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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查克尔在井边洗了手，沿着营地的林荫道走过来，在一张扶手长椅上挨着我坐下来。她眼波流转一瞥，微微有些斜视的感觉。其实她并不斜视，只是在顾盼之间加进了某种迟疑，因为她知道，这样显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得让我浑身不自在。她打开了话匣子，说得像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快，只不过没他那么武断。她流转的目光投向了工厂的方向，注视着冷却塔上升腾起的云雾，讲起三国交界处的山脉，那是乌克兰、比萨拉比亚和斯洛伐克接壤的地方。
她细数着家乡的山峰，下塔特拉山
，贝斯基德山
，它们都汇入东喀尔巴阡山北部，蒂萨河
的上游。我住的村子叫陆基，她说，是科希策
附近一个偏僻而贫穷的村落。那里的山从上面俯视我们，看穿了我们的脑袋，直到我们死去。留在那儿的人变得抑郁消沉，许多人都远走高飞。我也因此去了布拉格念音乐学院。
大冷却塔就像个威严的中年妇人。它腰间围着深色的木板保护层，像束身胸衣。由于束得太紧，无论白天黑夜，妇人嘴里都吐着白色的云雾。这些云雾也像贝娅·查克尔家乡的山民一样远走高飞。
我跟贝娅说起特兰西瓦尼亚的山，那里依然是喀尔巴阡山脉，我说。只不过我们那儿山里有又圆又深的湖泊。人们都说那是海的眼睛，湖底深得和黑海相连。你看着山间湖泊的时候，脚踩着山，而眼睛看着海。我祖父说，在地底下，喀尔巴阡山脉怀里抱着黑海。
接着贝娅聊起了图尔·普里库利奇。他是她童年的一部分。他和她是一个村的，住在同一条街上，甚至在学校坐同一张条凳。和图尔玩游戏时，她老得演马，图尔则驾着马。她摔了一跤，后来才发现，脚都骨折了。图尔用鞭子赶着她，说她是不愿再演马了才装痛。街道很陡，她说，跟图尔一起玩的时候，他总是个施虐狂。然后我讲起蜈蚣游戏。小孩子们分成两组，演两条蜈蚣。一条必须将另一条扯过粉笔线，拉到自己的领地来，因为想吃掉它。组成每一条蜈蚣的孩子们都要抱着前面人的腰，用尽全力去拉。人都快给扯碎了，我的髋关节挤伤了，肩膀也脱了臼。
我不是马，你也不是蜈蚣，贝娅说。如果人演什么，自己就是什么，那么他会吃苦头的，这就像是条法则。即使你搬到了布拉格，也是逃不过这条法则的。来到劳动营也不行，我说。是啊，因为图尔也一起来了，贝娅回答道。他也去念了大学，想当传教士，没当成。但他留在了布拉格，转行做起了生意。你知道吗，小村庄的法则是严厉的，就连布拉格的法则也同样严厉，贝娅说，所以我们无法逃脱。它们是由严厉的人制定的。
接着她又在游移的目光中加入了某种迟疑，说道：
我爱严厉的人。
是爱某一个严厉的人吧，我心里想，忍住了没说出口，因为她就靠这种严厉生活，并且与我不同，她从她那位严厉的人那儿谋了一个好差事，在工作服发放室。她抱怨着图尔·普里库利奇，希望属于我们这些人，却又想过图尔过的生活。她说得很快的时候，有时几乎都能消除她与我们之间的区别了。不过就要成功时，她又溜回了自己的安全地带。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安全感，她的眼睛才会在目光游移时变得狭长。也许和我说话时，她的优越感让她觉得不自在。她说得很多，因为除了那位严厉的人之外，她还想要一点点不为他所知的自由。也许她不过是要引我出洞，然后再向他汇报跟我们说的一切。
贝娅，我说，我童年的歌谣是这样唱的：
太阳高悬面纱之中
黄色玉米
没时间了
因为我童年里最强烈的气味就是发芽的玉米粒散发出的腐臭气。休长假时，我们在去文奇山待了八周。度完假回到家，玉米已在院子里的沙堆上发芽了。把它从沙子里扯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白色的根须，以及旁边挂着的又臭又黄的老玉米粒。
贝娅重复道：黄色玉米，没时间了。然后嘬着手指说：人会长大，这多好啊。
贝娅·查克尔比我高半个头。她的辫子绕头盘着，像条胳膊般粗的丝带。她的头显得如此高傲，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在工作服发放室上班的缘故，还因为她必须顶着这么重的头发。很可能她自小就顶着这么重的头发，这样，在那偏远穷苦的村子里，山峰就不会从上面俯视，看穿她的脑袋，直到她死去。
不过在劳动营里她死不了。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关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