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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民居有着自己的特点。
我们先从石羊场杜家的居住状况开始进行观察。民国时期的川西农村，杜家的住房条件可以说是普通农村的代表。
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北面三间主屋，用于一家人的日常起居、工作，院子中搭建草棚，用来饲养牲畜。三间主屋中最大的当作机房，这里白天是工人们织绸的车间，晚上就变成了他们的睡房。另外两间的外间是厨房，兼作餐厅、佛堂，里间是杜家三代人的卧室，包括杜二嫂的婆婆杜四婶、杜二嫂的女儿和二儿子，以及她自己。
我在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川西平原的民居状况与前面提到的接近。综合作家铁流在自传性质的纪实性作品对家乡崇义桥的描述，此时成都平原乡下的房屋状况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的：院子呈品字形，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屋，此外还有磨坊、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
可见民国时期四川平原的农村民居与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都比较近，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求为主。
中国传统的农村民居是适应当地环境发展起来的。
在不同地区，农村民居会根据当地的气候特征、物产、地形等因素而有变化，但也有共同之处。
北方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需要在隔热和采光上考虑建筑的样式。所以北方的民居一般都采用广大的门窗，这样即使在冬季，日影偏斜也可以直接照入室内。两侧及后面建以厚墙，以隔绝寒气和热气，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庭院多为方正，因为冬季寒风凛冽，屋子多建成单层，很少有多层的。
北方民居的建筑一般坐北朝南，北面是正屋，通常有三五间，庭院左右两边一般有两三间房子。卧室与厨房相连，因为灶头与砖炕有通道相连，这样在冬天才能保暖，但夏天有时会热得难以忍受，那时厨房会暂时移到庭院或空房里。窗户上一般糊一层薄薄的白纸，能够透过充足的光线，甚至阳光也能照进来。
而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山地特征使得建筑原料多倾向于竹木，而且为了通风和防潮，多层建筑比较常见。在南方农村，墙壁多用编竹抹灰做夹泥墙，在建筑材质上趋向轻简，多用木头、毛竹；因无须争取阳光，所以窗户面积较小，加上温暖、潮湿、少风，所以楼居之风盛行。
在潮湿的西南地区，云南民家住宅多是两层楼结构，墙壁多用砖石垒砌，然后抹上白色或黄色的石灰，屋顶用瓦覆盖。两层楼的结构使得民居的功能划分清晰，一楼的房屋为家庭成员的起居室，如卧室、厨房、客厅。二楼的房间功能不一，有祭祀祖先的堂屋、贮藏室和纺织间等。
当然，传统农村民居有其欠缺，主要表现在通风性能以及卫生方面。以石羊场杜家的居住状况为例，杜家的卧室在最里面一间，没有窗户，与外间相通的门是唯一的通风口，因此房间里总是黑洞洞的，尿桶总在散发着臭气。厕所卫生条件也非常差。粪肥作为传统的肥料，使得旱厕在中国农民家庭中必不可少。厕所一般都是露天的，建在庭院的某个角落。
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者晏阳初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就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办法，还制定了“厕所规则”，内容包括每天洒扫一次，挑粪时间定于每天下午3时至5时，等等，将规则制作成木牌，钉在每家的厕所墙上，要求全体民众共同遵守，以此来改善农民家庭的厕所环境。
其实，家庭关系也经常体现在住宅上。
在北方冬季漫长的夜晚，全家人在父母卧室干活或闲谈，邻居来了也坐在同一张炕上，从而使父母的卧室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
结了婚的儿子和年轻妻子住在穿过厨房的房间里，房间内部不应让父亲或不是这个家庭成员的男人看到；成年女儿的房间一般在父母房间的后面，任何人不先经过父母的房间是不能进去的。
不仅如此，居住位置还体现家庭成员的等级关系。火炕和灶台相连的建造方式，使南北炕成为黑龙江农村传统住宅最显著的特点，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内三面都是火炕，屋内所余面积很小，人们的日常活动多在炕上进行。
谁占用炕上哪一部分是有固定规则的。靠近锅台的炕头被认为是最好的地方，一般都是留给家里男性长辈的，他的妻子自然靠在他身边。往下就按辈分、性别、年龄来安排。通常，闺女或孙女睡在炕梢，因为她们地位最低，但这个位置也会多一点自己的隐私。
“长居左、幼居右”的居住准则也是家庭关系和等级的一种体现。人类学家林耀华按小说风格所写的家族史《金翼》，讲的是福建地区金翼之家的故事。房子由幼弟黄东林在经商成功后所建，当时长兄东明已经过世，但乔迁入新居时，还是按照惯例，长兄的长子占了左边最上方的厢房，而东林一家住在右边地位较次的两套厢房内。
随着时代的发展，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现在的居住空间更强调隐私，老人的权威下降，这使得父母并不一定会住在最“尊贵”的房间，甚至年轻夫妻与年老父母分开住也成为常态。
传统民居的宗教和祭拜功能也很明显。
除了杜二嫂家设置的佛堂等宗教祭拜，还需要留意民居中的祖先祭祀。在上文提到的云南地区，祭祀祖先的堂屋一般在二楼西边最中间的屋子，放置着祖宗牌位和其他牌位，人们每日供简单的果品。在农历七月十五的祭祖节，人们将祖先的牌位移至楼下的堂屋中，举行正式的祭祖仪式。
有些穷人家没有专门的祭祀堂屋，但也在家中摆设神龛。神龛上不仅供着祖宗的牌位，同时还供着孔子、关公、佛或者其他神灵，牌位都是按顺序安放，前面常常供有果品、香炉、蜡烛和鲜花。民居中的宗教祭祀功能显示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情结。
从石羊场杜家、九里桥以及附近崇义桥的四川农村居住状况，再到中国北方、东南、西南等不同地区的民居建筑，我们既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之间民居因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物产等产生的差异，还可以看到传统民居在建筑样式、材料、功能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有些还包括了共同的欠缺之处。
除此之外，农村民居与农业生产有紧密关系，与家庭关系、家庭成员等级也有关联，祖先祭祀在民居中的设置也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祖先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各地不同的建筑风格，背后都有着“人”的力量。它们代表着过去的人如何与社会环境互动，从而创作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事实上，建筑风格反映了人们的活动及其社会特征。因此，我们不仅还原旧有的建筑风格，还试图去描绘过去平民的日常生活面貌。
首先，建筑往往与人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在川西平原，农民多住土墙茅屋，只有家境非常好的才有经济实力建砖瓦房。
如果说砖是建筑的必备材料，那瓦就是建筑的装饰材料。在古代，从瓦上雕刻纹路的繁简就可看出阶层的不同，富裕阶层喜欢在瓦上纹饰“长乐未央”等文字，而普通人家可能只用没有纹路的瓦片。
所谓“茅屋”，也并不都是用茅草建的，多数是用麦秆或者稻谷秆做屋顶，墙则是用田里的泥做的土砖砌成。这种茅屋，材料完全出自土地，而且建屋的劳动力都是亲戚和乡亲，因而花费不多。而且这种茅屋冬暖夏凉。
其次，建筑还和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南方，过去当地人和客家人经常为了自然资源、生产资料产生争执，双方不得不通过械斗的方式争夺所有权。
在经历各种动乱的情况下，客家民居往往反映出为生存而建构的防卫体系，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客家土楼。这种伴随着客家文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住宅建筑，具有坚固、周密的防御设施和功能，并且具有浓厚的宗族群聚色彩。
客家人的宗族性和聚居性，更反映在土楼内部的建筑之中。例如江西燕翼围建于17世纪中期，“燕翼”取名自《山海经》中的“妥先荣昌，燕翼贻谋”，有深谋远虑、子孙昌盛的意思。整栋建筑呈方形，共四层：首层用作厨房、储藏室、厕所、浴室等，二层、三层用作居住，四层为机动，战时用于调动全围年轻劳力投入战斗。
福建永定县的传统客家土楼
正是其聚族而居的社会特征与围堡式的建筑特征，使客家民居在防卫功能上凸显了宅堡合一、住防合一的特点：在平时主事生产，在战时保家卫族。
早在南宋时期，杭州城市民居建筑已经非常成熟，多层建筑的建筑工艺已经非常高超，而且常见。一楼设置店铺、食店和小作坊，面朝大街开屋门是南方城市民居的典型样式。
成都居民的住所有公馆、陋室和铺面三种类型。公馆一般坐落在城北和城南，有围墙和门房，里面住的都是富户或大家族，巴金在《家》中对这种公馆有细致的描述。
沿街的房屋称为“铺面”，许多是底层作为店铺，二层作为住家。但铺面里亦有大量的一般住户。他们不用走远便可到街头市场购物，甚至许多日用品只要跨出门槛，在街檐下的货摊上便可买到。
不同于南方城市的多层民居，北方城市民居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四合院一般坐北朝南，多为抬梁式木结构，这种结构是北方民居的主要形式。在房屋的屋顶通过三角形的木架，形成整个空间的骨架，这样的结构使得室内没有柱子、空间大，但是非常耗费木材。
建筑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布局，按东、西、南、北四面围合成一个院落，平面看起来似一个“口”字。住房的分配也严格按照居住者身份的尊卑来划分，正北的正房往往供长辈或家长居住，正房两侧的耳房供晚辈居住。
北京四合院的设计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家的想象。我们从老北京的俗语“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中就能闻到四合院的生活气息。四合院里住的一般都是富裕人家，天棚用来遮阳挡雨，鱼缸里养着游来游去的龙晴鱼，期盼“多子多孙多福气”的大户人家，多栽种石榴树也是求子的意思。家里除了主人，平时来往的还有专门收租记账的账房先生，院子里的肥狗跑来跑去，连日常做家务的丫头都是胖乎乎的，可见主人家待人待物不薄。这就是四合院的独特风景。
四合院最大的人文特点是“一家一户”，或独门独院。老北京的大小四合院都有这个特点，都以一家为主，住在院里的人只能是亲属，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一家一院”的家庭合院。
随着一些大家族的败落，有不少四合院逐渐出租给城市平民，因而成了大杂院，从而变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多家共一院”的邻里合院。
说起大杂院来，人们最熟悉的是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大杂院首先是大，院内的住房多，大的有四五十间房，小的也有一二十间。其次是人多，每家每户都有五六口人，一个院百十来号人不算新鲜。住户中有手工业工人、做小买卖的、街头卖艺的、拉洋车蹬三轮的、店铺伙计等各种行业的人士。
而且，大杂院也不像四合院那样封闭。由于是独门多户，院子里的住户基本都互相认识，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互动。这也反映出大杂院的开放性。
岭南地区的广州，城市民居建筑独树一帜。
近代广州是通商口岸之一，使得广州对外来文化保持了一种开放态度。骑楼建筑便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中古典柱式、圆形拱窗、山花和女儿墙是西方古建筑的元素，花窗、砖雕、牌坊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
20世纪初，骑楼建筑开始在广州出现。它们大都是2~4层，底部前端为骑楼柱廊，后面为店铺，两层以上为住宅。由于骑楼可以让行人在其间行走时避风雨，防日晒，特别适合岭南亚热带、热带气候条件。另外，骑楼内的店铺可以借用柱廊空间，便于敞开铺面、陈列商品以招徕客人。
“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是著名的广州民间谚语，表示出入东山的多是达官贵人、官家子弟，而西关多是富商之家、千金小姐。而广州骑楼也可以划分为两个流派——西关骑楼和东山骑楼，正贴合了老广州“西富东贵”“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的格局。
观察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和风气。例如北京四合院到大杂院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当时城市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广州骑楼的建筑风格反映出当时中西交融的情况，客家土楼的聚集性和封闭性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墙不但反映过去中国的城市结构，也体现出当时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功能的想象，以及他们的城市生活。
中国传统城市中最明显的建筑是城墙，中国曾有“旧城”约2500座，几乎所有城市都修建过城墙。
从城墙的功能来看，中国城墙的营建，一开始离不开军事防卫。
以北京城为例，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从内到外由宫城（即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道城池组成，是现存的面积最大的城市防御体系。
围合的城墙将北京城50万居民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把城墙当作巨人的身躯，那么城墙上的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一个城市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的内外流动中。
城门在夜幕降临时关闭，在黎明第一个旅客赶着马车到达时缓慢打开。随后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附近的商业和交通都跟着活跃起来。
我们来看看北京城几个重要的城门。北京城南城墙的正阳门，从前仅供皇帝出入，因此常被称为“国门”。北城墙的德胜门、安定门历来被视为北京最重要的防御城门，因为外来力量对京城的攻击一般都是从这个方向发动的。
东城墙的东直门也有“商门”之称，因为这里有用来运送大米的护城河，运送来的大米便储藏在东城墙下的仓库里，平日里人们在这里从事日常买卖。
西城墙的平则门（元朝时称谓，明朝改为阜成门），有安宁、公正之门的意思。据说，这里附近的居民经常被皇帝的诏令惊扰，所以平则门也有“惊门”之称。西城墙的西直门是仅存的未受铁路损害的城门，又称为“开门”，开放之门的意思，是晓谕之门，表示充分领悟了皇帝诏令的英明。
成都城墙的防卫功能也是十分明显的。1923年，美国奥柏林学院地理学家G.哈巴特（George Hubbard）对成都城墙曾描述道：像大多数其他中国城墙一样，这个城墙并无特别之处，但这项工程代表着巨大劳力和材料的使用。从外面看，这是一座底面宽4~8英尺
、顶面宽约2英尺、高30~40英尺的墙，墙上有齿形缺口，即用来射击的孔。里面是第二道墙，有30多英尺高，两道墙没有连接为一体是为了方便士兵防守时卧倒。
哈巴特还注意到，成都城墙也是用石头和砖砌成，但以砖为主。内墙比外墙约矮6英尺，且顶部平滑。内外墙之间，土填至内墙的高度并呈一定的斜度，上面砌有石板和大块砖。墙的转角处真可谓一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外廓以石头和砖覆盖，外墙留有孔道以便射击和观察敌人。
城墙本身还具有划分城市居民不同身份的功能。
例如在19世纪前的澳门，城墙就具有分隔华人和葡人的用途，也因此在澳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街道风格和文化。在19世纪中叶，有人记录了澳门葡人城的建筑和街道干净且建筑技术高；而华人的居住区与葡萄牙风格截然不同，华人城附近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有数条狭窄、肮脏和喧哗的街道，与葡人城的安宁、干净形成了鲜明对照，眼前的一切仿佛让他怀疑是否身处同一座城市。
同时，我在对于成都的公共空间的研究中，也说明了19世纪末的成都城市结构。成都城市布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城之内另有两个小城——满城和皇城，而且这两个小城都有自己的城墙。一首竹枝词描述了从市中心的鼓楼眺望所观：“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即皇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
满城坐落在成都西半部，为满营驻地和满人聚居处，据晚清文人傅崇矩的观察，满城的形状有如蜈蚣：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那个时候的满城，“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成都城门通常在黎明开启、晚间关闭。关闭城门的时间随时代的推移也有变化，从傍晚6点半延到7点半，再延至晚间11点。1928年以后，城门在夜间不再关闭。
地理学家章生道曾研究中国城门的文化含义，指出东、南、西、北门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南门象征着温暖和生命，北门代表着寒冷和死亡，盛大的庆典和仪式总是在南门或南郊举行，北门或北郊往往与军事有关。
因此，清代城市中的城墙同时也起着族群隔离的作用，以免他们杂居在一起而发生冲突。但城市划分族群的功能并不是普遍现象，在多种族杂居的唐代长安，城内并不是以城墙来隔绝不同族群或不同身份的人，而是按功能来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