易公司一种旧时代才有的魅力，即使在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取代面对面会晤成为主要的商务交流形式之后，依然保持着这种魅力。例如，据说在金属交易商环球公司，午餐招待不好客户要比一笔交易赔钱更有可能被炒鱿鱼。

在新兴的石油贸易领域建立网络尤其重要，因为如何出售本国的大量石油资源往往取决于少数政府官员。魏瑟尔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天才，他能和任何人成为朋友。每年他都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圣莫里茨酒店举办盛大派对，摆满大量香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款待自己所有的石油业务联系人。他已经与全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联合公司的古罗夫建立起了关系，但是他的生意伙伴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匹兹堡，他与海湾石油公司那些态度强硬的高管进行亲切交谈。在得克萨斯州，他与富裕的亨特家族拥有的亨特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在中东，他与最有权势的酋长和石油官员称兄道弟，其中就包括沙特石油部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他将其视为私人朋友。

最精明的交易商通过这种全球关系网络获得对世界经济状况的认知，这是其他人无法赶超的。它们不仅出资为全球各地的办事处招募交易员，还投资搭建通信系统，确保信息能够迅速在公司内部共享。几十名工作人员天天筛选电报，提取宝贵的信息。1981年菲利普兄弟公司的一位高管曾夸口说：“除了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我们的通信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10] 这种复杂的市场情报网络催生了一种保密文化，因为交易商都对自己的深刻见解秘而不宣。

交易商的情报网络具有巨大价值，因此它们在进行市场投资时比竞争对手更为明智。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以色列、法国和英国军队进入埃及，嘉吉公司驻日内瓦的交易员预测航运成本会上升。随后，危机导致苏伊士运河关闭，船只被迫绕行非洲，结果航线加长，运费飙升。嘉吉公司能够将政治洞察力和市场洞察力巧妙结合，最终得到了回报。 ^[11] 建立尽可能大额的合同组合，从联系人网络中尽可能获取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去交易、赚钱，这就是早期交易商策略的精华所在。

但是，比交易商的商业模式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先驱者们对待员工的方式。先驱者向继任者传递一种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对交易员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期贸易公司的起源和风格不同，但是它们都强调勤奋、忠诚和伙伴关系。

初级雇员都要接受艰苦的学徒训练。在菲利普兄弟公司，每个年轻员工的职业生涯都始于公司最卑微的工作，要去不同的部门轮换，直到老板相信他熟悉了公司的基本业务，而且对公司忠心耿耿。1919年，15岁的门德尔·伯恩伯格被尤利乌斯·菲利普聘为学徒。他回忆说，平常每天早上8点上班，拆邮件，整理邮件，然后把邮件和电报准备好，送到邮局，直到晚上10点才下班。

几十年后，情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费利克斯·波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盟菲利普兄弟公司，后来成为马克·里奇公司的高管。他也是从收发室开始，不停地忙着电报编码和解码。他回忆说：“如果你不想努力工作，就不应该加入菲利普兄弟公司。”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交易员都是从这一步登堂入室的。这段经历不仅让学徒学会大宗商品交易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学会了坚毅、细心和谦虚。后来，他们许多人都成为世界顶级大宗商品交易员，其中包括1954年在纽约开始实习的马克·里奇。

在贸易公司，多年的学徒生涯会培养出一种忠诚感。魏瑟尔把员工视为家人，原谅他们的缺点，甚至过分宽容。但是，能够让菲利普兄弟公司的交易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共同的经历，还有共同的经济利益。1956年，菲利普兄弟公司向大约40名员工派发股票，由此诞生了几名百万富翁。这种由几十名股东组成、没人占主导地位的合伙结构成为后来出现的贸易公司的典范。这种模式将公司的顶级交易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为公司效忠。1981年，耶西森说：“我们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家人一样。我们总是团队合作。谁也不会一意孤行，强人所难。这一直是我们公司的优势。” ^[12]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成为新经济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嘉吉公司的利润从1940年的100万美元上涨到1970年的2 400万美元。 ^[13] 1947年菲利普兄弟公司的利润为55万美元 ，到1970年利润为3 870万美元 。这些交易商所做的不仅仅是利用全球贸易的增加来赚取财富，它们还促进了全球贸易，组织航运和融资，帮助全球的买家与卖家建立联系。

但是，即使大宗商品交易商的规模和能力不断增强，世界对日益强大的它们仍然置若罔闻。毕竟，多年来大宗商品供应充足，价格一直很低。很少有人注意到几家交易商在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流动中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这种流动对全球繁荣日益重要。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这些交易商很快就会从自我满足中清醒过来。粮食是最基本的大宗商品，而第一次冲击便来自粮食市场。

1972年的夏天见证了嘉吉公司的成功。在小约翰·H.麦克米伦的门徒埃尔温·克尔姆的领导下，公司已经发展为一家销售额达50亿美元的企业，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商。外界批评它与“铁幕”背后的国家建立联系，但是它安然无恙。这几年嘉吉公司过得并不轻松，20世纪60年代末被市场误导，差点连成本都保不住。但是，克尔姆坚决支持嘉吉全球扩张，带领公司度过了经济低迷期，对国际业务的兴趣丝毫未减。

因此，1972年夏天，当负责谷物贸易的苏联国企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负责人尼古拉·别洛乌索夫抵达纽约时，嘉吉公司果断决定与他合作。别洛乌索夫在希尔顿酒店与嘉吉谷物贸易主管沃尔特·巴尼·桑德斯举行会晤，经过谈判后达成在明年购买200万吨美国谷物的协议。从各方面看，这在当时都算得上一笔很好的交易。 ^[14]

但是，结果却让嘉吉公司万万没有想到。别洛乌索夫缺乏趣味，但是身材高挑，能讲一口几乎没有口音的流利英语。他可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但是做起贸易却和美国对手一样目光敏锐。他到达纽约后不仅给嘉吉公司打电话，而且还给它的每个竞争对手都打了电话。

每家贸易公司都迅速行动起来。嘉吉公司竞争对手的高管们立即从遥远的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飞抵纽约。许多人都还记得1963—1964年的那笔销售交易，当时苏联从嘉吉公司购买了4 000万美元的粮食。但是，这一次莫斯科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一个单调乏味的苏联官僚即将达成农业贸易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

别洛乌索夫跟最大的谷物交易商挨个进行谈判。在会见嘉吉公司的人之前，他先会见了康地谷物公司的董事长兼老板米歇尔·弗里堡，并达成一笔购买价值4.6亿美元的美国小麦和其他主食的交易——这是当时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之一。后来，他会见了路易达孚公司、邦基集团、库克工业公司和安德烈公司的人。 ^[15] 别洛乌索夫向所有公司采购粮食。每家贸易公司都认为只有自己公司与苏联人达成了一大笔交易，但基本上不清楚其他公司卖出了多少。

弄明白别洛乌索夫到底购买了多少粮食后，交易商们意识到美国的粮食将无法满足苏联的订单，也无法满足美国国内消费和日本等其他进口国的需求。由于苏联农作物歉收，国内可能发生大规模饥荒，受此风险的刺激，别洛乌索夫总共从谷物交易商那里购买了将近2 000万吨谷物和油籽。他采购的小麦总量非同寻常，高达1 180万吨，几乎相当于美国小麦收成的30%。针对这笔销售交易，市场方面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显然没有足够的粮食同时满足国内消费、传统进口商的需求以及苏联的额外采购。

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飞涨，引发了美国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的粮食通胀。7月3日，就在苏联人开始与康地谷物公司谈判之前，堪萨斯州的小麦价格为每蒲式耳1.44美元；不到10周，价格上涨了60%。更加糟糕的是，在跟苏联交易一年之后，小麦价格涨了两倍，玉米和大豆价格也在攀升。随着谷物价格上涨，肉类价格也直线上升。 这一事件被称为“粮食大劫案”，公众怒不可遏。

面对义愤填膺的公众，嘉吉公司做出回应，竭力证明自己没有从美国人忍饥挨饿中获利。成立107年来，嘉吉公司首次公开了自己的交易信息。它甚至委托审计人员编写了一份报告，证明对苏联的销售造成了亏损。有一点千真万确：别洛乌索夫比西方的谷物交易商聪明多了。各家粮食交易商一直守口如瓶，结果却事与愿违。它们都对自己的合同秘而不宣，因此当它们意识到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公司并非自己一家时，都蒙受了损失。交易商卖出的粮食不是现货，而是希望以后去公共市场采购。因此，当它们同时去采购时，价格已经暴涨。嘉吉公司告知国会，苏联销售合同导致的损失高达66.1万美元。 ^[16]

但是，在这些损失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黄金时期。嘉吉公司并未告知国会，它已经通过在市场上投机下注赚了数百万美元。嘉吉公司报告称1972年会计年度的净收入为1.078亿美元 ^[17] ，比前一年增长了近170%。嘉吉公司的一位高管说：“这一年的利润创了纪录，销售额创了纪录，吨位创了纪录，利润率创了纪录，问题创了纪录，费用创了纪录，交通堵塞创了纪录，价格和管制创了纪录，阿司匹林药片创了纪录，员工的数量创了纪录，他们的业绩也创了纪录。” ^[18]

许多利润并非来自从农民手中购买实物粮食然后卖给消费者的传统业务，而是来自纯粹的投机。嘉吉在市场上的押注主要是通过瑞士的Tradax公司进行。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的嘉吉公司总部，交易员很少对粮价——即交易员口中所说的“统一价格”——走势进行押注。但是，Tradax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意识到苏联采购将会导致小麦短缺后，交易员认为小麦价格会上涨，便下了巨大的赌注。Tradax说：“我们用统一价格大量采购小麦，伺机溢价出售。”当然，他们赌赢了：Tradax在1972年的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6 017万美元 ^[19] ，超过波音、高露洁–棕榄等美国巨头同年的收入。 ^[20]

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向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出售大约10亿美元的粮食，足以显示大宗商品交易商手中积累的力量。由于美国在“二战”后的10年间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粮食供应国，这些贸易公司都成了美国出口浪潮的先锋，充当美国粮食销往世界各地的使者。然而，与真正的使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交易员并非美国政府的雇员——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什么能力对他们进行监管，而且在交易发生之前，美国政府对这些交易几乎一无所知。由于慷慨的出口信贷，苏联以最低价进行的采购得到了美国纳税人多达约3亿美元的资助。 1972年9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出现了一个刺眼的标题：《苏联粮食交易被称为“政变”》，公众的反应不但迅速，而且激烈。 ^[21]

别洛乌索夫在纽约酒店的交易，让世界认识到了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巨大影响力。经过20年的全球增长，世界消耗的自然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它比过去更加依赖与这些资源相关的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世界比以往更加依赖少数几个人，即魏瑟尔、耶西森、麦克米伦和他们的继承人。这些大宗商品交易的先驱都围绕着流动的商品打造自己的产业。

但是，苏联突然袭击美国粮仓只是前奏。很快，谷物市场刚刚经历的那种混乱，将影响对20世纪经济最关键的一种大宗商品，也就是魏瑟尔20年前从苏联巧妙购买到的资源——石油。

[1] Bernstein, William,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 (Lon don: Atlantic Books, 2008), p.8.

[2] Information on the history of Philipp Brothers is based largely on Waszkis,Helmut, Philipp Broth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rading Giant (Metal Bulletin, 1992).Waszkis, a former Philipp Brothers executive, kept meticulous notes on his research, which are stored at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in New York.Items from Waszkis’s notes are referred to as‘Philipp Brothers Collection’,followed by their box, folder and page number.The collection is 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s://digifi nding aids.cjh.org/?pID=431072.

[3] Memoir of Norbert Smith, a former Philipp Brothers executive, that was serialised in The Jewish Link of New Jersey , part 19, accessed: https:// www.jewishlinknj.com/features/23920-my-stories-19.

[4] ‘Philipp Brothers in Tito deal’, New York Times , 13 October 1950, accessed:https://www.nytimes.com/1950/10/13/archives/philipp- brothers-in-tito-deal.html.

[5] MacMillan, William Duncan, MacMillan: The American Grain Family (Afto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1998), p.304.

[6]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Trading the Worlds Grai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p.787.

[7] Morgan, Dan, Merchants of Grain (An Authors Guild Backinprint.com Edition, 2000;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iking, 1979), p.122.

[8]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Going Global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8), pp.36–46.

[9]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p.497.

[10] ‘The Colossus of Phibro’, Institutional Investor , 1981.Philipp Brothers Collec tion: box 1, folder 17, p.158.

[11]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Trading the World ’ s Grai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p.793.

[12] ‘The Colossus of Phibro’, Institutional Investor , 1981.

[13] 1940 profi t number from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Trading the World ’ s Grai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p.879; 1970 profi t number from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Going Global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8), p.379.

[14] The best chronicle of the Soviet grain purchases is Trager, James, The Great Grain Robbe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5).In addition, the US Con gress held hearings into the purchases, including‘Russian Grain Transactions’(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July 1973) and‘Sale of Wheat to Russia’(House Agriculture Commit- tee, September 1972).Both hearings included fi rst-hand and detailed testimony from trading executives and government offi cials.

[15] ‘Some Deal: The Full Story of How America Got Burned and the Russians Got Bread’, New York Times , 25 November 1973, accessed: https://www.nytimes.com/1973/11/25/archives/some-deal-the-full-story-of-how-amepnka-got burned-and-the-russians.html.

[16]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Going Global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8), p.224.

[17] Morgan, Dan, Merchants of Grain , p.168.

[18]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Going Global , p.224.

[19]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Going Global , p.225.

[20] Fortune 500 list, 1972, Fortune Magazine , accessed: https://archive.fortune.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00_archive/full/1972/.

[21] ‘Soviet Grain Deal is Called a Coup’, New York Times , 29 September 1972,accessed: https://www.nytimes.com/1972/09/29/archives/soviet- grain-deal-is called-a-coup-capitalistic-skill-surprised.html. QJhKeAo3nrBXgEZ7wbGEPjKQWGAAkuXMpAgQNHKt0hnqtUsZASbr2lXgi4WGWj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