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背后的大道理

四亿大关，人丁繁盛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

道光二十年（1840），中国人口突破了四亿大关，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数量的最高峰。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人口的剧烈增长，人口增长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

传统的中国人大都有“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家庭或家族的“添丁之喜”也是非常重要的庆祝活动。不过，统观社会全局，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值得深思的。

清代以前6000万人是最高的人口总数，有清一代，顺治八年，全国人口不过5300万，康熙时超过了1亿，到乾隆时期人口达到了2亿~3亿的规模。

17世纪晚期的一首词，描绘了此时中国社会的情况：“屋鱼鳞，人蚁迹。事不烦，境常寂。遍桑麻禾黍，临渊鲤鲫。胥吏追呼门不扰，老翁华发无徭役。听松涛鸟语，读书声，尽耕织。”

这首词描述的是：百姓家家户户的房子连成一片，像鱼鳞一样密集，人也多得像蚂蚁一般，但是人们生活没有烦忧，边境沉寂没有战事；百姓家种植着稻禾、黍米，临近的池塘还养着鲤鱼、鲫鱼，生活非常恬淡安适，即使是胥吏也不会追着人上门打扰，白发老翁也不用负担徭役了，人们可以听到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林间的鸟鸣，读书的小孩声音洪亮，大人们耕地的耕地、织布的织布，各司其职。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口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增长？

“老翁华发无徭役”，其实就是推动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清朝政府的政策。清前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更多的生活资料。

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政府正式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康熙晚年到雍正年间，政府在人口政策的基础上改革了税收政策，将土地税和丁税合二为一，也就是所谓的“摊丁入亩”制度，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这两项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人们不再为家庭人口的增长而负担更多赋税。再加上医药和医疗的改进，人口死亡率得以下降。

另外，美洲新作物，如玉米、甘薯、花生、马铃薯等引入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后面我们将有专题讨论外来物种引入问题，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人口迅速增多，到嘉庆年间，四川已经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

清中期以前，四川是粮食外运大省，到嘉庆以后，粮食外运基本断绝，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米价大涨。这是为什么呢？

人口增长导致人均耕地减少。儿子均分财产是传统中国的遗产分配方式，这种遗产继承制度是一种有利于结婚成家、减少迁移、刺激生产、促进人口增长的制度，而且使土地不断分割成为一种必然。

以前文介绍过的阙氏家族为例，他们从福建迁移到浙江，开始了生存繁衍。在清代的150年内，阙氏家族的人口翻了近100倍，在家族最鼎盛富裕的时期，人均拥有土地超过11亩，而当家族积累的田产不再增加，人口却迅速增长之后，到清朝末年，人均拥有土地不过1亩多，勉强维持温饱。这便是人口增长使人均拥有的土地不断减少的趋势。

乾嘉时期十分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洪亮吉，在当时就对人口迅速增长引发的危机进行过分析：一必耕地和住房紧，二必引起物价上涨，三必大批人丁失业。

人均耕地多少才能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水准呢？洪亮吉推算，江南平均亩产一石（清朝的“一石”差不多是120斤），据此可以计算“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这是日食米1升的最低生活水平。若要达到“食亦仅仅足”的程度，十口之家需要“食田一顷”，即10亩。

笔者曾经讨论过四川在近代所面临的人口压力的程度，根据笔者的计算，按最保守的估计，同治年间人口总数的12%，即约400万人没有基本生活保障；20世纪初，人口总数的29%，即1200多万人缺乏粮食。粮食如此短缺，就是当时社会混乱最根本的动因。

不仅农民如此，就连城市里的手工业者也面临失业的状况。苏州作为清代纺织工业区，是手工艺艺人的聚集地。但是由于物价上涨、民生艰难，那里的纺织业也受到影响。随后，无业之人成为流民，甚至乞丐。陈宏谋在江苏巡抚任内看到，各地乞丐大多是年富力强之人，都是因为无路谋生，才不得不乞讨。嘉庆元年（1796）北京城里一夜冻死乞丐8000余人，时人在文章中指出，“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可见“无田可耕，无业可守”的人非常多。

在此情况下，人口买卖、溺婴等现象不绝如缕。乾隆中期，甘肃平凉人卖妻儿，将他们装在木笼里放在驴背上，视同动物。5个月内，经城门而卖出的人口达6.7万余人，这种像贩卖货物一样贩卖人口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当时人口过剩的惨状了。

为了应付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清政府也不断采取措施。

比如，从康熙七年（1668）开始，朝廷一直把关外之地列为封禁之地。

关外是清王朝的发祥地，禁止汉族百姓往这里迁移。禁区内禁止移民，禁止开垦田地，禁止采伐森林矿产，还禁止采掘人参、东珠等名贵品。清政府不仅以长城为界，限制关内移民，而且也禁止汉族移民进入蒙古地区。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汉蒙接触、联合抗清。

到了雍正、乾隆时期，人口迅速增多，朝廷的禁令不得不松动。雍正初年颁发谕旨，允许人多田少地区的百姓迁移到曾经是禁区的边远地区去开荒，例如古北口一带的军事重地。乾隆以后，清政府出于民生考虑，也放松了限制。

那时候，迁入东三省的以山东人为最多。他们携家带口到达关外以后，建造窝棚居住，随后开始在附近土地开荒，第一年种荞麦，第二年种高粱等。可见人们被衣食所迫，不得不冒着触犯法纲的风险。

除了向东北移民，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也大量迁移到台湾或偷渡到南洋。嘉庆年间，因害怕在海口被盘获，闽粤一带偷渡去南洋的人都先结队通过陆路到澳门，然后再通过外国船只前往南洋。据文献记载，嘉庆时期，只在安南一带，闽粤人就不下十余万。

虽然清政府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采用了不同的措施应对，但在前现代的农业中国，人口发展的现象并未逃脱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描述的宿命。也就是说，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中国，人口没有节制地增长，土地可以承受的人口会达到极限，从而导致不断的贫困，并最终使人口死亡率不断上升。

正如洪亮吉所担忧的，土地开发及统治者的其他政策都不能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对于人口快速增长，他抱着悲观的态度，看出社会迟早会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发生变乱。

在洪亮吉的《治平篇》人口论问世后的第三年，白莲教起义发生。经此大乱，人口增长的趋势稍有缓和，但人口压力依然很大，直到白莲教平定后48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大量人口因残酷的战争死亡或消失。

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汪士铎从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国的都城）逃出，住在天京附近的村子。他调查了参加太平天国叛乱人数众多的原因，主要就是他们失去了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他由此论断，当时是由于人口过剩才引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片面，但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压力最终将引起社会动荡，这是毫无疑问的。

太平天国：人口过剩导致的人口大量消亡

清代产生的人口过剩是诱发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量人口又随着战争消亡。下面我们就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一看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太平天国战争从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宣布起义开始，到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结束，历时14年。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社会，人口经历了从2亿到突破4亿大关的急剧增长，也几乎到达了土地可以承受的人口极限，产生了太多无法凭借土地获得温饱的农民，他们对政治制度不满，最终才揭竿而起。而太平军所到之处，贫困的农民大都热烈响应，这也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战争中残酷的杀戮造成交战双方人员大量伤亡，第二是主要战区的人们或被杀，或被俘，疾病饥饿等也造成大量死亡。

在战争前期，太平军除了军人，还有大量的随军家属。在武汉时太平军有约50万人，到攻打南京时已有70万人。人数如此之巨，一方面是因为其中还包括老年人、儿童、妇女等非战斗人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太平军经过的地区，许多贫困无着的农民跟着他们揭竿而起，成为起义军的一分子。

还有被太平军掳掠来的平民，许多地方志中记载着有成千上万的男子甚至妇女被太平军掳走，仅咸丰三年（1853），据说被掠人口就达30万~50万。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其后历次战斗的牺牲品。

即使是随军家属，最后也不免落于清军屠刀之下的命运。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为了减少家属对军人的拖累，把队伍分成“男女馆”，男馆人口有10万，女馆人口约14万。在天京陷落、清军入城之后，清兵对城中居民进行屠杀，被杀人员就包括太平军男女馆中的十几万人。

1856年，天王洪秀全与北王韦昌辉合谋杀害东王杨秀清，并置其全家徒党于死地，被杀的男女据说在两万人以上。

在这场运动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创最严重，苏南、浙北、安徽、江西等地区或因为地理优势，或因为粮食充裕，始终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的焦点。

战争给人口带来的极大破坏，充斥在大量的历史记载中。

江西省义宁县在咸丰五年（1855）时，曾对县城内人口及从四乡而来的难民做过一次保甲登记，人口总数为10万。但在随后的21天，义宁县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县城失守后，城内的幸存者不足1万人。近百里内的溪水被染红，河道被尸体阻塞，那些尸体只能火化后埋入一个大墓，这座墓后被称为“十万人冢”。

战争中的杀戮是十分惨烈的。浙江文人王彝寿记载太平军：“有剖腹而饮其血者，有剁四肢者，有挖心而食者……种种惨状，笔不忍书。”

清军官兵的残酷不亚于太平军。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诟病的就是他坚决主张将叛乱者斩尽杀绝。他为什么要推行这样的政策呢？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保卫传统的意识，以“拜上帝教”为意识形态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儒家正统的颠覆，是一种“奇变”，所以要维护传统，必定要剿灭“异端”。

太平天国后期的中流砥柱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传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讲广西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政策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对战争的具体描述。

清军围攻天京时，城中粮食久绝，军民以草根树皮为食。湘军攻入城中时，两军在城中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城内太平军十余万人，或死于湘军的刺刀，或聚众自焚葬于火海。

湘军攻陷天京后，那里成为人间地狱。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进城后，对城中的景象瞠目结舌。他在日记中写道：尸体腐烂于街头，臭不可闻。湘军将尸体拖到路边，盖上碎土，这样才能有路可以通过。

在历史的记载中也渗透着个体的血泪。当时天京城里的儿童、老人等大都被屠杀，年轻女子的命运因为她们的价值而稍有不同。

攻入城内的湘军将数千名年轻女子掳掠出天京，其中有一个16岁、名叫黄淑华的女子留下了关于她个人遭际的记录。士兵上门，杀死她的两个兄长，后又杀死她的母亲及弟弟。黄姓女子悲痛求死，但士兵却大笑：“予爱汝，不杀汝也。”

士兵把她绑起来，放上船，还乡回湖南。黄姓女子害怕自己成为仇人的妻子，把自己的遭遇写在纸上，然后找机会杀了士兵，之后上吊自杀了。这则记录在《象山县志》里的故事，一方面显示了天京陷落时城内无辜居民的大量被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个体在战争中的残酷命运。

战争间接带来的疾病和饥荒，也成为人口骤减的重要因素。

仅是在上海，到了1862年，就已经有150万人挤进上海县城和租界避难。霍乱也在这年5月开始出现，并迅速传播。疫情最惨烈时，租界一天死亡3000多人。霍乱通过通商口岸的船只从沿海进入内陆，在安徽的曾国藩的湘军也未能幸免，在皖南的湘军部队有六七成被传染。

同时，乡间的饥荒加剧。曾国藩在1863年6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皖南到处食人。”

相似的记录也出现在其他湘军首领的报告中。1863年春天的皖中地区，本该是一片翠绿的稻田，但该地沿路连禾叶也看不见一片。

而对整个中国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的1851年，人口大约为4.3亿；而太平天国失败后，总人口减少了7000多万，损失了1/6。

我们该如何评估这样的人口骤减呢？在这场战争结束近50年之后，苏州府，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依然有10万亩良田处于荒芜之中，足见这场战争对人口的巨大破坏了。

这样的数字让人唏嘘。在前现代的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势必会导致农民的生活日益无法保障，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大规模的起义。这样的史实对于时人而言是无意识和无法控制的，但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则有着非常好的启示作用。

古代中国的阶层是“开放的”，人们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

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社会的等级与分层是需要讨论的。

中国社会的等级思想很早就形成了，在一个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人的权利、义务、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存在种种差异。我们在古装剧中看到的嫡庶有别、长幼有别、尊卑有别是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在历史长河中，“士农工商”四民是有明显等级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管仲对“理想社会”的一种设计，那就是有秩序，有管人的人，也有被管理的人。

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社会等级就像金字塔：统治者位于最高位，是金字塔的顶点，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关的宗室、贵族，也拥有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官僚阶层是接下来的下一层，人数也逐渐增多；到最后，人口基数最多的是平民。

其实平民之下还有贱民，例如广东的疍户，以船为生，永不上岸，是没有民籍的。除此之外，还有奴婢、妓女、优伶等特殊职业的人，他们没有普通平民应有的权利，有些时代的法律还禁止他们和平民通婚。

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的阶层是多元的，仅就官僚阶层来说，最高级别的官员和最低级别的官员在社会地位上是截然不同的。士农工商四民，以士为首，商人地位最低，四者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且在多元的社会阶层中，它们之间也不是绝对分隔和对立的，而是可以流动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贱民并不是没有“翻身”的可能，雍正时期就曾几次下令解放他们，在法律上允许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享有普通人所拥有的权利，经过三代还可以参加科举，从而参与社会阶层的上升。

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非常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先回到石羊场杜家的故事。杜家作为四川一个普通的农家，以手工业为主，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不仅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支出，也供养三个孩子上学，但农业生产带来的利益是相当有限的，故事中反复提到，是手工产品贸易使这个农业家庭变得富裕的。其中杜二嫂作为掌柜娘，她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是通过财富体现出来的，而且高于普通农民或手工业者。

可见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带来的新的关于工业和商业的观念传播，传统中国社会观念中士农工商四民，农高于工、商这样的社会分层有了改变。

在杜家的故事中，杜二嫂有着比较长远的眼光和打算。为了让杜家的经济地位可以延续下去，在有了较好的经济能力时，她让三个孩子都上学，接受教育，而且还把大儿子送到空军学校。杜二嫂的这些安排其实还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希望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阶层上升的观念，这一点是经久不变的。

而财富可以让杜二嫂的孩子接受教育，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下一代的阶层跃升。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阶层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杜二嫂还租种了几亩地，虽然在蚀本，但她依然把土地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即使通过工商业获得财富，但对身为“农家”的杜家而言，拥有土地依然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

在社会阶层流动中，教育起到的作用非常大。清末废除科举之前，教育与仕途的关系十分紧密。

只要做过官，即便退休了，也可过着士绅的生活，而且社会也承认他们的士绅身份，这也反映了官员与平民间严格而持续的区隔。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科举制度时发现，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中高阶名次的人被称为“上层士绅”，在科举考试中没有获得中高阶名次的学子或者靠捐纳而得来功名的人被称作“下层士绅”。通俗来说，捐纳就是用银子买来功名，平民百姓也可以捐一些功名，但是“贱民”则不被允许捐纳，即使是对于靠捐纳得来低等功名的人，为了显示其荣耀和对其的尊敬，平民百姓还得尊称他们一声“老爷”。

士绅有专属于自己阶层的特权，家族祭祀时，也必须由有“士绅”身份的人主持，如果由平民身份的人主持，会被认为有失体面。

当时的法律也保障了士绅所享有的权利和威望。如果士绅犯罪，不会被上刑；如果一个士绅受到辱骂或殴打，那辱骂者或殴打者所受的处罚比他辱骂或殴打一个老百姓要严厉得多。法律规定“吏卒骂举人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律杖七十”，而辱骂一般老百姓仅笞责十下。我们之前提到的徭役，也就是体力劳动，政府对士绅也是免除的。由于他们地位崇高、风流儒雅，教育使他们拥有地方领袖资格，当然也不需要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了。

除了教育和科举考试，财富也是影响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

商人虽然在经济地位上高于其他普通民众，但在没有政治背景的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无法与官僚阶层相比。

在清代的传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华亭县（今上海市的一部分）有位叫张士毅的商人，致富后聘请当地著名的教书先生教他的两个儿子，可两个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考取的只是低阶功名，无法在实质上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直到嘉靖三十七年，次子中了举人，他和夫人才大喜说：“乃今可出我于贾哉！”也就是“现在我们总算脱离商人阶层”的意思，可见商人阶层的突升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社会，考中高阶名次对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有更重要的影响。

很多富有的商人通过买功名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清朝前期，商人通过捐纳获得的都是低阶功名，例如监生、贡生等，但到清朝末期，更多的银子可以捐纳更高的功名。

富商有功名，其社会地位才稳固。《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讲述扬州大盐商万雪斋的故事。万雪斋经常用奢侈浪费的方式招待著名文人雅士，他的财富让他成为地方官觊觎的对象。为了化解这种可能的危机，经过深思熟虑，万雪斋拿出一万两银子，买了一个边远的贵州知府缺，这个政府承认的官职可以让万氏立刻走马上任，使得万氏一门逃脱了临近的危机。作者吴敬梓在评价这个事例时用了一句中国俗语，也一语道破了中国社会分层的残酷现实：“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

阶层有向上的流动，也就会有向下的流动。

皇室宗室成员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皇室宗室人口的大量增加带来巨大财政负担，以宋朝为例，宗室在第五代的总人口已经达到3000多名，维持这些宗室男女的费用，成为国家预算中非常沉重的部分。

宋代，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其中就有重要的针对宗室的措施。比如削减宗室待遇，对五服以外的宗亲断绝宗室待遇，不再授予其高阶官职。不少无官的宗亲成为普通人，甚至也有不少陷于贫困者。

到了明代，宗室和贵族中，只有第一等、第二等亲王的嫡长子可以袭爵，其余的儿子受封较低爵位。正常情况下，不出几代，大部分皇室的后代都降为最低阶的贵族。清朝，贵族爵位分为十二等，降至最低等之后，不复承袭。

所以历史上既有杜二嫂这样的普通平民，通过获得财富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有皇室宗亲因为人口增速过快，成为财政负担，社会阶层不断下降，甚至成为平民。社会分层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政治制度，也可以通过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看到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