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农民（约11000年前）

尽管人类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早期实验，但正经的粮食生产，始于约110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东亚和南美地区。大约3000年至4000年后，中国的长江与黄河沿岸都出现了农民。5000年前，南亚与东南亚、非洲大草原的部分地区以及北美洲都兴起了农业和畜牧业。这些新兴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张开去，但取决于当地的环境而速度不一。有了较为可靠的粮食来源之后，人口数量与密度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人类刚开始进行粮食生产时，全球只有500万左右的人口，但到了基督时代，这一数字急剧增长到了2亿到3亿之间。现在，自给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养活着全世界75亿人口，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如今仍有不到100万的人口，在以古老的狩猎和采集方式生活着。

半个多世纪以前，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曾经撰文论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两大革命，即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 柴尔德笔下的这两大革命，掩盖了粮食生产能力曾经导致人类社会出现的一些复杂得多的变化。其中，不仅有人类在农作物与动物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发展，还有规模更大、人口也要密集得多的永久性定居地的建立。

柴尔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故尤其关注一些与定居生活相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财产的积累、对有限土地的投资，以及后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的确出现了一种朝着竞争、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等方面发展的强大趋势。但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也意味着此时一些人摆脱了筹集食物的日常任务，可以专攻其他的事情，比如制陶或冶金，或者只是花时间去思考和关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这正是定居社会促使冶金、写作、艺术与科学领域里出现了大量创新的原因。此外，随着人口倍增，人们的想法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他们会聚于城镇，能够分享知识与思想的时候。人口增长并非只因为食物供应很充足这一个方面（这种充足，从来都没有什么保障），还因为多生几个孩子（作为未来的劳动力）在农耕社会里往往是一种优势。这一点，与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子女太多会给后一种群体的食物供应带来负担。随着人口增长，村落变成了集镇，集镇变成了城市，而城市则变成了王国，然后有了实力强大的帝国。

这种情况，还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出现了由家畜或者昆虫滋生引发的新传染病，并且给环境带来了种种压力。这些“文明的变革”，对全球气候产生了重大影响。回顾过去的75万年，其间至少交替出现了8个气候温暖的“间冰期”，以及它们之间气候寒冷的冰期；其中的每一个冰期开始的时候，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都很高，然后，随着气温下降，温室气体的含量也会缓慢下降。接着迎来了当今这个时代，地质学家称之为“全新世”；当然，这是一个农耕时代。气候学家威廉·拉迪曼已经指出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起初逐渐下降，但在大约7000年前又开始上升的过程。 大气中的甲烷含量，则在差不多2000年之后开始上升。他认为，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是人们砍伐森林以进行农耕导致的，而甲烷含量上升则是人类种植水稻的结果。拉迪曼的理论虽然备受争议，如今却已日益被人们广泛接受。可以说，从狩猎与觅食到农耕这个古老的转变过程，缓慢却势不可当，并且确实在无意当中助长了全球变暖，大大增加了我们在面对短期与长期性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

当然，人类一向都很脆弱。像灾难性干旱之类的短期事件，有可能在气候并未变暖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以前的社会为何能够适应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并且幸存下来呢？很显然，寻找食物是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压倒性因素。当环境有利，猎物和植物性食物都很丰富时，人类的生存决策相对简单，其依据的是哪些食物最容易获得，并且会受到他们与邻近部落之间竞争的影响。环境条件恶化之后，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人类的直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一些传统的生存策略也不例外。有些人可能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迁徙到新的地方；其他一些人则有可能争夺资源，诉诸暴力，可结果却毫无保障。

当时，人们在很多方面必定都是依赖长期的社会记忆，依赖于人类代代相传的关于环境与食物资源方面的知识。不同于狩猎与采集民族，一旦与土地紧密联系起来，农民就会规避风险；他们非常清楚，反复出现的作物歉收与禽畜疾病有可能让他们无法适应天灾，比如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结果，必定有很多人丧命，也必定有一些群体走向了灭绝。在这个方面，不断迁徙的觅食民族与世世代代留在一个地方尝试耕作的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重大区别。连最早的农民，也对他们的土地、房屋、储藏设施和仪式中心进行了大力投入。在对环境的这种精神依附的作用下，他们往往会对环境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比如养羊而不养牛。抛弃一个定居地和整个部落所珍视的土地，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

在气候快速变冷的“新仙女木”事件中，黎凡特 北部地区才真正开始了农业；假如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看出环境在人类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种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人们开始进行粮食生产，因为冬季的霜冻杀死了种子，并且推迟了谷类作物的发芽与成熟时间。各个群落都不得不改变他们的食物来源。这是一个个季节性气候条件不断变化和很不稳定的时期。在只能养活少量人口的地区，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结果，就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争夺食物和无数次小规模的迁徙。觅食民族做出的反应，是从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和叙利亚-阿拉伯沙漠边缘这种较为干旱的地区，迁徙到了有可耕土地的地方。但短期内，觅食民族只能在靠近沙漠、不可耕作的边缘地区勉强生存。

巨大的转变，出现在有地中海植被的地区，或者说靠近“肥沃新月”中那个大草原的地区。 在其他一些森林较多的地区，觅食民族则继续与农民一起繁衍生息。在11700年前到1120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农民不但开发出了新型的斧、锛，而且开始使用效率更高的磨石、石镰，以及效果更好的新式箭头。他们的定居地变得更加恒久，还有足以傲人的土墙房屋或者砖墙房屋，这种平顶建筑常常建在石头地基上。宗教建筑的最早证据，比如土耳其东南部哥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上的神殿，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据我们所知，那处遗址的居民曾经把整座山顶变成一个祭祀中心，但他们仍然属于狩猎采集者，而不是农民。不过，他们建造了一座复杂的、带有石雕立柱的圆形建筑，立柱上雕着动物图案，表明那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圣地。

与这种神殿有关的画作、雕像和石膏人类头骨，既反映出当时的人心怀一种强烈的执念，认为祖先是土地的守护者，也反映出他们极度迷信创造环境、力量强大的神秘生物和滋养环境的各种气候力量。这些执念，又反映出他们更加关注领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神殿内精心设计的动物雕像、人类雕像或者墙壁装饰则证明，他们与不论远近的相邻部落都经常交流。随着这些交流而来的，就是共享耕作与放牧的知识，从而让其他人也能采用新的生存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