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杨爵是美国耶鲁大学光学专业的终身教授，但对文科也浸润颇深，业余时间做为休息的一种方式而穷究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以此为主题的散文、随笔出了好几本。此时，面临三胞胎的混血女儿进入大学，到了名正言顺交往男生的当口，为她们书写了如此的“警示”：“孩子们，上面引述的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体现孔子思想的《礼记》里面的话，意思是：饮食男女（吃喝与性事），乃人类最大的欲望；而死亡贫苦，又乃人类最厌恶之事。这些欲望和厌恶，都会隐藏在人类的内心深处，表面看不出来，让人无法揣测，要想真正了解和控制这些欲望和厌恶，除了用‘礼’来约束，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呢？”

虽身在异国他乡，杨家家教很严，杨爵始终以中国传统礼仪和规范要求孩子。他说，所谓的“礼”，自然是中华民族的“礼”：没有正式结婚便不可随便发生性行为。但三个女儿已满十八岁，算是成年，法定或民俗都对性事取允许甚至“不值一提”态度，甚至之前身边就不乏追求者，出格之事是分分钟都可能发生的——美国的中学女生不是处女的比比皆是——像样的男孩或“不像样”的男孩都走马灯一般往他家跑，让杨爵如卧针毡。多年来，他浸润中国传统文化过深过久，对三个女儿面临的“威胁”不能忍受。他认为这是人类的倒退行为，为此竟然辞掉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毅然回国。其实，他在国内并无近亲，只有一个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子在省城企业当干部，对于他的回归帮不了任何忙，只是在杨爵回国时给他介绍一番国情与乡情，即便如此，他仍旧选择回归。杨爵教授时年四十有八，属于“移（民）二代”。早年父辈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为逃避战乱，在美读书滞留下来并留校任教，转眼已然四十多年，父亲是历史系教授，没给杨爵什么遗产，只是把存了一屋子的中英文书籍，以及安分守己的性格、循规蹈矩的为人处世原则，无偿地、难以有偿地传给了他。上中学时期，他已经读完了中国的《四书五经》，了解占据中国思想界的“儒释道”三大家；读完了非常难读的黑格尔《大逻辑》、《小逻辑》，具有标志意义的卢梭《契约论》和柏拉图《理想国》，对群星璀璨的古希腊哲学乃至世界主要思想家都有相应了解。

父亲是学文科的，知识渊博，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和夫人出国讲学，因飞机失事双双殒命。而前来料理后事的是国家外事部门，杨爵方知父亲是“有背景”之人。父亲生前反对儿子涉足政治，所以儿子虽然从小就读父亲的书籍，大学读的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光学专业，文科变成业余爱好。那是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杨爵从小理科非常好，刚上小学就通过看书学会了二元一次方程和三角函数，刚上中学就学会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父亲似乎看出端倪，忠告：你若学理科有可能出成绩。于是，有了名校耶鲁的最年轻物理学博士生和留校任教的“终身教授”——这几乎是北美大学里的最高职位和荣耀，多少学子趋之若鹜翘首以盼而难以如愿。但在思想观念极其开放的美国，从小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杨爵因特立独行而无比孤寂，像个不合群的“封建遗老”。大学时同在一个班的美貌的爱尔兰农场主的女儿奥菲娅出于好奇，慢慢接近了他，见他对人对事极端的负责任，遂死心塌地爱上了他。最终两个人结为伴侣。奥菲娅曾经染指大麻，也在杨爵监督下成功戒掉。大学教授发生婚外情者不乏其人，同侪之间乃至师生之间，频率极高；即使获诺奖的著名学者，换老婆换老公或红杏出墙都司空见惯。杨爵身边各式各样的诱惑也不时发生，他却毫不为之所动，心无旁骛只爱奥菲娅一个人，把奥菲娅宠成公主。待奥菲娅婚后转年生下三胞胎，让他兴奋了很长时间，说这是老天对他的回报和眷顾，更加热爱家庭，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四个女儿”，不允许一点点污染。而且，他像很多有头脑的海外华人一样，从小即十分注重孩子的华文教育，他感觉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民族，唯有泱泱中华的文化绵延五千年方兴未艾，必有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可比拟之处，孩子们未必能做专家，而深入学习是必须的！眼看着三个女儿慢慢成长起来，水水灵灵那么赏心悦目，他心情之沉重便与日俱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中况味可就未必全都“赏心悦目”了。果然危险说来就来了。

高三将要毕业的当口，一天晚上三个孩子在屋里读课外书时发出放肆的大笑，杨爵闻声感觉异常，急忙过去询问原因，三个孩子立即虎起脸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便挨个检查她们手里的书，在大女儿杨布手里的《论语》里，发现一个纸条：“I spend 10,00 yuan purchase Your Panties on the body。Brown。”杨爵认识这个“布朗”，老大杨布的同学，富二代，到家里来过，身上总有让人深恶痛绝的蹿鼻的大麻味儿，曾经发誓这辈子要睡遍想睡的美女，眼下要花一千美金买老大身上的内裤。“这是高中生应该想的事情吗？”他当即把纸条撕得粉碎，摔到老大身上。多年来一直受到宠爱的三个女儿，全都睁大恐怖的眼睛，战战兢兢，等待着父亲的大发雷霆。但杨爵眯起眼睛，咬住牙帮骨，勉强压下火气，心疼地看着三个爱女，没有发作，他舍不得。布朗的誓言，代表很大一部分人。当然也有人把吃遍天下美食或游遍天下美景，做为人生理想；更有人发誓这辈子要做“人上人”，以指挥和驱使别人为自己的价值实现；还有人要穷尽天下“真理”，探究人间和自然界各种规律与奥秘，像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那样发现发明什么；当然，也有人把赚很多很多钱做为人生理想……总之有自己的宏图大愿。但杨爵目力所及，没发现一个年轻人把建立“理想社会”做为人生目标的，这让他十分讶异乃至失望。他当然也知道，构建理想社会会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一种格局一旦形成就难以打破，但没有理想社会，不合理的动议就得不到抑制，合理的动议就得不到实施和保障，不是么？他希望有这种人，他希望自己在这件事上孤陋寡闻。

时值初夏，天气干热。转天，他到学校授课后，正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自称耶鲁医学院的博士生，娉娉婷婷，五官娟秀，讲闽南话的英语名字叫沙莉雯的台湾籍女孩来找他，她身穿胸部开得很大的白色连衣裙，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揪成刷子，宽阔的额头昭示着聪慧，脚下一双褐色牛皮硬底拖鞋，带着香气踢里踏拉地走到跟前。见面熟一般喊了一声：“你好杨爵教授！”便靠得很近搭话。杨爵急忙后退一步。她说非常喜欢阅读他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散文，与“杨爵”这个名字“神交”已久，因对他这位中年帅哥十分仰慕，现在特来邀约，参加她们的“酒会”和“派对”。关键是她点题一般声称她是“双性恋”。杨爵知道个中秘辛，简直气不打一处来，手里的茶杯颤抖着几乎洒光了里面的水。耶鲁医学院非常难考，能够进入的学子都是天分极好的高材生，这位女博士咋会如此“滥觞”？便忍不住嘲讽：“你这是什么雅好？为什么要这样？”

“你是耶鲁的人，自然知道，我来耶鲁求学不容易。耶鲁医学院的申请是个很漫长很复杂的过程，从第一轮申请到第二轮申请、到准备推荐信、面试和后续跟进，不能有一丝松懈。作为国际学生，还有签证的问题，总是等啊等，等啊等，等得人心焦，恨不得跳楼。有个和我本科一起的加拿大学生，第一年在申请耶鲁医学院时没通过（因为地方保护政策，给全加拿大国际学生的名额就一两个），后来他工作了一年办移民后重新申请才被录取。另一个朋友申请耶鲁医学院的本科GPA不够，就先读了个硕士，还是不行，他实在不耐烦了，只得进了另一个牙科学院。事情如此困难，需要足够的耐心、坚持和努力。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有数不清的人帮助过我。不下十个朋友帮我修改过个人陈述和书面问答。共七个教授和导师写推荐信。在面试旅途中有许多医学院学生的留宿和接待，还有很多老师及朋友的鼓励，家人的关怀就更不必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不可能有这个幸运的结果。回想起来心里最多的就是感恩。所以，他们若夸我有‘姿色’，我便会给他，因为我没有别的。这种事是双向投入与获得，我并没有失去什么。”“你就如此开始了‘开放之旅’？我没权利干涉你，但实在难以苟同。”“当然了，我这种人算少数，但在咱康涅狄格州却并不难找。而且我的社群里有上千人，社群外愿意尝试的人也很多，在我所接触过的学人里，不玩这些的普通传统夫妇反而成了少数。”“你找错人了，我甘做这种‘少数’。祝你一帆风顺，但谨防AIDS（艾滋）——不送！”

几乎等于直接往外轰了。女博士满脸笑意，一点没觉尴尬，说了句：“我期待。”甩给杨爵一个飞吻就扭着腰肢退了出去。杨爵难以理解地连连摇头。心脏也怦怦乱跳。他承认对方身上似乎有着某种魔力，能够让男人心醉。还好，她只是为了求学而不是赚钱。甚至对一个未曾谋面的文章作者仅仅心仪便当面邀约。这样的做派以前他也有所耳闻，今日终于得见。回到家以后，他心情忐忑地忙前忙后做饭，熬到半夜，给国内打长途——美国的夜间正是国内的白天，联系到他那个远房侄子，几周后在大学里请了假就飞往国内了。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人，原本对美国的国情和民风视而不见，但身边三个女儿如同三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单是女儿身上偶尔沾染来的大麻气味儿就让他难以忍受乃至义愤填膺。女儿们身体健康，自然荷尔蒙就分泌正常，倘若变身为沙莉雯女博士那样的人，他将生不如死。

还在三个女儿读小学的时候，杨爵就把美国作家哈珀·李在196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推荐给她们。在她们读完以后，他顺次问她们有哪些读后感。三个女儿叽叽喳喳不得要领。他引导一般，问：“为什么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一桩罪恶？”大女儿抢着说：“因为知更鸟什么坏事也不做。它们不吃人们园子里的花果蔬菜，不在玉米仓里做窝给人们添麻烦，它们只是衷心地为人们唱歌。”杨爵点点头：“还有吗？”大女儿继续道：“永远不要用耳朵去判定一个人，别人眼里的怪人可能是最善良的知更鸟。”二女儿受到启发，接过话来：“还有，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看世界，当你周围的人都自欺欺人的站在道德至高点去制裁别人的时候，不要失去自己的判断标准。”杨爵欣喜地笑了。这慈爱的笑容鼓励了孩子，三女儿接着说：“还有，一个人真正的高贵是灵魂的高贵，不是肤色、金钱和地位等因素。”杨爵说：“你们说得都对，我再补充一句：真正的勇敢不是手里拿着枪，而是去做自己觉得该做的，哪怕知道赢的几率很少甚至不会赢，要相信只要做了就已经改变了某些事情。你们的爷爷常说一句话：‘锯动就有末’。就是这个道理。”他还拿出经常在家里干零活的锯来，锯一块木头柈子，让孩子们看，是不是随着锯的拉动，木头的锯末簌簌而下。

每当讨论这些问题时，妻子奥菲娅往往袖手旁观。她是不善家务的女人，三个女儿在小时候全是杨爵教授崴屎崴尿、耳提面命地一手带大。那是三颗心尖尖。他要为了女儿当然也为了自己而回国谋生，尽管“祖国”二字于他既熟悉又“陌生”——文字、书籍上熟悉，而实际上陌生，虽然他从未在国内访问和旅游过，但方方面面的信息反映出国内“改革开放”后形势发展非常好，他把“宝”押在国内了。算是寻根问祖和叶落归根吧，也更有“孟母三迁”味道。三个女儿哼着时下美国顶级歌手贝拉米兄弟的《当我离开你》，随同父母登上了飞机。世界上以这种方式疼爱孩子的家长也许并不罕见，眼下就出现一位。而他的骨子里却推崇“理想社会”，必然会在行动上顽强表现。问题是他是理工科教授，没有机会在课堂讲解和宣示自己的主张，只能间接通过下一代——未来的女婿来实现梦想。虽然他很客观地感觉这几乎等于“不可能”，但也仍然会如堂吉诃德那样固执己见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