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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祖先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欧亚大陆北部，大约16000年前之后，狩猎部落进一步向北迁徙，进入了冰川刚刚消融、变成了开阔草原的一些地区。随着“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气温升高，森林逐渐取代了这些草原，先是桦树林，最终则成了橡树林。
欧洲的狩猎部落，也从捕杀驯鹿和喜欢寒冷气候的猎物转向了捕猎马鹿、野猪和其他的森林动物。当时的猎人仍然使用长矛和投矛器，后者是一根带钩的棍子，能够准确无误地将长矛投掷出去。简单的弓箭此前早已为人们所使用，可能是5万多年前在非洲率先开始使用的；不过，在新的石器技术让人们能够制作出小而锋利的箭头之后，弓箭才开始盛行。这些轻型武器的射程更远，故拥有一种巨大的优势，能够猎杀飞行中的禽类。
人类有了弓箭之后，野兔、啮齿类动物以及迁徙的水禽就变成了颇受重视的食物；人们不仅用网子和陷阱捕捉，而且可以用这种轻便的新型武器捕猎它们了。木箭的顶端带有小而致命的锋利倒钩，以及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致命箭头。考古学家把这种箭头称为“细石器”（microlith），即细小的石头。在猎物种类增加的同时，人们也扩大了对各种植物性食物的利用。此时，禾谷植物、水果和坚果绝对不只是补充性食物，而是“后大冰期”时代人类饮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许多部落定居在湖畔、河滨和避风挡雨的海湾边，而在这些地方，捕鱼与寻觅软体动物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很多地方，大大小小的部落群体曾经可能年复一年甚至是永久地利用相同的营地；这一点，取决于各季食物的丰富程度。
随着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数千年的气候变暖也导致海岸线与河流发生了巨变。大陆架消失了，比如东南亚的近海大陆架就是如此。位于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陆桥”，变成了一个风暴肆虐、波涛汹涌的海洋。直到大约8500年前，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北海还是一处由低洼的湿地与湖泊组成的陆桥。地质学家根据地名“多格浅滩”（Dogger Bank），将这个沉没的古代世界称为“多格兰”；如今，多格浅滩成了一处富饶的渔场。
曾经有好几千人在那里繁衍生息。许多部落必定是划着独木舟，撒渔网、布渔栅、猎野禽，捕杀鹿和其他小型猎物，几乎终生如此。像“大冰期”里的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在不停地奔波，只不过，他们流动的必要性不仅是由动物的迁徙或植物性食物的时令所决定的，还取决于水位的变化情况。在这种近乎一马平川的环境中，海平面若是上升，甚至像某一次那样，爆发一场海啸，那就意味着到处都会洪水滔天。一个有所遮蔽的独木舟码头，可能会在一个人不到一辈子的时间内就没入水下。
由此导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动物们都选择了新的迁徙路线，而当栖息地变成泽国之后，它们又会继续迁徙。突如其来的洪水，带来了疾病与新的寄生生物。最重要的是，在一个人口密度不断上升的时代，失去狩猎场地和明确划界的部落领地，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会让人们为了获得开始稀缺的食物而展开争夺，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暴力现象和战争。持续不断且似乎势不可当的变化与环境威胁，引发了一种持久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惧感，就像当今这个世界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让太平洋诸岛和其他低洼地区的人都心感忧惧一样。多格兰地区内发生的每一场大洪水，都意味着人们失去了一片曾经饱含意义与情感记忆、浸润着家族历史与亲族纽带的土地。它也意味着人们丧失了许多实用性的知识，比如在哪里可以找到最优质的鱼类，或者优质的燧石。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可能会不以为意地指出，人口流动是一条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行之道，但在有些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必定曾带来创伤，甚至是危机。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6200年间，大西洋海平面上升，形成了北海，淹没了以前的多格兰陆桥，使之变成了如今的汪洋大海，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分隔了开来。
不过，随着全球变暖，机会主义开始发挥作用了；其实，人类一贯如此。早期的人类既没有被永久性的住宅所束缚，也没有在庄稼种植方面进行投入，故他们会发现，不断迁徙相对容易，至少比后来定居的一代又一代人更加容易。同时，人们对环境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用灵活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去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当然，我们在古人的技术创新中也会看出这个方面的蛛丝马迹，比如新型的渔具；1931年人们在多格浅滩附近发掘出的一把经过精雕细刻的多齿骨制鱼叉叉尖，就是一个例子。
大约15000年前的某个时候，第一批人类横跨白令陆桥，从西伯利亚来到了阿拉斯加；他们极为了不起地适应了新环境中的生活。
率先迁来的，是北极地区的狩猎民族；他们很可能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往南，无比迅速地扩散到了北美洲及其以南的地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尽管人口仍然稀少，但人类已经适应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从北极苔原到广袤开阔的平原，再到沙漠和热带雨林，范围惊人。
起初，美洲的人口数量极少，分布广泛，并且分成了一个个的小部落。第一批美洲人属于来去匆匆的民族，他们不停地迁徙，只是偶尔与其他民族接触一下。他们的工具都很轻便，易于携带；至于狩猎武器和其他设备，许多都是到需要的时候才制作出来，然后很快就丢掉了。他们留下的东西，如今我们几乎都无从看到，通常只有散落的石器和石片，偶尔也有动物的骨头。据我们所知，当时人类用的是锋利的石刀和石尖长矛，它们与西伯利亚出土的工具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就表明，新的环境导致人类采取了新的适应手段。一些零散的石器和经放射性碳测定的工具，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甚至更早。
大约13000年前，北美洲出现了分布广泛的克洛维斯人，他们以制作出了独具特色、带有薄底座的石制枪头而闻名。克洛维斯人全都是技术高超的猎手，能捕杀各种大小的猎物，但他们也曾广泛采集各种植物性食物。与先辈们一样，他们的流动性极强，能够长途追踪野牛和体形较小的猎物。克洛维斯人还曾从遥远的地方获得纹理细密、用于制造工具的石头。例如，在相距1770千米之远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人们竟然发现了用来自北达科他州一些采石场的“刀河燧石”（Knife River Flint）制作而成的克洛维斯燧石矛尖。这些流动性强、多才多艺的克洛维斯部落适应了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从“大平原”上的草地直到西部的沙漠之地，以及从寒冷的北方到炎热的沙漠这样的极端气温。
克洛维斯人的文化传统，繁荣发展了大约500年。接下来，克洛维斯文化就被另一种从事狩猎与采集、称为“福尔索姆”（Folsom）的传统文化取代了；后者是一个文化标签，代表了从阿拉斯加的边境到墨西哥湾这个广袤地区里繁衍生息的数百个小型的狩猎部落。许多部落都曾逐猎北美野牛，可福尔索姆诸部落却适应了从落基山脉到“大平原”东部的草原林地等广泛多样的环境。数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的后继者也适应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包括西部的沙漠、东部的林地，以及异常富饶的河口与湖滨之地；在这些地区，日益复杂的狩猎采集文化曾于同一个地方繁衍生息数代之久，主要依靠鱼类、植物性食物和猎物为生。在这里，亲族纽带加上食物与其他商品的互惠交换既增加了人们的居住稳定性，也让他们与古老的土地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其中有些社会，还成了后来一些更加复杂的狩猎与农耕社会的前身。
所有这些社会都一如既往，将文化价值观、本能以及像拓展食物来源与流动性等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策略结合起来，成功地应对了严重的气候变化，尤其是日益加剧的干旱与气温上升这两个方面。人口密度不断增长与定期接触其他部落，使得人们更加容易分享食物、进行合作，尤其是更易提供有关复杂环境的知识；当时的人类社会，普遍对环境心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