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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杜克既是众神之王与人类之王，也是正义、健康、农耕和雷雨之主，掌管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之间的那个原始宇宙。至少，古老的传说中就是这样说的。他跨上自己的风暴战车，用洪水、闪电与狂风暴雨，在混沌当中确立了秩序。这位魅力非凡的神祇战胜了混沌之龙，改变了属于世界上第一批城市居民的苏美尔人那纷乱不安的精神世界与人性世界。马尔杜克掌管的这片土地，气候十分极端，夏季灼热异常，气温高达49℃，冬季则暴雨肆虐，气温寒冷刺骨。他统治的这个世界，喧嚣动荡、反复无常且总是变幻莫测。
他手下的诸神，在这片肥沃与暴力之地上建立了一座座相互争权夺利的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创世传说中曾称：“率土皆海，继而埃利都生焉。”数百年后，这个传说被人们刻到了一块泥板上。埃利都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以西，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是所有城镇中最古老的一座，属于“地狱之王”兼“智慧之神”恩奇（Enki）的居所。埃利都最早的神庙，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左右；5个世纪之后，人们在一座宏伟的阶梯式金字形神塔（庙丘）下面发现了它，里面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砖块。另一座城市乌鲁克同样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境内，也靠近幼发拉底河；公元前5000年之后，两个大型的农耕村落合并成一个定居地，原本发展迅速的这座城市就发展得更快了。
乌鲁克是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乡。近2000年之后，即到了公元前3500年，这里完全不只是一座大型的城镇了。其周围的卫星村庄，向四面八方延伸近10千米之远，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灌溉系统。4个世纪之后，乌鲁克的面积达到了近200公顷，成了一座拥有5万至8万人口的城市。乌鲁克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与贸易中心，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相连，其两侧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两大贸易线路。那里有一座雄伟的神庙，据说是吉尔伽美什本人供奉给爱神伊南娜（Inanna）的；而在神庙的所在之地，据说爱神伊南娜曾亲手种下了一棵采自幼发拉底河畔的柳树。按照《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记载，乌鲁克有四个区域：城市本身、花园、砖坑，以及最大的神庙区。
女神伊什塔尔
的金字形神塔与神庙区，位于一座拥挤不堪的大都市，市里街区密布，到处都是土砖建成的房屋。其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关系紧密的同族社区，与城市腹地的村落或者专业工匠生活、工作的地区之间有着长久的联系。狭窄的街道将住宅分隔开来，但街道的宽度足以让驮畜通过。在风平浪静而寒冷的日子里，整座城市和繁忙的市场都笼罩在各家各户的火塘与作坊中冒出的一层烟雾当中。乌鲁克到处都是动物的叫声与人声：狗在吠，小贩在摊位上兜售商品，男人在吵吵闹闹，女人们走到一起购买粮食，远处的神庙围墙后则传来了吟唱圣歌的声音。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食物、牛粪、腐烂的垃圾与尿液的味道交织；但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其他所有城市一样，这里虽说位于一个有可能出现危险自然事件的环境里，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
城市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常态。
到了公元前4千纪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有超过80%的人口都生活在占地面积超过10公顷的定居点里；那是一片动荡不安的土地，由竞争激烈的城邦统治着。它们构成了我们如今所称的苏美尔文明，以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如今的伊拉克南部为中心。苏美尔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不过是由城市与城邦拼凑而成的，而这些城市和城邦都依赖于印度洋夏季风带来的降雨，以及春季与夏初的河水泛滥。
随着城市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也急剧增长，足以养活成千上万的非农人口。这种农业生产，靠的是春夏两季沿着那两条大河顺流而下的洪水。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带来夏季降雨的印度洋季风强度开始有所减弱。雨水减少，并且来得较晚，去得却较早。土耳其的降雨量也下降了，而那里正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洪水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变得不那么稳定，还有造成严重破坏的漫长干旱周期，而对靠着经常突然改道的河流生存的小规模群落来说，影响尤其严重。
就算是有充沛的降水，这种情况对灌溉农业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谷物和其他主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数个世纪以来，农民都是沿着天然堤坝的后坡、沿着被洪水淹没的洼地边缘，耕作一片片狭窄的田地。他们还利用天然堤坝上的缺口以及由此冲积而成、排水状况较好的淤积土层，因为它们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灌溉。不过，这种田地只能养活相对较小的定居地，其中大多是一些主要水道兼商路沿线的村庄。这就是在地方层级管理农业极其有效的原因。
城市里居住的人口很快达到了5000人至5万人，在面对较为干旱的天气条件时，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精耕细作与人造的灌溉设施。那些将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城市连接起来且本已紧密的相互依存网络，则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气候变化与非农人口的日益增加，意味着以方方正正的平坦地块为基础的农耕方式，会被耕作成一块块更加标准化的长形地块的方式取代；虽说长形地块需要人们仔细照管，但农民会用牛拉犁耕地。公元前3千纪一位农民的年历上，给出了明确的灌溉指南：“唯麰满犁沟之窄底，当予顶部之种子以水。”
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权威，不像后来19世纪西方国家的产业化农业发展起来的时候那样。相反，农学家都来自一些小部落，其中每个部落都有规模不同的灌溉设施，并且那些设施会在他们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过程中不断变化。要想在地方控制之下管理好这种经济而具多重意义的农业，人们必须对村落政治与竞争具有深入的了解才行；对于任何一个中央集权机构而言，这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起初，这里并没有专制的国王和强有力的统治者来制定政策、分配水源或者修复沟渠。权力掌握在部落首领的手中，他们的权威依赖的是村民的忠诚、亲族关系，以及将农村社会、常常还有城市社会中每一个成员联系起来的各种互惠关系。这些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导致城市与其外围社区之间出现了长期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地方性的动荡和骚乱，并且在苏美尔文明终结之后依然持久存在。
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长，需要更多粮食盈余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条状田地以及它们之间密集的犁沟，需要一种超越家庭和亲族群体的组织水平。一种新的要素，即一种社会权威开始发挥作用了；这种社会权威也许是在神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负责监管着更大范围里的灌溉与农耕。我们很容易认为税收会随之出现，但实际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徭役代税制，非但为灌溉设施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为各种公共工程提供了劳动力。劳力获得的报酬，都是仔细配给的口粮，而这反过来又迫使农民去满足徭役的要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到伊朗腹地，都出现过为劳工准备的、带有斜边的标准化口粮碗，就是这种劳役的证明。尽管像乌鲁克的伊什塔尔神庙这样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强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力量，但苏美尔人却生活在一个由城市与村落组成的二元世界里。村落生产粮食，城市则是制造中心、贸易中心和宗教活动中心。公元前3千纪里有一则谚语，说得恰到好处：“外围村落，乃中心城市之衣食父母。”还有一块泥板上则称：“民之惧者，实乃税吏。”
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利韦拉尼曾经论述过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诸农耕社区的重要一步。
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农耕社区一直生活在自给自足、维持温饱的水平上。不久之后，它们变成了马里奥所称的、刚刚形成的城市社会的“外圈”。农耕社区为粮食生产和城市开发项目提供劳动力，至于回报，就算有的话，除了服务于掌管附近那座城市的守护神所带来的满足感之外，也是寥寥无几。“外圈”生产的粮食和提供的劳力，养活了城内获得口粮的工匠、官吏和祭司。这种不平等的粮食生产和再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座座以社会不平等与特权为基础的城市。内外之别很快导致了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一种被礼制和强调通过等级体系进行合作的“智慧文学”
加以巩固的制度。有则谚语曾经鼓吹：“勿逐权贵，勿毁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