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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干旱时，随着森林范围逐渐缩小，野生禾草的收成也开始大幅下降。一些饥肠辘辘的部落依靠猎杀小羚羊与对谷物和豆类进行精耕细作而幸存了下来。在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这样的地区，一些群落开始种植野生禾草，想要扩大它们的种植范围；这种做法是人们熟悉的一种实验策略。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幼发拉底河一个叫作阿布胡赖拉的村庄土丘上，大约13000年前的原始居民都住在简单的“窖屋”里；那里的环境可谓林木繁茂，动物与野生谷物都很丰富。
他们还会捕猎成百上千头波斯瞪羚；每年春季，波斯瞪羚都会从南方迁徙而来。考古发掘者安德鲁·穆尔（Andrew Moore）用细筛对覆盖着灰烬的居住层进行筛选，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植物性食物样本。他的同事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则发现，这些样本来自6种主要的野生植物。不过，当时还有数百种其他的野生植物，被人们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还包括迷幻剂和染料。随着旱情加剧，这个小小的村落被人们遗弃了；或许，木柴短缺也是这里被遗弃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9000年前后，一个新的村落在这座低矮的土丘上兴起，然后逐渐发展到了占地近12公顷的规模。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人们不再捕猎瞪羚，而是开始牧养绵羊与山羊。希尔曼发现，人们起初是在附近的森林里采集水果与禾草。随着干旱加剧，一度生长在房屋附近的野生禾草变得日益稀少起来。400年过后，旱情更加严重了。起初，人们通过转向采集种子很小的禾草与其他的应急性食物，来适应这个始终都属于半干旱气候的地区。从他们留下的骸骨来看，与前人相比，第一批农民的生活过得尤其艰难。一些年轻人的颈部和脊椎都有问题，因为他们经常背负太重的东西，比如一捆捆谷物或者建筑材料。女性身上通常有趾骨磨损的迹象；这种症状，与脚趾总是处于蜷曲／弯折姿势导致的症状相吻合——这种姿势，也就是她们在房中地上固定的磨石上无休无止地加工谷物时所需的姿势。尽管有这些问题，这里的人口还是迅速增长，以至于居民多达400人了。生活在如今业已荒芜的干旱草原环境中，他们便采用了人类从事农耕之前一种源远流长的策略：他们最终弃这座村落而去，迁往水源较丰富的地方了。
公元前7700年过后，随着环境再次变得较为有利，这座土丘上又兴起了一个更大的村落；村中都是土砖平房，由狭窄的巷子隔开。阿布胡赖拉的情况，并非特例。随着更湿润的气候条件卷土重来，人们便忘掉了气候较干燥的那几个世纪，农业与畜牧业也从沿海地区扩散到了内陆，从低地传播到了高原，经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土耳其与尼罗河流域。然而，人们变成农民并不只是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转变过程要复杂得多。
在土耳其中部的加泰土丘，人们进行了另一项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一个大型的村落，或者说一个房屋密集的小型城镇，在大约公元前7400年至公元前5700年间的1700多年里，重建了起码18次。
此地之人的日常生活，以一群群密集的住宅为中心；在这些住宅里，同一家族已经居住了数代之久。许多房屋都带有装饰，所用的艺术风格非常奢华，呈现出复杂的象征意义。墙上绘有人类与猛兽的壁画，还能发现人类与公牛的石膏头骨。在有人居住的房屋里，居住者会与过去进行密切的互动。其他一些房子里则存放着人类的骸骨，数量比曾经居住在那里的活人要多得多。它们似乎就是考古发掘者所称的“祖宅”，是人们举行祭祀仪式、在世者得以接触备受敬重的祖先之地。
当时的加泰土丘人的生活，并不一定令人觉得舒适。在加泰土丘最繁盛的时期里，有3000人至8000人住在村中或者附近；当时的降水相对充沛，贸易也在蓬勃发展。加泰土丘人面对过人口过密、传染病频发、暴力肆虐等问题，还遇到过严重的环境问题。公元前7400年前后始建的这个小村落，迅速发展成了一座人口稠密、规模大得多的村庄，甚至成了一座城镇，因黑曜岩（即用于制造工具因而备受重视的火山玻璃）生意红火而繁荣起来。如今，生物考古学家能够对当时居民骨骼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骨骼中稳定的碳同位素表明，当时的人主要以谷类为食，比如大麦、黑麦和小麦。他们一开始养的是羊，后来则是养牛。他们以谷类为主的饮食，导致了许多蛀牙病例。人们腿骨的横截面表明，后来住在这里的人比起初的居民走路更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后来的居民不得不到远离社区的地方去耕作与放牧。领导这项研究的克拉克·斯宾塞·拉森（Clark Spencer Larsen）认为，当时的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曾经迫使社区成员到离住处很远的地方去种植庄稼和充分收集一种至关重要的物品：木柴。
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气候变得日益干旱的那个时期里，加泰土丘在蓬勃发展。不过，长期的人口过密与恶劣的卫生条件必然会导致传染病；这一点在死者的骸骨中会显现出来。当时的住宅，就像是一栋栋拥挤不堪的廉价公寓，以至于研究人员对墙壁与地板进行分析时，竟然发现了人畜粪便的痕迹。垃圾坑和畜栏，都紧挨着一些房屋。这里的卫生条件，必定恶化得非常迅速。人口过密，也导致了暴力现象。在一份由25人构成的样本中，竟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身上都存在愈合了的骨折痕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反复受伤，其中许多处伤都是他们背对袭击者时，被硬邦邦的黏土团击中头部造成的。受害者中，超过半数都是女性。大多数袭击，都发生在居住环境最拥挤的那几代里；或许，那几代就是这个社区内部紧张和冲突的时期。但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在于，加泰土丘农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几乎与如今城市在更大规模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毫无二致。
在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的一个时代，更频繁与更广泛的相互交往把远近各地的社群联系起来。在当时这个日常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围绕着四季的无尽更替来进行的社会里，一种不可抗拒的延续性理念变成了生活中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村社会都必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在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800年间，一场场灾难性的干旱对位于尤克辛湖（Euxine Lake，即如今的黑海）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农耕社区都产生了影响。干旱旷日持久，湖泊与河流纷纷干涸，死海水位也降到了历史最低。在冷酷无情的干旱面前，大大小小的农耕社区都开始缩小规模和逐渐衰落下去。许多人消失不见，无数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人，例如一度繁荣兴旺的加泰土丘居民，则因为满足不了体形较大的畜群的饮水需求，从养牛转向了牧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