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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具体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等。说到衣着，古代中国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着装风格。
在石羊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杨树因在第一次见到杜二嫂时，说她挽了一个小髻，穿白色夏布短衫与黑绸裤。虽然民国时期对于衣着的等级规定已经消失，但杜二嫂的穿着却偶然地契合了古代中国劳动阶层在衣着上的风格。
《宋史》在“士庶服禁”中明确规定了平民在衣着颜色上，无外黑白二色；而且为了方便劳动，对襟短衣和裤子成为日常搭配；《清明上河图》中对劳动人民的描画也多是上衣不及膝，下穿裤子，脚下一般多是麻鞋或草鞋。
在古代中国，衣服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遮身蔽体，方便劳动和生活。尤其是裤子于公元前4世纪传入中国北方，方便了人们劳动以及行军打仗。
衣服的另一个基本功能是御寒。古代社会的取暖方式很原始，柴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热能来源，但因为煤炭稀少、昂贵，为了抵御严寒，人们把聪明智慧运用到衣服上，棉袄和皮裘成为御寒的主要手段。
《清明上河图》长卷局部，北宋，张择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从这幅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人民的穿着风格
衣着同样是社会地位乃至社会等级的体现。
无论是衣服的颜色、花纹，还是上面的佩饰，服饰上的种种细节都是由皇帝敕令规定好的，以满足礼仪的需求。官方修订的史书中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规定服饰，从皇帝到大臣，再到平民百姓，都需要按照规矩来，不可逾越。我们经常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用着装来代表身份地位的高低。
例如，龙纹是服装中最高贵、神圣不可僭越的纹样，虽然历朝历代龙纹的样式有所区别，但始终都代表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等级观念。
在清代，明黄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太后、皇后可以使用，连太子使用明黄色的范围也是有限制的，要用次于明黄的杏黄，而普通皇子服饰为金黄色，亲王、郡王为蓝色和石青色。
不同品级的大臣，其朝服颜色也不同。宋朝在建立之初，因循唐制，规定了不同等级官员的服饰色彩：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平民老百姓只能穿黑色和白色。
除了颜色、花纹，许多珍贵的饰物也代表着等级、地位。文艺作品对此也有描述，比如《甄嬛传》中，华妃处处压皇后一头，以翡翠耳环适合年龄比较大的人为由想转送给皇后以此揶揄她，皇后却说自己刚得一副东珠耳环，不便再收她的。东珠这种产于宁古塔附近的珍贵原材料，清律法规定只能皇后使用。这样看来，皇后用自己的等级身份才保住了尊严。
宫廷中皇后、公主把饰物演化到极尽华丽奢侈之能事。宋朝时，贵族妇女的头冠最讲究用金翠珠玉做成种种花样，比如“王母队”就做成一大群仙女随同西王母赴蟠桃宴的式样，等于把一台乐舞搬到了头上。到明清时期，点翠成为风尚，用翠亮鲜丽的羽毛制成头饰，以显示身份的尊贵。
反观官方对平民百姓的衣着禁忌，阶层的区隔十分明显。明朝时期，民间妇女的礼服不能用金绣，平常的衣服也只能用紫绿、桃红或浅淡的颜色，像大红、鸦青、黄色等皇后或贵族妇女用的颜色，她们是禁用的。成化年间民间妇女不能戴宝石首饰，正德年间不许娼妓用金首饰、银镯子。可见，着装的规定与社会等级或分层紧密相关。
即使是同一个样式的衣着，不同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的穿法。
女性上衣下裙是传统的着装方式。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女性的裙褶渐多。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曾写道：“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这段细腻的描绘通过服装把上层社会女性的仪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男性着长衫的一般是官员、文人或商人，一般大众只穿及腰的短衫和裤子。此外，帽子或方巾等饰品以及脚上的鞋子也有等级差别。宋朝时，文人戴帽子，普通百姓裹各种头巾，只有和尚头上什么都不戴。草鞋、布鞋一般为劳动阶层所穿，方便劳作，靴子等多由士大夫所穿，陆游诗中就曾提到“归来脱靴靴满霜”。
从材质上来说，最好的衣服是锦缎制作的，有时候为显尊贵，就用金花织缎来做。明洪武年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但其实农民很少有穿得起绸、纱的，绝大多数农民只能穿棉麻布衣。比照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地位等级，明朝时商人虽然比农民富裕，有条件穿得好一些，但政治地位还比不上农民，明初规定商人不可以穿绸和纱。
在不同的朝代，一些独特的衣着饰品也显示着身份的高低与等级。例如明朝有一种暖耳，是百官入朝时御寒的东西，戴它需要一定时节、一定地位。一般11月天气日渐寒冷，皇帝赐百官暖耳，暖耳一般用狐皮制成，平民禁用。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样式的衣物或装饰物，经历了时间，反而跨越了阶层。
女性的“比甲”就是其中一种，此物应该是背心的样式，在明朝特别流行。明代通俗小说中经常有关于比甲的描述：“上穿白夏布衫儿，桃红裙子，蓝比甲。”
清代时，只有畏寒的老妇人才穿长棉比甲，其他人穿得比较少了。到了晚清，只有男歌伶才在长衫外面加短背心。此后，比甲成为风尚，在满洲贵族使用习惯以后，“京样子”便流通全国，慈禧太后的一件大件背心还是由宫廷出样，苏州定织的。
宋朝时很多妇女常在额头和两颊间贴花钿。宋徽宗《宫词》中有“宫人思学寿阳妆”，记录了当时宫女效仿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的情形。她在人日
那天卧于含章殿的檐下，梅花落在她的额头上，形成五出花朵，印记不能拂去，经过三天才洗掉，宫女们惊奇于其面妆之异，相互效仿作“寿阳落梅妆”。在宋仁宗皇后的画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皇后额间贴着花钿的妆饰，可见化妆风格的流行并不拘泥于阶层。
衣服的功能是多样的，从最基本的御寒保暖、遮身蔽体到宫廷规定的代表社会身份的着装禁忌，既有实用价值，也有美学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等级身份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我们通过服饰看到了社会体制，同时也看到有一些特殊的衣物经由时尚风行反而跨越了身份等级。
在中国古代社会，服饰、着装风尚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看看不同朝代的“时髦服装”有哪些，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从有历史记载开始，由商朝到春秋战国的前后一千年间，衣着服饰发生的变化十分明显，很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例如，衣长齐膝似乎是一种通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奴隶，都是这样的着装方式。丝和麻是上层人的专用衣料，并且有色彩，还要织绣上花纹，平民就是本色布衣。
此时衣服的等级和不同场合对应的着装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为周公制礼。
因为布匹是税额的一种，所以能穿上宽袍大袖的一定是有等级和尊严的人。珍贵狐皮、貂皮等，即使是猎户猎得的，也要上交给统治者，不得随便使用或买卖。
对玉这种珍贵配饰的追捧出现在春秋战国，腰佩金玉是统治者和大臣客卿的标配，儒家学说用“玉有七德”来比喻做人的品格，在此影响下，有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
另外，男子的头冠也成为引人注目的装饰，有的用轻纱做成，薄如蝉翼，有的用金玉做成，华丽无比，还有的像一个高高的灯台。
而社会风气也会随着权力人物的爱好而产生变化，比如齐桓公喜欢紫色的衣服，于是齐国人有时就全身穿紫衣；楚王喜欢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效仿，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于是有了后来蔡伸词中的：“嬛嬛一袅楚宫腰，那更春来，玉减香消。”
到战国时期，女子的妆扮延续周代，但意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成年妇女多戴金银戒指，并且在脸颊旁点一簇三角形胭脂，这样的妆扮根据周代宫廷制度而来。在周朝，金银环代表有无怀孕，胭脂记载月经日期，一望便知，但到了战国时期成为一般妆饰，其本来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秦汉时期重新规定了服装的统一规格。根据文献记载，因为限制商人，规定他们穿鞋必须左右不同色。
唐朝时期，外来服饰对汉族着装的影响不可小觑，尤其是胡服的影响。
从汉到唐，胡人都喜欢穿戴尖尖的皮或毡的帽子。到唐代，汉人也开始喜欢穿胡服，相传这种帽子也出现在张萱画的武则天像上。到晚唐藩镇时代，从一件事情也能看出胡服的影响。裴度是晚唐重臣，有一次被刺客行刺，他从马上坠下，刺客随即刺向他的头，幸好他戴着高高的帽子，剑刺到了帽子上，裴度也因为戴着这种毡帽才幸不死。
在唐代的画作或陶俑上，都可以见到女人在肩背间披一幅长画帛，这种叫作“披帛”的衣饰十分流行。这种妆饰并不在“古制”里，而是唐开元年间流行起来的。这种纱帛一类的饰物非常飘逸，在今天的敦煌壁画“飞天”中还可以看到。
《清溪饮马图》，唐，韩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牵马人的胡服
《敦煌飞天》，莫高窟3号窟左壁左上角的飞天，敦煌博物院藏
宋代，一个重大的风气流变影响了之后服装的改变，那就是缠足。
自古以来，双足纤细就是对女性阴柔之美的要求之一，为了迎合这种审美，以小为美的女足逐渐发展出弯、软、尖等多重审美需求。宋代的缠足还未达到明清时“三寸金莲”的程度，而是“屈上作新月状”的弓形。根据出土的文物，宋代的袜子都是尖翘头的形状。不仅袜子，连女鞋都是尖翘头的。
宋代的男子着装，长袍宽袖依然是普遍的着装样式。男子的袖口非常宽大，里面可以藏一些小物件。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大袖子的好处。《癸辛杂识》记载，有一个叫方回的老头耽于酒色，是个猎艳渔色之徒，为了曲意逢迎一个小婢女，每次到亲友家吃饭，都用荷叶把菜肴包起来藏在袖子里，回家之后给她。有一天他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朋友，作揖时一不小心荷包掉到了地上，一看原来是半只鸭子，过路的人看了无不大笑，而他自己不以为耻。
明清时期，纽扣开始被大量使用，这与对襟衣服样式的流行有很大关联。
明代的衣着样式变动较少，到了清朝，男性的马褂、马甲与女性马甲等多用衣襟的满族样式服装的流行，使得纽扣的使用也普遍起来。
清朝入关，男人被迫剃发留辫，女性服装有满汉两种不同的民族风格，汉人妇女的服装还保持着明朝的样子。到了清末，经过两百年的交融，妇女喜欢裤口宽大的大裤筒裤子。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
接续宋时缠足的风气，明朝出现了“三寸金莲”的审美，文人士大夫对此种审美的推崇，促使缠足向极致发展。清初，康熙皇帝按照满族风俗，下令禁止女子缠足，违者要拿女子的父母问罪，但这并没有得到汉人的响应，以至于无法禁止。而汉族妇女在这样的风气下，无不受尽缠足之苦，所谓“一双小脚一缸泪”。
明代虽然在衣着样式上变动较少，但是其首饰却十分繁复，制作工艺复杂。这也证明了明代镶嵌细金工艺特别发达。
在明代的通俗小说中，关于当时民间金银首饰的名目有上百种，我们可以从其名称中想象首饰的样子：孤雁衔芦、双鱼戏藻、观音盘膝莲花座、寒雀争梅、孤鸾戏凤等等，繁多复杂，工艺成就很大。
明清时期，除了首饰的金银手工艺，衣着材质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一方面，棉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棉花也成为普通百姓衣着的主要材料，尤其是长江一带盛产的一种棉花，由这种棉花织成的布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十分有名，通称“南京布”。
另一方面，织绣手工艺也得到提高，珍贵材质的丝织品大量出现。例如，《红楼梦》中“晴雯补裘”中提到的用孔雀毛织成的“雀金呢”，还有来自英、法、意等国，后经苏杭仿织的天鹅绒、金貂绒、芝麻雕绒等。
有清一代，在服装发式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朝入关和清朝灭亡都与头发有关。清初“留发不留头”，但到清末民初，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民族主义的口号感召下，剪辫子和放足成为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一时风尚。
中国传统社会服饰的流变，一方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手工业、种植业、丝织业等共同促成了在衣着材质、花纹上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与统治者的喜好、法令规定，甚至与政治运动乃至革命等有关联。同时，衣着流变的历史也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杨贵妃的披帛纱、昭君出塞的昭君套，就像“六月里晒衣裳，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回眸服饰的流变，也充满历史的温度。
中国服饰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社会风气导致了服饰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且这个时期的服饰变化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的印迹在今天的服饰上依然能够找到。
这种服饰的变化是从上到下的。1903年，清政府派驻到德法的特使裕庚卸任回国，刚刚抵京，慈禧太后就在颐和园召见裕庚夫人及其两个女儿德龄和荣龄，并特别指示说要她们穿西式服装进宫，想看一看西式服装究竟是什么样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式服装的影响已经初露端倪。
到了后来，一般民众甚至下层百姓的服饰也在发生变化。妇女穿洋装、烫短发，高领长袍搭配红鞋子，这样的装扮成为潮流。在晚清的成都，妓女经常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人，因此正派但穿着时尚的女子往往会被误认为妓女。据一则新闻报道，三位穿着时尚、游劝业场的女子便被怀疑是妓女，引得一大群人围观，最后警察不得不叫来轿子把她们送回家。
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旗袍绝对是非常能代表东方女性神韵的着装样式。
旗袍这种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装，不光能展现女性妩媚的身姿，其演变的背后也体现了社会思想的转变。
在张爱玲看来，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就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上衣下裙的两截穿衣与旗袍样式的一截穿衣的区别似乎很细微，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男女平权之说的熏陶下，排斥一切女性化的事物，所以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这便是女子蓄意模仿男子的结果。
之后旗袍的演化与最初从满族服装演化而来的旗袍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增加了西式服装裁剪中装袖的工艺方法，使旗袍能够贴体，更好地展现女性曲线；另一方面，现代审美意识使女性乐于展现形体之美，出现了短袖甚至无袖、高开衩、紧腰身等多种变化。
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制服条例》，将旗袍确立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宋美龄一生都喜爱旗袍，当时的电影明星蝴蝶、阮玲玉等多次在杂志上呈现穿着旗袍的身姿，流行文化对大众服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民国男子的服装也产生重大变化，西装和中山装成为日常服饰。
尤其是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具有极强的政治含义。
作为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深谙改革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短发易服视为革命性的标志。他深感穿西装的不便，也觉得中国传统服装过于陈旧、拖沓，所以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而中山装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当时党政要员的首选服式，其中不乏追随“国父”之意。
在设计上，中山装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性，折射出三民主义的理念：前衣襟的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于是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的象征符号，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它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
西式服装的流行不拘于男女。西式女装的主要样式有连衣裙、职业女性西式上衣和短裙、呢制大衣、毛皮大衣、玻璃丝袜等。
到民国时期，上海的女时装店很多，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和上海知名交际花唐英一起成立了“云裳”时装公司。时装店都是顾客到店选定衣料和样式，然后裁缝量体裁衣，缝制过程中还要试样，裁剪、缝制、熨烫等，都有严格的分工。
而民国男子的日常西服，面料多采用进口呢绒，纽扣有单排，也有双排，配以西式衬衫、西服背心穿着。民国时期许多知识精英喜欢西装样式，像邹韬奋、章乃器、蔡元培等从西方留学、受到西方影响的人物都喜欢穿着西装。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北京大学里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辜鸿铭和留学归国穿着西装、剪短发的胡适之的形象，也成为那个时代在服饰上的缩影。
新式服饰的流行以及新商品的出现，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
那些喜欢穿着流行时装的女子当时被叫作“摩登女郎”。“摩登”是英文“modern”的音译，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开风气之先。“摩登”有现代的意思，也有新的、进步的意思，在这种意识的引领下，传统礼仪中的服饰也发生了变革，其中以婚礼服饰改变最为明显。传统婚礼中，新娘着大红色上衣和裙子，凤冠霞帔是通常的婚礼礼服样式。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式的基督教婚礼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的一种礼仪方式。白色婚纱在基督教中象征着爱情婚姻的纯洁与神圣，当西式婚礼和礼服成为一种时尚时，大家采用的并不是其文化含义，而是时装上的流行意味。尤其是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大婚，宋美龄的新娘着装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美龄穿白色长裙礼服，身后拖着银线绣花的白色长纱，手捧一束康乃馨。第二天的《申报》上，宋美龄着白色婚纱、风姿绰约的照片，令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此后，国内婚纱厂家相继建立，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
关于服饰的改变，很多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一开始就用了对比的方式：刚从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大都市的老太爷在一系列现代文明的过度刺激下一命呜呼，他无法忍受女人的新式装束，这些装束不仅展现女性的轮廓，还露出胳膊、大腿，纱质的衣服更像是半透明的，让他直呼“万恶淫为首”。
成都民间画家俞子丹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幅画便描绘了这样一个女孩：她穿着一套流行服装，留着“最新式的”又短又卷的发型，在一辆人力车上挥舞着鲜花。
20世纪30年代的漫画杂志中也罗列过摩登女郎的“摩登条件”：深黄色纹皮皮鞋、雪牙色蚕丝袜、白鸡牌手套、电烫发等是基础必备的，更遑论巴黎的香水、口红，纽约的蔻丹、胭脂，就连咖啡和骆驼牌香烟都成为摩登的印迹。
这样的记载看似是物质发展带来的现代化刺激，但更反映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思想和文化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
《摩登女郎》，20世纪20年代成都民俗画家俞子丹画
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民国时期，服饰的流变随同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逐渐开通、思想的日趋解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演化来的旗袍、现代政治理念创造出的中山装，还是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产生的摩登时尚、作为西方宗教文化产物的婚礼服饰等，基本上都形塑了我们今天服饰的基本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