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性不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最坏的东西，但它是独一无二的。
——费尔茨（W.C.Fields），美国演员，幽默作家
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参与，性欲都是构成我们日常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我们的梦想、渴望、恐惧和挫折之中。
对于某些人来说，性控制着他们，他们在这上面消耗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而对于另一些人，由于机会的原因，或是出于个人的选择，性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显著的作用。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性的吸引力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外界情况的变化，时强，时弱。在人生的每个层面，性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从生物学的层面上讲，性的首要功能是繁殖——生儿育女。生物学为性功能和性行为提供了一幅机械图景，其要素从基因到生殖器。性功能受神经和激素的调节，靠血液循环、肌肉及其他一些体内的系统维持。
从心理学层面上讲，性由一系列以性乐趣、关爱和其他需求为目的的行为和关系组成。
从社会层面上讲，性遍布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使你身处的文化别具一格，为其艺术、历史、法律和价值增添滋味。
此外，性在你的生活中还充当了很多间接的角色。它是你的性别认同的一大组成部分（男性阳刚气质，女性阴柔气质），同时也是人们对你的社会角色期待的一大组成部分。
性可以传达支配和敌意，它会影响你的自尊和社会地位，并且以其他一些方式塑造了你的生活，从婴儿到老年。
在我们探索性的上述方面时，时刻记得要思考这些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首要关注的焦点是性行为——情欲的念头、感觉、行为。你为什么会有性行为？你如何表现性行为？你又应该怎么样表现性行为？
本章我们将首先检视不同领域，尤其是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是如何回答上述问题的，以此作为本书的开始。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讨论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且向你提出挑战，希望你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性是人生中具有如此大渗透力的因子，以至于实际上不存在哪个研究领域不与性学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这种广泛联系的特殊结果便是：因为是大家每一个人的事情，性的研究便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了。
过去几世纪中，性方面的资料信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中有超过500个条目被归类在“性”（sex）之下。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别的研究偶然发现的副产品——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人文主义的。遗传学家研究性染色体，人类学家描制血统图，艺术史学家猜测色情符号的意义。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是互不相干的，尽管有人会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作性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比较起来， 性的研究 （sex research）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历史是不长的，范围也并不很大，但是它的来源很广。这就好比一个很小的雕像装在一个很大的底座上。但是正因其小，反而醒目。
生物医学科学对性学研究的贡献是针对性器官的结构、功能、疾病而言的。但在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医学（如精神病学）也有重要的联系；在动物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生物学及灵长目动物学又有很重要的联系。
图1.1 达·芬奇绘制的性交图和解剖素描
医学与文明一样古老。但我们今天基本的医学概念的来源却要追溯到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古代科学密码的伟大编集人，他奠定了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生物学上的一些词汇，如“种”“属”等都是他用过的词汇的拉丁文翻译。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医学建成为一种经验科学，被后人称为“医学之父”。他提出的“行为-体液”概念可以说是现代的“性行为-激素”概念的前身。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阿拉伯文献时发现的古希腊医学成了现代医学科学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解剖学家［如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和艺术家［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工作使人体（包括性器官）的表现成为一门准确的科学。
随着18、19世纪医学各专业的兴起，一些研究领域对性功能投以更大的兴趣。
直到现在，性仍是医学实践各方面所关注的一部分。不过有些专业与性的联系更加直接：解剖学家（anatomist）研究生殖器官的结构；胚胎学家（embryologist）研究子宫内受精卵的发育；生理学家（physiologist）研究性功能；遗传学家（geneticist）研究性发育和行为背后的遗传机理。这些领域是医学的基础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一般不是医生，而是这些特定学科内的专家。
严格地讲，医学是指应用或临床领域。内分泌学家（endocrinologist）研究激素及其调节；泌尿学家（urologist）研究生殖系统的疾病；妇科医师（gynecologist）和产科医师（obstetrician）研究女性生殖功能与失调；皮肤病学家（dermatologist）尤其关注通过性活动传播的疾病（这是因为通过性活动传播的疾病一般表现为皮肤的损害）。
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关心的是疾病传播的方式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
这些专家们对性传播疾病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受其折磨，并且已有了有效的预防它们的方法。
性行为及性功能与行为失常的医学研究属于精神病学的范围。心理分析的贡献是尤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性在其理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中心地位。心理分析发源于欧洲，开始时并不完全是一个医学领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心理分析开业医生都要求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绝大多数还都受过精神病学训练。
生物学家主要关心动植物的研究，而不是人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性功能与行为却有极大的意义（Hinde，1974）。第一，对动物的研究发展了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再改进一下就可能应用到对人的研究中来。大多数医学实验和治疗试验都首先在动物身上进行。由于动物行为模式简单，容易描述、分析，得到的结果可以用于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
第二，由于人的伦理道德原因，有些实验只能在动物身上进行。例如，把幼猴与母猴分离得到了关于性发育方面的重要发现。同样的，给怀孕的动物服用性激素，搞清了生殖系统的发育之谜，以及激素对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影响。不能想象在人类身上实行这些实验。
第三，动物行为研究所发现的规律可以用来检验对人类的适用程度。例如，通过观察幼猴挂在母猴身上这一现象而发现的“接触安慰”，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婴儿早期喂养的重要意义作了很大贡献（第8章）。同样，关于灵长类雌、雄动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人类性关系以很多有益的启示（Symons，1979）。
图1.2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灵长类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对恒河猴进行试验，来研究动物在封闭环境下成长的主题。小猴子正盯着一个由铁丝做成的代理妈妈。
不过，动物研究中的任何发现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推广到人。可以应用于人的也必须首先能在人身上显现出来。而且，动物行为具有如此多的花样，以至于任何一种性行为模式（从一夫一妻到乱交）都可以从动物那里找到证据，以证明其“天然性”。把人与动物的性行为作肤浅的对比，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看起来相似的性行为，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目的；而相同的基本性目的也很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行为而获得。
生物学的基本理论骨架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理论（evolution），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革命的概念之一。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理解肉体形式的出现，还在于理解行为形式的出现、进化。因此，生物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从最简单的生物运动到最复杂的人类行为的性进化过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域，专门作行为研究，如动物行为学（ethology）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进行统一综合的研究（Wilson，1975；1978），其中又从几个方面对性学进行研究：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如猴与猿）的社会行为研究；早期人类［人科动物（hominids）］化石的研究；人类学家的跨文化资料分析；当前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相互作用中的生物与社会的各方面是如何从一开始就给合在一起的（Leboeuf，1978；Symons，1979）。
动物的性学研究并不是由生物学家独家进行的，实验心理学家也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同样，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primatologist）都受过人类学的训练。一些社会学家的眼光也放在生物-社会角度上。因此，性的生物学观点不是一项小事业，而是涉及所有形式的生物体的一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方法，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性研究时，它们应该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喧宾夺主的。但由于一些历史渊源、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学科自身的利益及政治等原因，这一理想还没有实现。因此，尽管人们认识到心灵和肉体在性行为中的相互作用，但科学家们仍在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的重要性。
从最坏的角度来看，生物学方法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绘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而心理-社会学方法则把他们描绘成了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大多数行为科学家认为生物学对性行为所起的作用与其对语言的获得所起的作用相似。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产生声音的声带系统，并且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容量供我们学习语言。但是，每个人是否能够学会说某种语言，取决于他是否被环境因素教授以这种语言，与生物学因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否讲英语或汉语，直接反映着养育了我们的文化。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可以说：我们生来带有性器官，具有表现性行为的能力，可是我们的性行为及性取向则主要通过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获得。
性行为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性的相互作用，也包括更为私密的色情幻想和“春梦”的世界。心理学家关心可以观察的所有性行为的科学研究：发育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伴随儿童成长的性的出现；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信仰体系（如态度等）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人格心理学家则思考人格特质、情境因素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工作，而生理心理学家主要也是从事神经生理过程的研究，但是他们的性研究方法与生物学家们是不同的。在生物学研究中，进化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而学习（Learning）的概念则是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奠基石。
在性差异的研究上，心理学家作了很主要的贡献，但直到最近他们对性行为也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研究者们诸如阿诺德·格赛尔（Arnold Gesell）对儿童发育的观察与记录非常之详尽、漂亮，但很少触及性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关注这个话题（Sears et al.，1957）。
近来，在心理学领域掀起了对性感兴趣的巨大浪潮。不论是在性行为还是与之相关的诸如性别认同及性角色等方面，心理学家都作了大量的探索。现在，在性学研究、教育等所有专业内，心理学家所占的比重可能是最大的（Polyson et al.，1986）。20世纪60年代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人发展起来的性治疗的新方法大都是基于心理学家们所提出的行为矫正技术（Caird和Wincze，1977）。
社会学家历来潜心研究诸如家庭之类与性相关的社会结构，而很少作性行为方面的研究。最著名的性社会学研究是由金赛博士完成的。尽管所用的方法及解释是社会学性质的，但金赛本人却不是社会学家而是一位生物学家。金赛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已有很多社会学家在从事人类的性学研究。
社会学的贡献是在几个很重要的领域里丰富了性学研究。社会学家们仍然是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前沿的专家。在我们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是表达和规范性行为的主要制度。同样的，收集性行为数据用得最多的调查方法也是一种社会学技术。
图1.3 阿尔弗雷德·金赛
广义地讲，社会学家广泛研究过的所谓“角色”的概念，可以直接应用到性角色上来；同样，性变态（sexual deviance）的概念可以用角色理论来阐述，也就是说，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个人扮演了“变态者”的角色。社会学家认为：性行为由我们所扮演的性角色决定，这种角色或多或少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换言之，社会学方法为我们理解个人性行为提供了一种较大的社会框架（Kando，1978；Henslin 和Sagarin，1978），社会学家的兴趣与人类学家的兴趣是重叠的（Reiss，1986）。
我们知道，文化在塑造人类的性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作性的比较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性是一个生物学功能，但它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获得其形式和意义（Davenport，1977）。所有的文化都影响着性行为，但方式各不相同。从单一社会背景的角度是不可能对性有严肃认真的理解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全人类。
要想了解人类大家庭，唯一的途径是去了解它的每一个成员。
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使命就是研究那些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图1.4）。这些社会（如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前文字社会等）相对来讲一般比较小、单纯，技术不发达，变化步伐比较慢，因而比较容易研究（Davenport，1977）。
图1.4 非洲图西（Watutsi）部落的人，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他们独特的风俗，这些照片被公开展览，用以推广性观念自由化。
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材料，丰富多样地记述了人类的性行为、性风俗和性标志（Gregersen，1983；Ford 和Beach，1951；Murdock，1949）。但是，人类学方法在性问题上存在不足，部分原因在于性行为本身的特点。因为大部分性行为是在秘密状态下发生的，因而排除了直接观察的可能性。而人类学家呢，又必须依靠关于这些行为的报告。这些报告很难反映行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由于当事者害怕暴露秘密，或由于夸大其词从而使得这些报告极易受到歪曲。因为谈论性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性行为形式，所以持保守观点的人或处于性压抑环境下的人是很不情愿对外人暴露自己的性生活的。因此，来自这种社会的报告所描述的性价值观念要比实际的情况保守一些。同样，性开放社会看起来也似乎比实际情况更加开放。
正如达文波特（Davenport）（1977）在评价性的人类学研究的利弊时说的那样：
一些过时的理论和一些曾经令人喜爱的假设，现在看来要么是错误观念，要么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作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推广，因而实际上我们不敢作任何具有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理论意义的推广。我们刚刚开始感觉到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和局限。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文化多样性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
在性学领域里，一般认为生物医学观点及心理社会观点是占支配地位的。但是，对这个主题进行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及历史的探索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性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行为科学本身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繁荣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人文主义思潮［尽管 人文主义 （humanism）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被确定下来］（Kagan et al.，1987）。古代的教育理想认为，最适合于培养自由的、负责的人的课程是对人类的研究，即人文学科。这一理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复兴”。基于这样的理想，理性探索人类的意图和活动的精神，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逐渐发展出了社会科学的一系列系统性学科。这种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性的研究也成了一个独立的探索领域。
现在一般认为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宗教和历史，这些领域的成果是人类理解性及其他人类经验所作的最早也是最广泛的尝试。
色情艺术，或者艺术中的打动人心的色情主题，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性活动的最古老的记载。自然主义或象征形式的性表现存在于幸存下来的最早的人类文化的艺术品中（Field，1975）。
在最古老的形式中，艺术不是用来表现现实的，它本身就被认为是现实的（Eitner，1975）。当旧石器时期的人们塑造孕妇雕像或者在洞穴壁上画上被箭头刺中的动物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并制定一种宗教仪式，以寄托他们对生殖力和食物来源的希望。对性象征（通常将生殖器官风格化）的充满魔力和宗教气息的使用以微妙而模糊的形式出现，经久不衰。
艺术也是性行为的图画记录，正如格言所云：一图赛千言。裸露的身体、性相互作用的图景都在为我们提供那永远逝去了的时光的见证，栩栩如生地反映着当时生活的各个侧面。当我们看到希腊花瓶上描绘着的性图景时，我们能从中对希腊人了解很多。
图1.5 阳物崇拜在古代和现代艺术中都存在，左图为挪威奥斯陆Frogner公园的一处雕塑，右图为泰国印度教的一个男性崇拜（lingam）雕刻。
艺术家对人的感情和性活动的分析与解释，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毕加索（Picasso）的色情画描绘的是艺术家与模特儿的互动。从画面上我们学不到解剖比例或性交姿势，但他的才华就在于他及时抓住了那一刻的感情状态。
色情艺术的目的还在于愉悦观众的眼睛，撩拨他们的心扉，唤醒他们的情欲。
在最流行和最强有力的色情艺术品中，从令博物馆蓬荜生辉的裸体艺术作品，到性用品商店里随处可见的劣等货色，都包含着唤醒色情意象的功能。每一个社会都不得不接触色情艺术。社会怎样对待它，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性价值观念和性文化（Eitner，1975；Webb，1975）。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性，与艺术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为描写、分析和情色唤醒等目的服务的。作家对待性的方式与临床医生更接近一些，离行为科学家则远一些。作家强调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事物的直觉，而不是数据的系统搜集与分析。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查泰莱夫人及乔伊斯（James Joyce）的列奥波多·布鲁姆并不是一般男女的代表，甚至他们也不是对某个具体男人或女人的真实描写。但是作家还是能够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抓住性的某些内在的、普遍的本质。不要指望哪一次调查能提取出这样的本质。
西方的色情文学与艺术一样，主要是为世俗（非宗教）生活服务的。色情文学形式很多，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各不相同。大多数详细描述的是爱情关系，性的描写一般是不充分的。在英文里，赤裸裸的情欲品被称为 色情品 （Pornography）（第18章），尽管判断的标准是很难确定的，并且经常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遇到性主题时，大作家们有一种趋向，即进行微妙的描写而不是赤裸裸的暴露，部分原因是害怕社会的责难。但一般来讲，如果作品能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那么它的色情主题所负载的能量就更大。大多数色情文学，至少那些比较直露的作品都是由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女人一般是主人公，但她们的存在却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Purdy，1975a）。
图1.6 美国电影《出轨》（ Unfaithful ）中男女主角的亲密裸露充满了性的张力。
虽然大多数色情文学描写的都是异性之间的事情，但其他性经历在文学中也都占有位置。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把那些更广泛的描写爱情、嫉妒、不忠及其他与性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进来，那么恐怕我们就不得不涉猎古今中外的全部文学了。
与艺术和文学相比，电影还是很新的东西。但它的渗透力却是无与伦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受电影、电视的影响远比受艺术、文学的影响深得多，并且，爱情和性一直是剧本的主题之一。
电影和戏剧相似，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开创的一些色情主题永远值得人们回忆。相比之下，电视仍然主要受着肥皂剧的冲击。尽管用电影来描写性图景或者探索有争议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一般供消遣用的电影和所谓“黄片”（“bluefilm”，色情电影）之间还是有一个实质性的、尽管比较模糊的界线。这与文学的情况相类似。上面提到的“黄片”又有所谓“软核”（不暴露生殖器）和“硬核”之分。
黄色电影是伴随着电影工业的出现而出现的。开始时都是地下活动，随着20世纪60年代审查制度的自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这类电影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却没有多少贡献，尽管性是它们的唯一目的，并且非常之详尽。
黄片看多了会使人意志消沉。但性具有一种内在的魔力，不管以多么不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对人构成了巨大的吸引。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无任何渲染的性器官及性活动的描写来达到一些教育的目的。
电影在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有效。为了教育的目的而拍摄的性交、手淫、同性爱等电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医院里使用，这些电影都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是它们仍受着一些限制，这一点与商业性的黄色电影是一样的。
历史学家记录整理了大量的著作，但很少有详细的性行为描写。即使偶尔注意到这个方面，也一般集中于那些统治者及社会特权阶层人物的生活。因此，对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般男女的性生活我们所知甚少。
由于过去没有任何性方面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对性行为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历史记录。历史学家向我们说明了性关系得以展开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并揭示了在人类文明中延续的线索。
不管他们自己是否会意识到，历史学家和平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信仰及偏见。因此，历史研究中的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处理性主题时偏见尤其多。除此之外，人为的歪曲也使得历史记录，尤其是关于有争议的性行为（如同性爱）的记载受到损害（Boswell，1980）。例如，奥维德（Ovidius）的《爱的艺术》（ Amores ）一书中的“男孩的爱对我的吸引力比较小”这句话，从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嘴里念出来后却成了“男孩的爱对我的吸引力等于零”。类似的情况还有，在欧玛·卡依亚姆（Omar Khayyam）的《路巴依亚特》（ Rubaiyat ）里，由于人称代词被人为地换过了，所以原诗人对同性爱情人的思念听起来和异性爱情已经相差无几了。
偏见的另一来源是由历来一统天下的男性观点造成的，所以尽管女性人物出现了很多很多，但她们都是被从男人的视角来看的。这与色情文艺中的情况类似。
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来有所改观，关于过去的性记录也开始谨慎地重新整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关心历史的隐秘的一面了。所谓的家庭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特别关心这些事情。
人类所有的探索和知识最早都叫做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家通常关注爱情和性，他们的看法塑造了后来西方文化中的性观念和性价值观（第20章）。例如，柏拉图哲学中身体的快感和理性的更高渴求的二元性，在后来基督教中肉欲与灵魂的高尚追求之间的抗衡中得到延续（Edman，1956）。
宗教在决定人们的性观念以及性行为上起着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基督教是影响性行为伦理的主导力量（第24章）。在另一方面，曾经与宗教联系密切的法律，如今已独当一面成为世俗社会中规约人类性行为的主要手段（第23章）。
在古代文化的 创世神话 （creation myth）中有十分精彩的性主题。如在艺术中，性欲表达了我们对生命感知的最复杂的原始冲动。我们最熟悉的与性无关的突出表现是犹太教创世纪录：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然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位女性配偶（《创世记》2：7,21-23）。与之相反的是埃及的创世神话：太阳神阿图姆-拉（Atum-Re）通过向手中射精，把精液放入自己口中然后再次射出的方式，创造了第一对子女休（Shu）和泰芙努特（Tefnut）。他的一滴精液滴到水中，变成了第一片土地。休成为风神，他的姐妹泰芙努特就是空气女神。他们两个结合后，生出了大地之神盖布（Geb）和天空之神努特（Nut）。盖布继续与努特结合直到被他们的父亲分开，努特成为天堂的星宇苍穹，盖布的阴茎够不到她，只好继续徒劳地将生殖器伸向苍穹，即他的妻子（图1.7）。努特失去了配偶，她每天晚上吞咽下太阳而怀孕，次日早晨太阳又重生于她的两腿之间（Field，1975）。
图1.7 古埃及大地之神盖布和天空之神努特，公元前1102~前952年。
对印度教及其他东方宗教的研究为探索宗教传统、教义及建筑中的情色主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我们将在第23章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各个学科不同，性学（sexology）或性的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性。尽管在过去20年中性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今天它仍然是“被误解、被错误定义的学术和医疗产业”（Haeberle，1983a）。它缺少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性学研究今后到底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还不清楚。是把性看做所有各种相关学科（从生物学到神学）的一部分，还是应该设立一个专门化的学科来关心性的方方面面呢？这些问题在性研究领域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Reiss，1982；Moser，1983）。
人们经常将性研究和“二战”后联系到一起，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然而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性学研究了，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200年以前。
性学是一个关于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的很广阔的领域。英文里的Sexology这个词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但至今还没有另一个公认的词能够适当地代替它。这个领域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起源、建立、复苏（Haeberle，1982,1983b;Hoenig，1977）。
今天的性学研究，可以寻踪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博大思考。
他们谈到了性关系及其恰当的社会地位问题。但是，这还只能算是对人类本性及行为的知识性探索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欧的一些医生，尤其是精神病医生，把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应用到性的问题上来，使性行为研究有所进步。性病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性欲倒错”的说法，是在法国发展起来；但只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性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并在19、20世纪之交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医生们在这一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可以这么来解释：他们关心人体，而性是人体的天然功能；他们关心性，将其作为专业上的延伸。并且，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信誉使他们能顶住别人对他们这种“非法入侵”的猛烈批评。历史上有两个人，虽不被人们认为直接参与了性学的建立，但他们的思想却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图1.8 理查德·冯·克拉夫特-伊宾
第一位是德国的 克拉夫特-伊宾 （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伊宾系统地研究了性心理失常（sexual aberration）的各种病例，其著作《性精神疾病》（ Psychopathia Sexualis ）于1886年首次出版，以后又修订了12版。克拉夫特-伊宾概括了早期的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方法对性的研究。他的研究工具是 病史 （case history），这是临床精神病学的传统。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法医学和心理病理学，因此他选择的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所以读他的书，不免会使你毛骨悚然。但是，直到今天，他书中的一些例子，读来仍是有教益的。
他过去不得不说的许多话，现在看来其理论基础是错的。但是，他首次把关于性行为的材料用一种系统的、合理的方法组织起来，这本身就为性学打下了基础。
他把性纳入医学领域，并使之赢得了相当的尊重。这在当时人们对于坦率地谈论性还极不习惯，甚至不能容忍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虽然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但伊宾还是因为涉足禁区而横遭批评。在他的《性精神疾病》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我辩护：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痛苦，不管是怎样的创伤，都不能吓倒一个献身（关于人的）科学的人；并且，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使他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痛苦，不管是怎样的创伤，都不能吓倒一个献身（关于人的）科学的人；并且，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使他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第二位则是维也纳医生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他开始也是个医生。他对性的兴趣，开始完全是由于他更加关心人格发育学说和心理病理学。但后来，性统治了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动机之后的驱动力。
图1.9 西格蒙·弗洛伊德
他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无意识和婴儿性欲。 [1] 这两个词都不是出自他的发明创造（Whyte，1960），但经他一用，却成了现代西方知识史上极有影响的概念。
弗洛伊德与早期的性学家们有过交往，但从未参与他们的具体开创性工作（Sulloway，1979）。但是，他的工作使性学成为一门学科，从而比其他任何人的工作都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都是错的，并且他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争议，很多都没有坚实的基础（第8章）。但是，他的性发育与行为学说仍是最综合、最完备的理论系统。
不过，性在不同的心理分析学者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如荣格（Carl Jung，1875—1961），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认为他过分强调了性。其他人，如 赖希 （Wilhelm Reich，1897—1957），认为弗洛伊德没能完全公正地对待性。
赖希是一名维也纳医生，后来跃为早期心理分析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满于弗洛伊德对社会、政治因素的忽略。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应该延伸到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人的生活方式削弱了性的自由及健康的表达。并且，所有的神经官能症（Neuroses）及性格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完全表达和释放受阻而累积起来的性能量造成的。
为弥补心理分析在政治思考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性考虑上的不足，赖希于1929年组织了“社会主义性指导与性研究协会”（Socialist Society for Sexual Adviceand Sexual Research）。实践证明，他试图进行的调和是行不通的。他同时被共产主义者和心理分析学派两个阵营开除。在晚年移居美国后，他想出了一种稀奇古怪的主意：在他的“宇宙能匣柜”（orgone box）中诱捕所谓的生物能（biological energy）。此时，他的工作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了。随后，他又被“新左派”中的激进分子捧为性与政治自由的斗士（Robinson，1976）。
想一想 为什么性研究被忽视那么长时间？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性学的建立主要是由另外三名德国医生来实现的。他们是：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1822—1922），艾尔伯特·摩尔（Albert Moll，1862~1939），以及赫什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他们的领导加上其他人的贡献，使得性学终于在19、20世纪转折之际建立起来了，并在几十年时间里得到发展，直到后来被纳粹镇压（Haeberle，1981）。
布洛赫 是一位皮肤病医生，对性病特别感兴趣。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知识渊博，在人文社科等领域尤有造诣。在那个时代，尽管研究性欲倒错（sexual degeneracy）问题是医学界的事情，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打破了生物学的界限，引入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观点方法，从而丰富了他的性学理论。为了反映性学多学科方法研究的特点，他于1906年创造了德文词汇Sexualwissenschaft——“性的科学”，即性学。
想一想 人类性学的生物学、心理学和人本主义方面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摩尔 是一位神经精神病医生，他虽然没有布洛赫那样的博学，但他的组织能力却非常强。1913年他领头成立了“实验心理学学会”（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以及“国际性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x Research）。摩尔非常尊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接受能力，这一点使他与反传统的激进分子赫什菲尔德经常发生摩擦。摩尔早期的贡献是论述同性爱及力必多（libido）的一些专著。在他1909年论述儿童性生活的著作中，首次阐述了婴儿性欲的概念，这很可能对后来的弗洛伊德产生了影响。
赫什菲尔德 是早期性学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早年他梦想成为作家，后来弃文从医，开始只是一个一般的开业医生，后来对性问题逐渐产生了兴趣，最终成为一名性研究与治疗的专家，以及争取性自由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赫什菲尔德的最大兴趣所在是同性爱。他直言不讳自己是同性爱者，并经常在法庭上为别的同性爱者辩护。为了改革针对同性爱的性法律，他作了不懈的努力。
同样，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也是颇具魄力的。1903年他调查了3000名大学生，之后又调查了差不多两倍数目的钢铁工人，试图证实同性爱现象的普遍性（他的回收率比很多现代调查的情况都要好）（Lesser，1967）。除了一些小部头著作外，赫什菲尔德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同性爱的纲要式著作，并被编入由布洛赫主编的系列丛书中。他首创了“transvestism”（易装癖）这个词，并编著了第一部有关易装癖的系统性著作。1928年，赫什菲尔德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性学著作（Hoenig，1977）。
赫什菲尔德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对布洛赫观点的发挥。1908年，赫什菲尔德在他主编的第一份性学杂志（Zeitschriftfür Sexualwissenschaft）中使用了布洛赫创造的性学概念。与布洛赫一样，他也是第一个性学学会（性学与优生学医学会）的奠基人之一。到1919年，赫什菲尔德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抱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ology）。这个研究所坐落在柏林一所优雅的建筑中，能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临床服务（包括婚前指导）以及医学法律帮助。同时它又是一个培训中心，配备齐全的图书馆藏有20000卷书籍、35000张照片及各种艺术品，还有大约40000份自传体实例材料（Haeberle，1982）。
图1.10 麦格努斯·赫什菲尔德
所有这些及其他一些很有希望的进展（包括两所著名大学里的性学研究项目），在纳粹掌权之后，都遭到残酷的破坏，甚至被摧毁。前面提到的三位性学先驱都是犹太人，注定了要受迫害。赫什菲尔德的血统，他的政治激进主义，还有同性爱取向构成了灾难性的组合。1933年，他的研究所遭到一群暴徒的洗劫，其所有家当被当众付之一炬。这一切发生在希特勒刚刚上台三个月之后。所幸的是赫什菲尔德当时正在法国，以后他便留在了那里。
想一想 决定成为一个性学研究者之前需要考虑的正面和负面的因素有哪些？
性学在德国的厄运也给别处的性学发展造成了损失。瑞士的 福勒尔 （Auguste Forel，1848—1931）和英国的 霭理士 （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与德国的性学家们是同时代人，并有密切往来。但在各自的国家里，他们无力重现德国学者们所创造的盛况。
但是，霭理士的努力还是对英语国家的人们的性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没作什么第一手研究，但他收集了大量的性学材料，编著成《性心理学研究》（ Studiesin Psychology of Sex ）一书，并于1896年至1928年间定期修订数次。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学者声誉，但在早年则饱受非议。
霭理士和夫人爱迪丝（Edith Ellis）都是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俩的结合也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婚姻：他们在感情上亲近，但回避性交。双方都同意，他们忙于处理妇女问题。他直到晚年也未曾获得性满足。在维多利亚道德风行时期，霭理士的个人经历所碰到的困难促使他成为一个不懈地倡导对性的多元化采取宽容态度的人。考虑到他对性的积极开放观点，布莱彻（Brecher）称他为“第一个叫好的人”（firstof the Yea-Sayers）。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些对性持肯定态度的人中独独没有女性。可能是由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不容许她们参与这一领域；另一个原因则可能在于，即使是有勇气的女性，也一般是以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出现，为节育之类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而努力，如英国的 斯托克斯夫人 （Marie Stokes，1880—1958）和美国的 桑格尔夫人 （Margaret Sanger，1883—1966）等人的工作。
图1.11 海洛克·霭理士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妇女所作过的研究被人忽视了。例如，1973年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斯坦福大学档案中发现了莫舍博士（Dr． Clelia Duel Mosher，1863—1940）所作的广泛调查。这是一份涉及45名女性（其中70%出生于1870年以前）的性态度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时间从1892年到1920年。这项工作的发现给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性学带来了新的光明（专题1-1）（Mahood和Wenburg，1980）。
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性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但各种各样的性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美国，一些行为调查还在进行，同时还有很多的临床研究。但是，现代性学的真正复苏要从20世纪40年代金赛的工作算起。
图1.12 阿尔弗雷德·金赛和他的研究团队，堪称是性研究和调查的先锋。
金赛博士 （Alfred C. Kinsey，1894~1956）原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在作了25年的黄蜂研究之后，转而对人类性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起因是他在别人的劝说下开设了一个婚姻课程班，他的学生问了他很多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促成了他的改行。从此，他和他的合作者们［鲍默罗伊（Wardell B. Pomeroy）、马丁（Clyde E. Martin）和杰勃哈特（Paul H. Gebhard）］收集了美国各地各色人种的16,000份性史，这是前无古人的工作。仅金赛一人就收集了7000份性史，10年中平均每天两份。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完成他会见100,000个人的宏伟目标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虽然已过去了约40年，但金赛对男、女性行为的研究仍是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最综合最系统的信息来源。金赛之后也有人搞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能与金赛的工作相媲美。
金赛建立的性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最近更名为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Gender，and Reproduction）］一直致力于其他更广泛的性行为的调查研究，包括对性犯罪与同性爱者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图书馆收藏有60,000册书籍，3700部电影，大量的图片材料及人工制品，当然都是与性有关的，因此兼具资料馆与教育的功能。
金赛的工作之所以能引起公众如此大的注意，除了因为其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模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使这些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在他之后，无论是别的调查者、记者，还是性用品商人，都在不断地刺激大众探讨自己的性生活，性调查成了通用的工具。谈论性的大众书的出版发行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尽管这类书对于性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并不会作出多少实际的贡献。
性研究的下一个飞跃是人类性生理的实验室研究。金赛早就期待着直接观察性活动，但是实现从会谈到观察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这是在妇科专家 马斯特斯 （William Masters，1915—2001）和他的女助手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1925—）的工作中完成的。
在694名志愿者（18—89岁）的配合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观察、监测、拍摄了通过手淫或性交达到的10,000次高潮时的身体反应。他们的工作至少建立了性生理学的初步基础，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生理学家和性学家忽略的。他们随后的工作，即性功能失调的治疗和研究，开辟了性治疗的新纪元（Brecher，1969；Robinson，1976）。
1973年，卡尔·戴格勒在斯坦福大学发现了一份对45位美国妇女进行的关于性态度的问卷调查，其中有70%的受访者出生于1870年以前。这些从未被公开的手写记录是迄今所知最早实行的性调查，也是关于19世纪女性性方面的唯一资料。
这项调查是由希利亚·杜尔·莫舍完成的，而她自己的一生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一个有趣研究对象。莫舍于1863年出生在纽约奥尔巴尼（Albany）的一个医生世家，她的父亲和四位叔叔都是医生。1892年，还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莫舍就开始了这项调查，一直到1920年才完成。在此期间，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斯坦福大学的健康中心担任医生，同时是卫生学教授。
莫舍所做的女性调查对象并不是随意的人群，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学者的夫人们。她们的回答所显示的对性的坦白程度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反驳了我们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禁欲的印象。
问卷表明，大部分（45人中有35人）受访者有渴望性交的感觉，不论丈夫是否有兴趣进行。只有9人说她们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感觉。莫舍一定是事先假定女性通常都能体验性高潮，因为她在调查中并不是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体验到性高潮，而是问是否“总”能在性交中体验到性高潮。35%的受访者回答“总是”和“经常”，40%回答“有时”或者“不总是”。如果把出生于1875年之前的女性单独归类，那么有性高潮（至少1次）的比例是82%，和出生于1900—1920年间的金赛访问的女性样本非常相似。
图1.13 希利亚·杜尔·莫舍（1863—1940）
这些妇女对性的评论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性交“是人类的正常行为”；“即使没有孩子，性关系也会使男人更爱他的妻子，性行为的最大贡献正基于此。性是美丽的，我很高兴自然将之赋予我们”；“对我来说，夫妻双方渴望结合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性交，其次才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次要的，尽管这个动机是完全有价值的，但是除非是双方都表现出欲望，否则性交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引自Degler，1980，p.264）。
在另一方面，这些女性也有许多性焦虑。由于避孕措施不可靠，对怀孕的恐惧控制了她们的想法。尽管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其中很多人说她们在结婚前对性一无所知。在这45位妇女中，有25位报告说每周至多行房一次；10人报告说每周有一次或两次；9人报告更多。然而，37位受访者中只有8人希望每周性交一次或更多，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妇女进行性交的次数超过了她们的意愿。尽管如此，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这些正面观点仍被视为莫舍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关本次调查的完整研究，见Mahood和Wenburg，1980）。
狭义地讲，今日的性学领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研究、教育和治疗。由于这些详细内容以后都会讲到，这里只简要作一介绍。
大部分性学研究是在大学里进行的。生物医学家继续研究性的生物学方面，但是现在从事性行为研究的人员大多数是行为科学家，许多人是心理学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相比其他学科，人类性学的研究仍是边缘性的。尽管性研究的质量正在迅速提高，但和心理学或生物学等建设比较完善的学科相比仍然是极不标准化的。研究者中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也有一些不够专业的人。人们对性学的了解往往是来自于畅销书，而不是扎实的研究或者学术成果。
有关性研究的主要期刊有两种：《性行为档案》（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和《性研究学报》（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另外还有大约十几种专业杂志和通讯刊物，也刊登一些有用的信息，如《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咨询中心报告》（ SIECUS Report ）。还有，因其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有关性的重要的研究报告同样也能在别的相关专业杂志上发表。
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教育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大学里为学生们提供性指导。早年的先驱们，如摩罗（P. A. Morrow，他发展了更加正当、更加有效的课程）等人主要关心的是性病的预防。“二战”之后，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课程开始流行起来，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今天这样的人类性学课程。
关于美国各大学人类性学课程的数目与性质，我们虽然没有综合的资料和数据，但是通过1986年对225所机构所作的调查发现：开设一门或更多门性学课程的占41%；另外，还有44%的学校的精神病学系开设了涉及性的相关课程（Polysonet al.，1986）。这些数据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开展过的同性质调查（Sheppard，1974）所得出的数据非常接近，可见自70年代早期的扩展后，高校性教育始终比较稳定。
图1.14 对身体有残疾的学生往往要采取特殊的性教育手段。上图便是两名视力受损的学生在通过以手感触仿生模型的方式学习有关怀孕和生育的知识。
人类性学课程的教师来自各种学科，但最多的是来自健康教育系和心理学系的。同学们对大学里开设的性教育课程一般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大多数教师们认为性学不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
除了少数几次试办研究生项目的不成熟的尝试之外，在高等教育战线，性学还是一个有待于人们去开拓的领域。在大多数成熟的高校中，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教师往往在其他专业有自己的主要教职。
青春期少年和儿童的性教育也一直存在着争论。由谁，以什么形式，为何目的给青少年以性的指导，一直是棘手的问题（第8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性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仍有理由关心这些项目是否完善。这些性教育项目往往资金有限，执教者自己通常是自学的，并且还要面对社会不时的反对呼声等等。
当今，艾滋病的威胁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进行全面性教育的机会。公众从来没有如此热切地希望孩子们能在学校中接触到性知识。社会最终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以促进和推广性教育为己任的最著名的（也是受攻击最多的）组织是1960年成立的SIECUS（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咨询中心），它的领导人是玛丽·卡尔德龙夫人（Mary Steichen Calderone，1904—1998）。在这个组织的章程里，性的宽泛概念是这样的：
SIECUS的性概念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性。它包括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强调的是与一个人作为男人、女人或男孩、女孩等密切相关的方面。并且，它是一个在人们的一生中一直运动变化着的整体性问题。性不仅仅反映着人的生殖特征，也反映着人的特征。作为总体人格的一种功能，性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及精神的、文化的变量都有关系；反过来，这些变量也会影响人格的发展和人际关系，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结构。
关于性教育的最典型的争论是，性教育打扰了儿童天真单纯的性的太平世界，点燃了青春期少年性欲的熊熊火焰。并且，在进行性教育的同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鼓励起来的性实验，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性教育的倡导者们则强调说，性教育可以帮助人们预防性传播疾病、避免意外怀孕、纠正错误的性态度等等；通过提供正确的信息，筛选出正确的态度，使人们过上更加满足的性生活。
大多数患有性功能障碍（如阳痿、不能达到性高潮）的人一般是由开业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或其他提供咨询的人来治疗的。不过，在过去的20多年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性治疗领域，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第15章）。现在还看不清这一新的性治疗最终是否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专业，也估计不出它的贡献是否会被吸收到成熟学科的主流中去。
虽然存在着不少缺点，性学领域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并获得了作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教育的学科的合法地位。在被忽视、被压抑了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一于人至关重要的学科，值得我们像对待人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坦诚、严肃、正直地对待它。
为研究性行为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们设计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但它们都具有许多基本的考虑因素。在我们转向论述每一种方法的特点之前，我们首先要提出这些问题。
方法论问题在任何行为研究领域都存在，而由于研究领域的新奇，研究对象的独特以及社会的偏见等因素，在性研究领域，该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随着过去几十年性学研究领域越来越面向更多更高素质的调查者，性科学家也日益专业化（Jayne，1986）。
每一种研究工作都有其目的，零散的收集资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即使只是一个极简单的性行为，也有着许多的方面，因此，除非研究者先确立一个清醒的头脑，知道他们要研究什么，否则他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研究性学不是为了证明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相反，最开始的一点是 假设 ，下一步才是去证实（即重新用新的事实证明或否定假设）、重述或证伪。假设的作用只是为了帮助研究者集中注意兴趣点，理解结果，以便于决定要检验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有无数的研究工作报道：有如此如此多的男人是这样做的，有那么那么多的女人是那样做的。尽管所有谨慎收集到的资料都很有趣，但通常难以知道通过这些孤立的数据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想一想 如何在你的大学中研究婚前性行为？
性研究者们与其他研究者一样，都是某种职业中的一员，是智识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又都是有个人精神和需要的人类中的一员，有自己的性价值观（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有自己的偏见（他们已尽力在工作上排除它），他们也许仍没有发现他们的偏见，或者在工作中屈从于这些偏见。
在这些方面，性学研究者与其他行为科学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在这一领域有更多容易上当的圈套，需要消除更多的磨难。从这一点看，有益的怀疑（但不是愤世嫉俗），对评价任何一项性研究工作，都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调查者不可能关注到研究的每个细节和每个方面，他们必须有所选择。因此，提问的类型和如何提问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会得到什么回答。例如，如果我们想知道男人和女人性需求的频繁程度，我们可能会向一个随机志愿者样本发放问卷，提问在过去一个月中他们的性高潮次数。经过恰当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男性报告的性高潮次数比女性多，然后我们得出结论，男性比女性对性的渴望更频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每周性高潮的次数是否是衡量性需求的 有效 工具呢？如果我们想知道的是男人和女人性需求的频繁程度，难道我们不应该问他们主动要求进行性行为的次数，不论其结果如何？或者问他们的性伴侣提出性交要求但被他们拒绝的次数呢？还有他们在独处或者与伴侣在一起时的性念想和性幻想的次数呢？这些都是性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中只有一些包括性高潮。人们经历性高潮的次数可能是他们性生活的重要方面，但不是衡量性需求的充分手段。
第二个问题是实验方法的 信度 （reliability）问题。效度（validity）是指实验的有效性或者是否精确地测量了研究者想要测量的东西，信度则是指测验或实验研究得到的数据是否具有一致性或可靠性。要有信度，问题在重复向受访主体提出时，必须能得出或多或少相同的答案。当我们要求人们回忆他们过去的性行为时，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到回忆的准确性以及如果我们在以后重复作这项研究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另一个潜在的陷阱是，我们假定一个变量，如性高潮，对男女老少来说意味的是同样的经验。
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把性高潮作为衡量性需求的手段的问题之外，其他社会心理和情境因素也会影响两性报告的性高潮次数。例如，假设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们基本上都是异性爱者，并且通常喜欢采用“男上女下”的性交体位等。因为在这种体位下女性达到性高潮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男性一般先达到性高潮，除非夫妻有时间和意愿继续做爱以使女方获得性高潮，否则性行为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之外，男性和女性的性角色观念使得女人更难向伴侣提出要做什么才能帮助她们达到性高潮。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当我们试图确定男人和女人是否对某一特定的性刺激更易有反应的时候。对性刺激的评价标准往往由男性设定，因此女性对这些性刺激的反应可能比不上男性。
研究者通常十分清楚他们有责任不侵害受试者。现在，许多研究单位和政府部门都制定了正式而严格的限定，以保证人类本身不受侵害（对动物的研究也有相似的限制，但研究人员的自由要大得多）。
对人类受侵害的防护有几个方面，这些研究必须不使受试者处于承受痛苦、伤害和严重苦恼之下，因为这些很可能导致创伤。如我们不能给孕妇施以睾丸激素，以观察其对体内胎儿作用的效果；同样我们也不能让孩子与成人进行性活动，来观察这样的事件如何影响他们的性发育过程。
保密对于性行为的研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金赛和他的合作者们建立了一个精心编制的编码系统，以保护数以千计的受试者的身份。临床记录包含个人信息，这里存在着保护的需要，因为披露个人私生活中详细的性情况，有可能会导致丑闻、社会排斥、婚姻不和、职业危机及法律行动。
尽管研究都是小心进行以避免伤害，但对于受试者的后果是不能完全预料的。
出于这个原因，当告诉受试者必须承担什么实验后，取得他们的 知情同意 （informedconsent）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进一步保护受试者，当实验完成后受试者会被查询。调查者向受试者澄清研究的真实性质（如果存在着欺骗的话），同时帮助受试者克服由实验造成的思想或感情上的扰乱。
欺骗的应用有它本身的特殊问题。有的实验是基于受试者本人不知道内情的。有的群体不喜欢有外来者的打扰，于是有的研究者就假称自己有相似的性兴趣而借以了解内情。例如，有一个人类学家曾与他的妻子一道与性混交的男女相处，以进行群体性学研究。他们设法使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如“我妻子正在行经”）来避免进行性活动，同时维护他们本身是性混交者这一假象（Bartell，1971）。
尽管这样的研究者确实不打算伤害他们的受试者，但由于这种方式导致的偷偷摸摸，缺少知情同意和事后沟通，让人质疑他们作为研究者的妥当性。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争辩说，不用这样的方法，有些性学领域就不可能披露出来。何况，我们的社会还允许警察和从事调查的新闻记者采用这种方法。
所有行为研究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了发现人类活动的共同形式。我们想要进行普遍化，研究结果不仅适用于一些个体，而且可应用于整个人类。例如，我们想要知道所有高等院校的学生会怎样做。我们还想知道，由于年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或其他情况的不同，性活动会有怎样的不同。
只了解几个人的性行为的信息是不够的，但对整个人类进行研究通常又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者必须抽取 样本 ，研究感兴趣的那部分人群。如果所抽样本是有代表性的，可以代表更大的群体，那么从抽样中得到的发现就可以推衍到余下的人中去。
抽样法有多种，最常用的一种叫 随机抽样 （random sampling），即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有相同的概率会被随机抽到。于是，要知道一个班的大一新生手淫的次数，我们直接抽一组大一新生即可（根据某个给定的目的，抽样的合适规模由许多统计学的考虑因素决定）。
随机抽样并不总是合适的。在上面的例子中随机选取样本的那个大一班级中，女性、黑人或者天主教徒都太少了。如果我们希望这些差异造成重要的差别，那么我们仅仅依靠概率，要从这三个分组中选出合适的比例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使用 分层取样 （stratified sample）的方法来使样本获得更好的代表性。这种方法将随机选择每个分组中的样本，然后在整体样本中以恰当的比例呈现。
实际上，所有对性行为进行的普遍性研究，均会出现严重的 抽样偏差 ，这种偏差的性质随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常常是由于被选择者不愿意参加引起的。这样一来，即使样本是随机抽取的，低应答率也会使抽样成为 自我选择样本 （self-selectedsample），很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每一特定形式的研究都有独特的抽样偏差。
例如，在研究男同性爱者时，年轻男性的样本往往在总人口中没有表现出代表性（Harry，1986）；或者在研究性反应的精神心理学时，与其他大部分人相比，志愿者对性往往比较不拘谨（Morokoff，1986）。
基于问卷调查和会晤访谈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偏差（Catania et al.，1986）。由于具有保守性观念的人们在性形式上有更大的限制性，因此在性学研究中，许多人不愿意参加性调查研究，也不想当志愿受试者，所以许多研究仅仅只展示了一幅性解放者行为图。另一方面，给社会带来问题和不便的行为更倾向于不报告，因为有些受试者不愿暴露这些行为。
由于这些原因和相似的考虑，没有哪个普遍性行为研究已被公认其发现能适用于更大的群体，更不用说整个国家了。尽管如此，从有缺陷和有偏差的样本中得出有效的结论仍是可能的。不过，仍然要小心那些声称衡量全部人口中的某种普遍行为的流行程度的研究，比如说参与某种性行为的人口比例（Brecher 和Brecher，1986）。
想一想 当你要研究性快感时，你将如何结合生物学、行为科学和人本主义思想？
统计学方法是分析数量资料的数学技巧，研究者通过统计学方法收集、组织和理解数量资料。对于理解性行为，统计学是能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有力工具，但它会因其精确性的幻象而被滥用。如果采用的样本是经过高度选择的，统计学就特别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这样，在一项只有5%的应答率的研究中，即使有90%的回应都对某个问题回答“是”，你仍然不可能知道样本中其余95%的人对此问题意见如何。
即使性行为的测量中可变因素很多，但我们有一个可以用于比较的基础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被测者所属的那个更大群体的性高潮频率，那么知道他/她每天每月或每年会有一次高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同样地，统计学帮助我们认识到，性行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实际中，许多不同的组别和个人是按不同的方式行事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性行为模式。即使通过仔细研究发现给定组别中有某些模式，这一信息也不能自动地推广到所有成员中。
图1.15 各年龄段男女两性的平均高潮频率
“ 平均 ”这个词告诉我们的是人类群体的情况而不是人类个体的情况。要理解每一个人，必须研究这个特定的人。比如，图1.15给出了金赛调查中男女受试者每周高潮的平均次数。这项研究中的个体高潮的次数或高于或低于这些平均数，因此它帮助我们了解了群体高潮次数的 变化 （variance）范围。对于个体的研究，在我们了解小组中的变化范围时能提供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小组与个体的研究可以互补，但不能互相代替。
统计学测定在了解性行为的所有方式中并非必需。单一个案的研究可能一针见血。作家和艺术家并不研究有代表性的样本，但仍能够深入透视人类性行为。统计学仅仅是一种工具，既不可完全接受，也不能盲目反对。
对患者或被治疗者的研究，称为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传统上认为，临床研究是医生的领域，但许多现代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婚姻及家庭律师，以他们自身的特殊视角，也投身于临床领域。
临床研究可以是对单一病例的 案例研究 （case study），也可以是基于一系列病例的研究。临床工作的研究成分可以是更大的治疗或处理过程的一部分。单一病例研究的传统方法在性学临床研究中仍在继续，但现在更常用于对更大的患者群体进行研究，更重视对照组及对资料的数量分析。
临床研究方法的长处有三方面。首先临床研究者往往都是受过良好职业训练的专家。任何一个有进取心的记者，都可以自由地为一本杂志进行一项调查。但要被允许治疗患者或当患者的私人医生，则此人需要有正式的受训经历并通过资格考核。第二，临床研究更可能集中于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上。人们由于受了创伤才来寻求治疗，因此临床医师处理的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瞎搞什么创造出来的问题。第三，临床治疗的程序允许更深入的研究。即使是非常短期的心理咨询，通常也包含了比典型的访谈研究或问卷法更强烈的交往频度。
临床研究的缺点与优点是同一硬币的正反面，不可避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临床医生长期以个人视角看待他们的受试者，这就意味着他们仅能处理很有限的受试者（尽管许多来源的病例可以收集到一起）。这些受试者是自愿选择的，所以也不太可能代表整个群体。甚至已发表的病例研究也会包含戏剧性的非典型情境。
这些缺点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即临床受试者由于处在苦恼和痛苦中，会有特殊的行为方式。临床的内容既不是中性的，也不完全适合无偏见的探询。这种治疗方式的主要目的是治疗，这样受试者及研究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有其各自的利害关系，从而影响被研究问题的客观性。医生仅想听到符合自己理论的描述，而受试者则被迫描述医生想听到的事。
最后，就算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治疗师，他们在实验方法论和统计学上也会缺乏培训。他们可能通过历史案例来对正常性行为下结论，而不是严格的对照实验观察。
总而言之，临床方法为关心现实生活问题的少数人提供了很有深度的研究信息，但是从病理和治疗的方面考虑，似乎给被观察到的行为着上了杂色。
访谈研究和案例史研究很相似，即研究患者发病的历史。研究 性史 时，访谈者会就性行为的不同方面提问，或集中注意某种特别的活动。在“ 结构化访谈 ”（structured interview）中，首先是提出一套预先拟定的问题，然后把同样的问题给所有的受访者回答。在“ 开放性访谈 ”（open-ended interview）中，由组织会谈者给出少量的指导或推动，以鼓励受访者自己说出其性生活情况。前一种方法，数据更有系统性、统一性，后一种方法则允许更自然和自由的表露，所以两种方法有互补性。
与临床方法不同的是，访谈研究更广泛、更随机地选择受试组。尽管如此，这种方法的优点常难以实现，因为常常只有少量被选择的受访者同意参加研究，这样又导致自我选择样本的后果。这些人说的可能并不代表那些不愿意参与访谈的人的想法。
另一个缺点是，访谈者与受访者的接触是相对肤浅的，特别是在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性行为上，更是如此。对一个不能给他帮助的陌生人，除非是医生，人们常常不会透露生活中的内情。如果考虑到一个人有不可避免的遗忘、隐瞒或夸大性经历的倾向，那么我们从这些访谈研究中能学习到的东西，将会进一步减少。
但对于像金赛这样一位老练的研究者来说，访谈研究只要进行几个小时，就可以得到有用的信息。专题1-2将讨论一些最著名的调查。由于金赛研究的规模及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将详细地介绍金赛的研究；尽管别的研究也用到访谈法，但没有一个能够接近金赛付出的巨大努力。典型的是，访谈研究法已被引入更大范围的问卷法中。如在亨特调查（专题1-2）中，除了2000份问卷回应之外，研究者还用访谈法加以补充。在别的一些情况中，访谈法提供了一种获得充满情趣的描述的合适方法，可以使那些由别的方法获得的毫无生气的资料变得有趣些。
图1.16 阿尔弗雷德·金赛在对受访者进行访谈。
问卷法（questionnaire）是结构化访谈的一种延伸，在该方法中，受试者不是通过口头，而是通过文字表达回答一套写好的问题。一个好的访谈者要有熟练的技巧及受过培训的资历，因为有效提问的编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
问卷法的主要优点是容易获得大量的受试者，提出问题的连贯性及可以有机会比较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在金赛组织会谈的16000名受试者中，这种方法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但是极不成熟的研究者，却只能从许多的回答中收到非常少的信息，即使能回收10倍于金赛的问卷。
另一方面，问卷法只能获得非常贫乏的回答率，有没有人真实地回答问题，这是难于了解的。在匿名的伪装下，是可以给出更真实的回答的。而一位访谈者的出现，则会帮助受试者理解所提问题的目的，以及提高认真回答的可能。通过提更多的问题，访谈者能够探索一个特别的领域，追踪是什么导致受试者提供这样的答案。
与案例研究相比，问卷法是一种更加客观的研究方式，但是这决不是说它就摆脱了偏见的干扰。问题提出的方式会影响到受试者的回答。为了摆脱这样的“负担”，受试者很有可能会按照社会期许来回答问题（就像他们在其他语境下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他们会给出他们认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调查人员所期待的回答。这样，问卷法就成了案例研究方法的反面——它耗时更短，覆盖人口更多，但提供的信息却更肤浅、更表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问卷法研究被付诸实践。专题1-2里描述了其中较为著名的几次研究。
我们引用的一些研究例子，一直是关于性行为的一般性研究。这些方法同样也可用于一些特殊形式的行为中（如婚前性行为），或特定行为的特殊方面（如同性爱交往中的个人交往方面）。我们在后文中将有机会去讨论特殊的研究。
在基于访谈的性研究中，金赛和他的合作者从事的性行为研究是最为雄心勃勃的探究。即使在40年后，不论是在规模上、内容的详尽程度及社会效果上，他们都保持着无法赶超的地位。
作为访谈者，金赛和他的同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都受过极好的训练，依靠一套标准问题，获得可比较的结果；给受试者提供包括交叉检查（如比较丈夫和妻子的答案）在内的成百套问题，以确保回答的可靠性。这些研究人员也记住他们的密码，并且把结果直接用密码记录下来，以便有更大的精确性和保密性。
在1938年至1950年间，这些研究者访谈了16000多人。金赛得到了7000个性史记录，在10年中平均一天获得两个。在这些报告中，基本样本由5940名女性和5300名男性美国公民组成。
金赛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人群中获得随机样本参加他的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常有许多人拒绝参加，这损害了群体的代表性。他转而采用一种“小组样本选择”法，选择差别很大的小组（如神父、犯人、大学生），然后说服每人都参与会谈。在1/4的这种小组中，他努力获得“百分之百的样本”，使这些群体（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说出自己的性史。这些小组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11240人的群体中，性史的研究包括了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职业、地理分布、宗教信仰等方面。所有这些小组都有足够的成员作为代表来进行比较，所以金赛的样本是 分层次的 （stratified）。不过它不是有 代表性的 （representative）调查，因为抽样的群体中，每一小组的大小和美国总人口中群体的构成是不成比例的。受教育水平低的和乡村的小组中，样本很少，几乎没有代表。有些小组，事实上根本没有代表性，如所有提供过性史的受试者都是白人（金赛收集过黑人的性史，但不够进行统计分析）。3/4的妇女是大学毕业生，许多低阶层的男性则犯有前科。这样他的受试者主要只代表了白人、都市居民、新教徒、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东北部人群。金赛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样选择造成的问题，对一些批评也不予置评。他称他的性行为研究只是在一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不是针对所有文化和所有人种的性行为研究（Kinsay et al.，1948；1953）。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花花公子》基金会（the Playboy Foundation）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性调查，是由一个独立的行为研究和市场调查组织主持的。研究的样本是从美国24个城市的电话簿上随机选择的2026名成年人。样本中的982名男性和1044名女性，在年龄的分布上与美国18岁以上人口的年龄分布相似。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出现在电话簿上，所以这些样本也不能说具有代表性，特别从80%联系到的人拒绝参加研究这一事实看，更不能说是有代表性。
这些资料是通过高度自我回答的方式收集到的。另外有100名男性和100名女性，被莫顿·亨特（Morton Hunt）和他的妻子伯尼斯·科恩（Bernice Kohn）选来进行更深入的访谈。这二位均是职业作家。亨特曾就这项调查研究写过报告，所以这里我们称这种研究为“亨特调查”（1974）。该法尽管难以与金赛调查法媲美，但亨特调查在用来与几十年前的金赛报告做比较时还是很有用的。
20世纪70年代末雪儿·海蒂（Shere Hite）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女性的性，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1976）。它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妇女团体来获得回应者，为了扩大研究范围，他们还通过几种杂志［如《阁楼》（ Penthouse ）］和时事通信来征募受试者。在做了大量努力之后，在100000拿到问卷的人中，只有3000人回应，回应率只有3%。另外还做了一个针对8000名男性（回应率只有6%）的类似的研究（Hite，1981）。1987年海蒂关于女人和爱情的研究是基于一个有大约4500位女性参与的样本，这项研究一共联系了10万人，故其回应率是4.5%。
海蒂的报告受到批评，因其样本不具代表性，作者具有辩论风格以及政治目的。但海蒂研究中的个人经验使其具有很高的阅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说的是和其他人所想所感一致的，所以她的书才得以畅销。
最后，大量收集问答资料的方法是杂志常用的调查法。通过在杂志上印上问卷来让杂志读者回答，回答问题的人构成研究的样本。因为杂志具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所以即使只有1%的回应率，也还可以得到数以千计的回答。不过这样得到的结果甚至不能推广到其他读者身上，因为它本身难以代表大量的群体。这种性调查法已被引进到《今日心理学》（Athanasiou et al.，1970）、《红皮书》（ Redbook ）（Tavris 和Sadd，1977）、《女士之家杂志》（ Ladies Home Journal ）（Schultz，1980）、《大都会》（ Cosmopolitan ）（Wolfe，1981）和《花花公子》（Peterson etal.，1983）杂志，如果不计它们的局限性，这些信息还是有趣的。许多调查对象更为有限的性调查已被实施。大学生通常是这些研究的调查对象。
在性行为研究中，直接观察法、参与观察法和实验法至今仍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其中的原因是在许多文化中需要一定的隐秘性去遮掩性过程。迄今为止，直接观察法最有意义和最深远的应用都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比如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主持的实验室研究。不过这项工作主要注重性功能的生理方面。
人类学发展史上有很长的参与观察的传统，但该法很少用于性行为的研究。当然，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看到一个婚礼比目击一个完整的性结合要容易得多。
这样，人类学家经常从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和多种观察资料那里获取信息，而不是亲眼目睹性行为。
实验法应用到性研究时有更大的困难，因为就研究者而言，要承受各种对实验的干扰。直接观察法只是简单地观察受访者按各种方法做了些什么，如交配；但在建立一个实验过程中，受试者则被引导去做事先讲好的动作，以满足实验者的目的。为保证受试者的安全，近年来，更新的实验标准和限制措施增强了严格性，因此导致性学实验特别难以达到目的。但是仍有数量可观的此类方法被采用。一个例子是给受试者展示能引起性唤醒的物体，同时用特殊设备测量生理反应。
最典型的是，研究者必须一直依赖于所谓的“自然实验”的效果，他们不能给孕妇服用激素，但他们可以研究激素已经显著改变的孕妇，观察激素对胎儿发育的影响（第10章）。
你将在这本书中阅读到各种各样的研究。记住我们提到的每种方法的赞成和反对的论据，以及各自的优势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有些研究互相反驳对方的结论，或者解答了一个大问题的一些小方面。你会发现不时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选择或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性学是一个精彩的领域的原因之一。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解读、判断和得出自己的结论。
想一想 你觉得何种形式的性调查对受访者而言最舒服？研究性行为是否是对人们私生活的不道德介入？
[1] 弗洛伊德第一部主要分析无意识的著作是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 Interpretationof Dreams ）。五年后在他的《性学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中，首次提到了婴儿性欲。有多部弗洛伊德传记，其中以Gay（1988）的作品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