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师好学，择益友向上
——对话生殖医学家，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黄荷凤

《大医精诚》2018-09-15期

黄荷凤，生殖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她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改善了中国人群的生殖健康，她也被亲切地称作“创造新生命的科学家妈妈”。黄院士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使慢性疾病的关注点前移到精子、卵子和胚胎发生期，提高了试管婴儿安全性，并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她还主持创建了系统化遗传病防控技术体系，制定了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病临床诊断规范，为中国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化和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黄院士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她也被评为“上海领军人才”。

马红漫（主持人）： 您一直在做妇产科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呢？

黄荷凤： 我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年的大学生，当时根据分数被录取到医科大学。后来选择妇产科，是有原因的。我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个孕妇抢救，在急诊室她的血压急剧往下掉，子宫上面都是血，现在专业的叫胎盘卒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我就看着医生在那里抢救，过了一分钟，孩子生下开始哭了，但非常苍白。后来，这个孩子被救活了，但孕妇出血非常多。当时医生非常果断，在大量输血的情况下，迅速切除了子宫，保住了她的生命。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妇产科医生很伟大，所以当时就要求进了妇产科医院。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工作在妇产科的第一线。

马红漫（主持人）： 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应该是妇产科中的一个更加专业细分的领域。这个转型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

黄荷凤： 可能大家一听妇产科医生，就觉得他的工作以接生为主，其实不止。1978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例有特殊意义的小孩，他不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受精的，而是在试管里受精后，再放入母亲子宫发育的，这就叫作“试管婴儿”。随后，我们中国慢慢地知道了这项技术，也开始了攻关。所以我就慢慢转向了试管婴儿的工作。顾名思义，试管婴儿主要解决不孕症的问题。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在英国，叫路易斯·布朗，他的妈妈因为输卵管堵塞无法生育，医生因此分别取出其父母亲的精子与卵子，置于培养液内使其受精，再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因为在试管里受精，所以被称为试管婴儿。这种一开始旨在帮助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生育的方法不断发展，到了第二代试管婴儿，科学家成功地将精子注射到卵子里，以治疗男性的无精和少精症；而现在所说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是在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前，从胚胎上取出一个细胞做遗传学诊断。

黄荷凤： 现在试管婴儿又有了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把胚胎做成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的配型。得了血液病比如白血病的人需要骨髓移植，骨髓移植要到人群中去找配型，但能配到的概率是几十万分之一。那么我们就让他的妈妈生第二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不能有免疫缺陷基因，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的基因也要和他一样，这样用第二个宝宝出生时的脐带血的干细胞来回输给他，就把他也治疗好了。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并且找不到良好的骨髓配型的话，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马红漫（主持人）： 聊到这里，我听到两个对观众朋友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点。第一个是试管婴儿可以让高龄生育风险、不孕不育这类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是您之前做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您现在做的，在试管婴儿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把基因筛查也加进去了。

黄荷凤： 顺带说说高龄和基因有什么关系。在生殖细胞的基因里，必须是男女双方各出一半。那么在分裂过程中，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分裂错误，所以年纪大的人更容易生出畸形儿。提醒大家应该要尊重自然规律，在不适合的年龄，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

马红漫（主持人）： 虽然现在有很多辅助生育的方法，但是也不应该因为有这些方法就强制地去改变自然规律。

黄荷凤： 我现在比较强调以及感兴趣的是，对一些有遗传疾病的家庭，可以通过基因诊断的方法来生出正常的孩子。这是符合我们医学伦理的。

马红漫（主持人）： 普通人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一块，比如对于一对普通的即将怀孕的夫妻来说，是否需要去做基因检测？

黄荷凤：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夫妻孕前最好去医院做一个咨询，让医生给出一些建议。比如，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个常规检查的项目。目前我们在上海已经对169种的单基因病进行了诊断和治疗，这大概在中国已经算是量比较大的。

马红漫（主持人）： 业内对您有一个称谓，说您是“打破了基因魔咒的黄院长”，这个称谓您怎么看？

黄荷凤： 魔咒是什么？从肿瘤开始说，肿瘤发生很多是因为人体带有致病基因。最典型的，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她带有乳腺癌的致病基因。她的做法比较极端，为了预防乳腺癌，就把乳腺给切除了。不过她的下一代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可以在胚胎阶段就把疾病基因剔除，这样后代就没有乳腺癌了。2016年在我们医院诞生的一个宝宝，就来自一个癌症家族，爷爷患甲状腺癌，爸爸、姑姑都有甲状腺疾病。因为他们在还没有生孩子前获得了这方面科学知识，知道有这么回事，所以就到我们医院查了基因，决定做基因剔除，最后也生了一个正常的宝宝。这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他们家世世代代都不可能再有这个肿瘤了，当时有个报道就说是“打破了这个家庭的魔咒”。

黄院士在对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进行长期随访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慢性疾病来源于生殖细胞的表观遗传，比如一个人得了糖尿病，那么可能他父亲的精子或母亲的卵子上就带有生成糖尿病的表观遗传信息。黄院士倡导，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对慢性疾病的关注点应该前移到配子和胚胎阶段。

马红漫（主持人）：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现在的基因检测公司会帮孕妇做一些产前检测，这也是您的学术研究领域，那么您作为专业医生，能给我们观众讲解一下这个检测吗？

黄荷凤： 其实这是一个筛查，英文叫screening，它不是诊断。如果精确诊断的话，必须要用羊水，因为用羊水我们拿到的细胞是胎儿的细胞，而母亲的血液里面只有胎儿的游离DNA。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技术并不像商业宣传那样，能够100%保证准确，更为准确的结果还是要依靠羊水诊断。另外，羊水检查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这里，一个叫“诊断”，一个叫“筛查”。

马红漫（主持人）： 您现在已经是妇产院的院长，您自己还在一线做手术吗？

黄荷凤： 说到手术，大家都觉得就是开刀，就是把肚子开开来，或者把脑子开开来，然后动刀，这是传统的我们对手术的概念。现在，我们还在开刀，但对象更小了，甚至可以在显微镜下开刀。在显微镜下，一个胚胎有八个细胞，我们的手术器件进去以后，要在里面拿出一个细胞，用这个细胞去做基因分析。那么，这种取单细胞的基因分析也是手术。

马红漫（主持人）： 现在只要用一个细胞就可以做这样的诊断。

黄荷凤： 为什么只能拿一个细胞？胚胎发育到第三天的时候，就会有八个细胞，如果拿出很多细胞诊断，当然会更准确，但是如果拿得多的话，对胚胎可能是有损害的，为了保存胚胎最好的发育状态，就要拿最少的细胞，所以我们就取一个。

马红漫（主持人）： 这样一些需要细节操作的工作，为什么不交给您的助手来做呢，为什么还要自己每天在一线来去做相关操作工作呢？

黄荷凤：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大学医院应该要有一些创新，就是要研究一些新的医治病人的方法、技术，这是我们的任务。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肿瘤病人，他的爷爷、爸爸都是癌症，他自己也是癌症，于是他想来查到底是什么基因导致的。我们没查到，就告诉他查不出。他很不解：“啊？怎么基因会查不到呢？”后来我们的技术改进了：原来查肿瘤基因，只查21个基因，我们据此做kit试剂盒；现在查68个基因，再做kit试剂盒，我们才把“它”找到了。这也告诉我们，医学永远是充满未知的，需要我们继续去研究、去发掘；医生应该是具有仁心仁术的，在从医的道路上，要不断创新，让更多的人得到医疗的救治。

马红漫（主持人）： 从您1983年开始从事妇产科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5年的时间了，您当年决定做这个领域的时候，心里还是期待能从中获取一种幸福感的。那么35年过去了，您觉得当初所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随着工作的推展、变化有没有实现？

黄荷凤：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比医生更能够去帮助别人，因为这是一个付出的职业。别人有病痛来求助医生，甚至把所有的隐私都告诉医生，而医生就要提供最大化的帮助。我觉得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妇产科更是特别幸福，为什么？孩子，就是个礼物。在产房里我只要听到那个第一声“哇”就很兴奋，当初就是这一声“哇”把我引到这里了，现在这兴奋同样没有减少，甚至更加兴奋。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孩是我“创造”出来，是我把他们的疾病基因去除掉，让他们正常分娩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幸福。我记得在我申报院士的记录上面有这样一个数据——他们给我整理出来的——我大概避免了两千多个染色体和基因病孩子的出生，我想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很幸福，这关系两千多个家庭，本来他们都是非常痛苦的家庭，我让他们有了正常的孩子，有了幸福，而且未来可以一代代正常繁衍。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幸福，我永远都想做妇产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