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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大家畅想理想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多人会马上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文中描述道：“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后来，人们用“世外桃源”来比喻理想的生活和社会。
那么，“桃花源”真的存在吗？
我们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篇寓意之作，但实际上，这样的生活描述并非没有现实背景，而这个历史现实背景就与我们要讲的移民有关。
陶渊明通过《桃花源记》，展示了他乌托邦式的幻想。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其寓意实际上以中原地区的坞堡为现实背景。
《朱耷行草书桃花源记卷》，清，朱耷，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时期的战乱所导致的移民，其中很大一部分迁往南方，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那这些不能远迁的居民该怎么办呢？为了逃避战争和自保，这些人通常会在附近找一处有山水之险的地方，建立坞堡，一方面凭借自然地理的有利位置阻止敌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利用临近的土地和水源，开展农业种植、生产粮食，以维持生活。
最典型的坞堡四面都是绝壁，只有两条险峻的小路以供攀爬，当地人避乱于此。众山包围的这个小小的坞堡，山上有林木，有蓄水，平地之上可以耕种、生存，人们生活于此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坞堡与外界隔绝，里面相对安宁和谐的生活状况，与《桃花源记》里的描述十分接近。
坞堡在北方比较普遍，田园与别墅则在南方发展。东晋谢灵运的《山居赋》就曾提到在会稽郡始宁县经营别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可供消闲欣赏。“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既有果园，也能从事农业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南北朝时代成为士大夫的一种理想。
在战争的影响下，坞堡成为一种聚集生活方式，但是在没有“地利”可以利用的地方，更普遍的生存方式就是人口迁移。
唐朝对周边民族的态度比较开放，于是中原成为周边民族外迁的首选。一批又一批的周边民族成员前来中原朝贡、求学、经商，最后定居中原地区。
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使唐代承袭了南北朝的胡化流风，许多作物、生产技术和工艺制品等从域外传入，例如菠菜、葡萄的种植，以及熬糖、酿葡萄酒的方法等等。
中唐诗人王建在《凉州行》里写的“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便是当时胡汉交融景象很好的证明。
中原地区的服饰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旧唐书》记载“士女皆竟衣胡服”，表明唐初胡服的流行。我们可以从一些记载中来看看胡服的实际样子。“以皮为帽，形圆如钵”，而且男子的胡服通常是长袍，在乘马时，把大幅方巾披在身上，遮蔽全身。而女性的胡服双袖窄小，她们还经常梳一种“堆髻”，这种在敦煌壁画中常见的西域发髻后来也成为唐代长安妇人梳发的流行样式。
五代十国至北宋统一前期，有后蜀、吴越、南唐等许多割据政权。北宋初期，南北统一，为了让周围各势力对宋朝统治者臣服，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将各国的王室、贵族、百官和部分民众从周边地区迁入北宋的都城开封一带。
随之而来的许多南方艺术家和手工艺人也进入开封，南方文化的北移促进了宋初北方文化的繁荣。
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北宋初期，随着后蜀人口的北迁，朝廷以数百名锦工为基础，在都城汴梁建立了绫锦院。不仅如此，北宋丝织业非常发达，官方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机构，包括文思院、染院、文绣院等等。其中，文思院负责制造宫廷所需的各种用品，文绣院负责刺绣，成都的锦院负责织锦，这些完备的工场具有相当规模，内部也有繁复的分工。
而绫锦院中来自湖州的工人把湖州丝绸的制作技术也带到北方，这种薄如蝉翼、轻似晨雾的绫绢，有“吴绫蜀锦”之称，来自全国各地的拥有不同丝织工艺的工人相互切磋，汇集了当时最发达的丝织技术。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人口迁徙的历史中，人类的聪明智慧既可以产生“坞堡”这种利用地理优势而得以生存的迁移方式，也会在大规模的民族迁移中带来文化上的融合。
除了桃花源的原型“坞堡”，其实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群体迁移、聚居的情况非常多，由此也产生了特定的人口迁移群体。我们主要来关注两个移民群体：“客家人”和“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了解国家主导的人口迁移过程会产生哪些社会影响。
靖康之乱（1126—1127）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进入江南和广东地区的人口非常多，客家移民就是其中一支。
我们从“客家”的名称中可以看出，作为外来人口的“客家”移民，最开始也是把自己当成了迁移地的“客人”。
一般认为，客家人原先生活在北方，为躲避战乱迁移到南方，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地区。他们最早开始迁移的时期可以追溯到东晋，一直到宋元之际，都持续不断。
客家人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也是较早开发闽赣粤三省山区的先锋，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许多零散迁入南方的移民，为了可以在当地站稳脚跟，也有不少接受客家人的语言和风俗，最后也自称客家人。
明朝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些迁移一方面与明初的两次迁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战争的结果。
明洪武初年的移民也被称为“洪武大移民”。因为当时的京师南京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遭受战争摧残，人口急剧减少，所以需要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首都南京作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可以反映出移民的政府主导特征。
首先，朱元璋嘉奖了一批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士，这样大批淮西籍将士成为移民南京的主体，这些人权倾朝野，构成了一类最为特殊的移民。其次，在移民中，明朝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洪武四年，应天府在调查之后确定，南京的“公侯”达一千多户、官员上千，加上家眷、亲属，两者合在一起有两万多人，这些人都是移民。
“靖难之役”（1399—1402）是指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建文帝，从北京一直打到南京。这场历时三年的帝位争夺之战，不仅摧毁了“洪武大移民”的相当一部分成果，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下游地区造成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而且朱棣即位后，北京成为新的都城，也需要人口填补。于是，北京城及顺天府成为永乐年间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地。大批皇室成员、文武官员和将士又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也是因为元末战乱之后，无论南京还是北京，原有的居民所剩不多，所以都城建设所需要的工匠、脚夫等劳动力都由移民来充任。
在移民浪潮中，来自山西的人最多。仅山西一省向京师输入的便有8万余人，加上河北、河南、山东输入的移民，总共有230万余人。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流传甚广的民谣，其实就是移民历史记忆传承的符号。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故事有非常多的版本，其中小脚趾指甲分瓣、解手等传说都非常有趣，展现了移民坎坷的历史。
传说当年官兵强迫移民，每登记一个，就在其小脚趾指甲上划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他们逃跑。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些移民来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难舍故土，士兵就在每人的小脚趾指甲上划一刀，说以后好认祖归宗，凡是小脚趾指甲上有裂痕或指甲分瓣者都是亲人。
解手一说是这些登记好的人的手被反绑起来，一个个地被一根绳子串在一起，押解上路。长途跋涉，有人需要小便，只好向官老爷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表达趋于简单化，“解手”就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这些传说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移民的强迫性，面对故土难离的乡民，只有严苛的移民制度才能保证，另一方面也通过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展现了集体记忆的强大。
移民对区域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朝以前，江浙地区文士风雅，唱和郊游之风盛行，有一种崇尚文学的氛围。这类文化活动与这一地区富商大贾的支持分不开。例如苏州的徐达左、松江的曹知白等著名富豪，他们周围聚集着不少作家和艺术家。这些文人雅士很多本身就是巨富，还有一些富豪成为文人艺术家的赞助者，为他们提供生存的基础，使他们有机会发展才能。
但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对苏浙地区进行了全面整饬。他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繁荣的工商业带来的生活方式，以恢复他理想中的古代淳朴风尚。
迁移苏浙富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当时迁移的苏浙富户有25万人之多。甚至吴中大富豪沈万三也受到沉重打击，被贬谪到云南边地。“柳条折尽尚东风，杼轴人家户户空。只有虎丘山色好，不堪又在客愁中”，就是对这种离家迁移愁苦的描写。吴中富户的外迁和贫民化使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失去了来自富豪的经济帮扶，对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冲击。
语言方面，南方方言，尤其是南京方言，极大地影响了北京城中的语言文化。永乐时期，北京城的移民以从南京迁入的富户、工匠和官吏为主，南京话或江淮官话便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1600年，利玛窦乘坐刘姓太监的船进京，到达临清时，太监因故先行，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因为这男孩口齿清晰，可以教神父地道的南京话。而学会了南京话，在利玛窦看来，就是学会了中国话。这也说明明代的“京腔”就是南京方言。
战争既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也推动了不同地区人民的融合和交流。多民族的内迁曾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但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移民开始迁往南方，北宋末年的长期战争使北方移民纷纷南下，随后元末明初两次由政府主持的移民大潮都使中国的人口格局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原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发展，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格局。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一首竹枝词，竹枝词是一种由古代巴蜀民歌逐渐演变而成的诗体，我们从这首竹枝词中可以了解到四川地区的人口特征。
这首流行于清嘉庆年间成都地区的竹枝词表明，成都其实是没有十世以上的老氏族的，那成都人或四川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就通过这首竹枝词，来探讨一下清朝初期非常著名的历史移民现象——“湖广填四川”。
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总数迅速减少。
1644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川，建立大西政权。1640—1647年，与明朝军队和清军不断血战，加之战争中的滥杀无辜，以及饥荒、大旱、瘟疫等灾荒的大面积流行，可谓生灵涂炭。根据笔者的研究，全川清初只剩下区区50万人口。
50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为依据，2010年澳门总人口为55万，也就是说，清初经历过多次战争的四川，所剩人口比今天澳门的总人口还少。通过这样的对比，可见清初四川人口衰减得多么严重。
为了恢复四川地区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有清一代，政府从湖广、广东、江西、福建等省招民垦荒。从清初的顺治初年到道光末年，移民四川的行动持续了百余年。
清朝政府为了鼓励移民入川，颁布了许多有实际利益的政策：准许移民入籍，移民所垦植的土地可以成为永久性产业，甚至移民的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等等，这些措施都为移民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可以从一份雍正十一年（1733）广东省的告白上看出移民的反应。这份告白叫《往川人民告贴》，上面称：“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家立业，发迹兴旺……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可见，不少移民都决心通过入川的方法致富。
大量移民入川之后，他们一方面坚守原有的文化，一方面也要面对本地的竞争。
在农业作物耕种方面，因为玉米可以在比较贫瘠的山地生长，随着移民的盛行，自乾隆中期以来，玉米种植得以推广，玉米成为移民的主食，还成为酿酒的原料和养猪的饲料，并产生了以玉米种植为主、附带养猪的经济形态。
移民或携妻儿迁移，或兄弟同迁。他们从家乡出发，进入四川地区以后，开始时同乡之间相互依托，慢慢形成了同乡村落，随着人口繁衍，一个个家庭慢慢形成了一个个大家族。移民还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原有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在异乡重组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他们建立祠堂或宗祠，这意味着氏族移民的最后完成。
此外，还有一种移民聚居形式，就是建立具有极好防御作用的山寨。根据民国《云阳县志》的记载，当时位于巴蜀地区的云阳县有233座“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涂氏的磐石城。
磐石城作为防卫设施，有石门、炮台、石垒等，根据族谱的记录，还有《寨约》。由此可知，一旦发生战乱，涂氏族人就上山据守。寨内常备水、武器、粮食等，周围是断崖，易守难攻。山寨之内，不允许族外人居留，假如有亲戚朋友等要临时在此避难，也要履行《寨约》，缴纳“寨费”等。
磐石城的山上建有宗祠，涂氏族人不仅在宗祠于清明及霜降之日举行春祭、秋祭等祭祀祖先的仪式，还要向族人宣讲唱诵康熙皇帝颁行的阐述孝悌、笃族等礼仪的规范十六条。
为了适应异乡的生存竞争，不同地区的移民建立了一些社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同乡会馆。各省会馆有不同的名字，供奉不同的神，如福建人建天后宫、天妃宫，湖南、湖北人建禹王宫，广东人建华南宫，等等。
会馆不仅调节不同籍贯移民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还从事慈善事业。它们保护不同省份的商人和移民的利益，兼管消防、团练、济贫等公共事务。以重庆的云贵公所为例，每年都要在春秋两季祭祀关帝和南大将军，要为到重庆经商的同乡主持公道，甚至置办义地，专门安葬亡故的同乡，等等。
其次，会馆的商业功能也非常强大。以云阳县为例，贩卖的棉布都是由湖南商人由沙市运来的，烟草则是由福建商人运来的，盐的贩卖则是由湖北黄州移民把控。县城的福建会馆“天上宫”、黄州会馆“帝主宫”，其馆内事务都是由当地烟草商卢氏、盐商陶氏等主持，可见由特定的同乡组织独揽特定的商品或特定行业的情况是一个普遍现象。
在成都，来自外省的大批商人逐渐定居下来，开店营业，他们大多都专营某一种或者几种商品。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建立了行会或会馆。对于移民来说，成都有更多谋生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因自然灾害和土匪横行而背井离乡的人来说，这里安全得多。
在“湖广填四川”这项大规模移民运动中，湖北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传说流传最广。
很多四川人都声称祖籍是麻城孝感乡，这一点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非常相似。为什么来自湖北地区的移民那么多，而他们却宣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人呢？
从四川雅安地区的几处祭文中，我们发现麻城孝感乡这个身份定位具有非常强的文化优越感。祭文中通常这样表述：祖籍湖北麻城的始祖呵护后代子孙，后人才能上学。祖籍湖北麻城与科举成功有非常强的联系，于是“麻城县孝感乡”便具有了身份与文化的表征。
有学者认为，湖广移民在所有移民中非常占有优势，他们利用地理交通的便利，成为移民潮的主流。而且在移民过程中，很多人对原来的家族来源情况不甚清楚，家谱可能在移民过程中丢失了，在新的身份认同中，便选择了麻城孝感乡。这不仅仅是一个从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身份选择的过程。当大批外省移民涌入四川时，身处异乡的移民基于生存竞争的需求，选择一个更有利的身份无疑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新老移民之间的对立在城市里也很普遍。
由于明末清初战争的破坏，成都几乎很少有真正的本地人。自清初开始，通过不断移民，城市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地方文人吴好山写道：“三年五载总依依，来者颇多去者稀。不是成都风景好，异乡焉得竞忘归。”
他们在成都扩大经营，并由此与其他商人发生了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当地人的抵制。成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增进我们对新老移民之间紧张关系的了解。
陕西人在成都立脚后，想建造一座会馆，但是成都人不喜欢这些暴富的商人，拒绝将土地出售给他们。后来经过多方努力，陕西人买到了一处低洼泥泞的土地。这块地开建前必须用石头和泥土来填平，但成都人不允许他们从成都就地取土，以此阻碍他们的修建计划。陕西同乡会只好号召所有陕西人从自己的家乡带回一袋袋干燥的土。两年内，洼地即被填平。
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故事可能夸大了成都人与陕西人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个故事的流传的确反映了存在于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经常不断的形式繁多的矛盾。
由于移民人口以青壮年居多，身体素质和生产技术都强于当地居民，移民人口的增长也比较快，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客强土弱”的局面。本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当人口达到一定的饱和程度且繁殖非常旺盛的时候，由于资源有限，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被破坏，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人满为患，人们无法依附足够的土地来生存，游民乞丐日益增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因此增加。可见，人口问题并非单靠移民政策可以解决，如何寻找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是人类长期发展的重要课题。
你家里还保存着家谱吗？如果有的话，那么在家谱的描述中，你的祖先是如何到达现在的定居点的呢？
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移民运动，可以说是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去看历史上的移民现象，我们再提供与移民有关的微观视角，让个体从历史中显现出来。
历史上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在正史中往往只有非常简略的记载，即使在地方志中，可能也只有只言片语，有时候甚至找不到直接的史料，那么当我们需要检视具体的移民故事的时候，家谱中的记载可能就会非常有用。
就像前面提到的南雄珠玑巷、山西洪洞大槐树、麻城孝感乡等地的著名移民故事，都是从相关的族谱记载中找到的。
“山东枣林庄”的“重新发现”就是依靠族谱完成的。
安徽凤阳府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当时的明朝政府对凤阳府至少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但因为移民数量只有几万人，并不及前面三个移民故事有名。
安徽凤阳府有一个县叫作利辛县，即使是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有很多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山东枣林庄。在1988年对利辛县的姓氏源流调查中，许多人声称，他们的祖先于明朝初年从山东迁来，而且来自山东枣林庄。但是研究者查阅历史资料都找不到关于“枣林庄”的历史记载。
面对这样的调查我们不禁要疑惑，有什么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流传的说法吗？我们可以根据“枣林庄”这个线索，让今天利辛县的山东后裔进行一场寻根之旅吗？
这时候，族谱便发挥了作用。六安的一位山东移民后裔家中还保留着家谱，根据家谱的记载，枣林庄似乎位于兖州。有了这样一条有价值的线索，研究者便开始查阅兖州地方志，最后才发现，我们之所以找不到关于枣林庄的文字记载，是因为这个村庄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洪武移民始于明初，到了明末，“枣林庄”这个名字就不再使用了。虽然在清朝的二百余年中又恢复了枣林庄的叫法，但后来清政府又一度把“枣林庄”改称安邱。在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枣林庄不断变换名称，虽然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不被历史记得，但从这个小小村庄走出去的移民却把它的名字永远记在了族谱上。可见，仅仅是一个地名，我们也要依靠族谱的记载，才有可能长久地记得“根”在哪里。
我们从族谱中也会找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罗贵传奇”是珠玑巷传说故事的一个版本，看到珠玑巷，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发生在广东地区的移民故事，这正好印证了人们对移民记忆是不断丰富、添加、改动的。
根据族谱记载，当年朝廷要派重兵剿灭珠玑巷，但是这个重要的消息被预先透露出来，珠玑巷的民众提前知道了。在罗氏族谱中，这个密报消息的人，有的记载的是一个叫罗贵的人的妹夫，有的记载的是罗贵的女婿。
至于这个罗贵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可以通过这层特殊的亲属关系提前知道秘密，我们不得而知，族谱中没有记载。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一般家谱都是在家族发达之后，由后人来修撰，所以很多时候族谱里的“始迁祖”都只有一个名字，没有过多的头衔加身，这也是一种普遍情况。
大难当前，提前获取情报的罗贵为了解救珠玑巷民众，秘密召集村民谋划，最后决定南迁。于是，他成为族谱记载中珠玑巷民众的英雄。
为了报答罗贵的救命之恩，珠玑巷的其他姓氏宗族一同起誓，以后见了罗氏子孙，要以感激之情相待，即“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可见对罗氏何等尊重，而且还强调珠玑巷移民中的各姓氏要世代友好。
上面这个简单的故事就是罗氏宗族族谱中记载的“罗贵传奇”，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再去看同一地区其他族谱的记载，便会发现故事的“出入”。
首先，其他族谱对“谁是密报者”的记载众说纷纭，刘氏族谱称是罗贵的姑丈，陈氏族谱称是陈家的女婿，还有其他族谱中直接去掉姓名，用“珠玑巷人”这种模糊的指代表达。
其次，其他族谱中对“秘密议事，筹划南迁”的主要负责人的记载也不相同，很多非罗氏族谱都没有突出罗贵的重要性。
最后，关于“众誓”的环节，非罗氏族谱中有关罗贵传奇的叙事，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情节。其他氏族更强调宗族之间的和谐，而不是对罗氏宗族的格外尊重。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一个故事不同版本的现象呢？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族谱中的移民故事与其说反映的是移民的历史，不如说反映的是移民的心态史。
所谓的移民心态，不仅是关于移民对“移民运动”的看法，更是关于如何在新的生存地更好地活下去，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故事中的“解手”“小脚趾指甲有两瓣”这样的逸闻，传递的都是对“移民运动”执行者的不满。
我们还能在族谱记载的历史深处感受到一个个平凡中国人富有温度的生活印记，下面这册族谱的记录便讲述了中国人寻根的生动故事。
有学者研究过光绪年间浙江松阳县一个叫石仓的地方，并发现了一本叫作《回闽路程》的账本，账本中记载着光绪年间石仓阙氏的六个人千里迢迢去福建的整个过程。他们为什么要从浙江去福建呢？去福建又是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阙氏宗谱》的记载中找到真相。原来，浙江石仓的阙氏是康熙年间从福建迁来的移民。宗谱记载，光绪年间，福建汀洲上杭的阙氏族人突然不远千里来到石仓，告知石仓的宗亲他们在福建的“祖庙”年久失修，无人经营，浙江的阙氏宗族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回他们的老家修建祖庙。
于是，浙江石仓的阙氏族人从宗族中选了六个代表人物，让他们返回福建，修建祖庙。这一过程被完整地记录在《回闽路程》这本账本中。账本中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赶的路程、吃饭的餐馆，以及晚上住宿的地点、每天的交通费用等。
几百年前，远在其他省份的人因为祖庙的事情，便可以跨越千里，寻找宗亲，而迁移出来的宗亲可以凭借同一个姓氏和族谱中记载的“迁出地”，便决定举全族之力，回闽修建祖庙，可见人们对“宗族姓氏”的看重。
在这个意义上，祖庙可以被看成宗族共同体，所有的活动都强调子孙对祖先的责任，以祖庙为纽带，远迁他乡的移民后代仍然承担对于原乡远祖的“责任”，这种基于血缘责任的文化传统即使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