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的年代

干完活之后，我没有回劳动营，而是到俄国人的村落去兜售。乌尼威马格的店门开着，里面没顾客。女营业员正俯身对着柜台上的一面剃须镜，捉头上的虱子。剃须镜旁是留声机，放着“踏踏踏踏”的乐曲。这曲子我在家里的收音机里听过，是贝多芬的，用来给战时特别报道配乐。

早在一九三六年，为了收听柏林奥运会，我父亲买了一台带绿色猫眼的蓝点牌收音机。为了这激动人心的年代，他说。蓝点买得很值，往后的年代就更激动人心了。那是三年之后九月上旬的一天，又到了在阳台的荫凉中享用清凉的黄瓜色拉的时候。蓝点就放在角落的小桌上，一旁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的欧洲地图。蓝点里传来“踏踏踏踏”的乐声，特别报道。父亲倾斜了凳子，伸手够到了收音机的旋钮，把音量调大。所有人都停下来不说话了，也没了餐具丁零咣啷的声音。连风儿也透过阳台的窗户驻足细听。九月一日开始的这件事，我父亲管它叫作闪电战。母亲叫它远征波兰。我祖父曾当过船上的帮工，并从普拉出发，做过环球航海旅行，他是个怀疑论者。他一直感兴趣的是，英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至于波兰吗，他宁愿不发表意见，而是再多吃一勺黄瓜色拉。我祖母说，吃饭是家事，和收音机里的政治不相干。

父亲是图画老师，在蓝点旁的烟灰缸里，他给彩色大头针上安装了三角形的胜利小红旗。接下来的十八天里，在地图上，小红旗一直朝东延伸。然后祖父说，波兰完了。小红旗用完了，夏天也结束了。祖母把欧洲地图和大头针上的小红旗扯了下来，又把大头针理好放回了她的针线盒。蓝点移到了父母的卧室。虽然隔着三堵墙，每天一大早，我就能听到慕尼黑广播电台的起床号。那档节目名叫早操，父母按照蓝点里体操教练的口令做体操，地板也随之有节奏地震动起来。我则被父母送去参加私人的体操训练课，一周一次，是给残疾人练的康复体操，因为我那时又矮又胖，父母认为我应该像个军人些。

昨天，一位军官专程从外地赶来。他戴着顶绿色的帽子，大如蛋糕盘，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给我们做了讲话。这是一篇关于和平和“脚文化” 的讲话。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敢打断他，恭顺地立在边上，像牧师做弥撒时的辅童。之后他把内容总结了一番：脚文化强健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房里跳动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心。脚文化让工人阶级坚强如钢。通过脚文化，苏维埃为着共产党的力量、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和平，变得繁荣昌盛。手风琴师康拉德·凡恩是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他告诉我说，俄语里的字母Y是要写成U的。所以指的不是什么“脚文化” ，而应是“体力文化” 和它的力量，就是西里尔文的“体操文化”。这个军官肯定是在哪里错学了这个词，而图尔又不敢去纠正他。

在残疾人康复体操和学校举办的“民族星期四”活动中，我接触过“脚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中学生，每逢星期四，我们都必须列队参加晚上的聚会，并在学校的院子里接受训练：卧倒、起立、爬栅栏、蹲下、卧倒、屈肘、起立。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唱歌。关于沃坦神的、维京人的，总之是日耳曼的谣曲。周六和周日我们会排好纵队行军出城。在山丘的灌木丛中，我们练习头戴树枝作为掩护，学猫狗叫来联系定位，并在胳膊上绑上红、蓝棉线，玩战争游戏。谁能把敌人的棉线扯下来，就相当于把他杀死了。谁手里的棉线最多，我们就会用血红的野蔷薇果实把他打扮成英雄。

有一次我干脆就没去参加“民族星期四”活动。说是干脆没去，其实还是事出有因。前一天夜里发生了大地震。布加勒斯特有一幢租住楼塌了，许多人被埋了。我们市里只倒了烟囱，我们家只有两根烤箱管子掉在了地上。我就以这个为借口没去参加活动。体操教练什么也没问，但残疾人体操训练已经开始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了。我觉得自己这样不听话，就证明自己真是个残疾人。

在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父亲拍了很多张身穿萨克森民族服装的姑娘和女体操运动员的照片。为此，他甚至买了一部徕卡照相机。而且，他养成了周日打猎的习惯。每个星期一，他给猎获的兔子剥皮，我就在一边观看。那些兔子给剥得光溜溜的，颜色发青，身体僵硬，伸得老长，和正在杠边做动作的萨克森女体操运动员有几分相似。兔肉被我们吃了，兔皮就钉到工具棚的墙上，晒干之后收到阁楼的一个铁盒子里。每隔半年弗兰卡先生就会来收一次。后来他再没来过。人们也不愿多打听。他是犹太人，黄中带红的头发，身材高大，苗条得简直像只兔子。我们下面院子里住的矮个子费尔第·赖希和他的母亲也不见了。人们也不愿意多打听。

什么都不知道是让人轻松的。从比萨拉比亚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来了难民，他们安顿下来，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离开了。从帝国来了德国士兵，他们安顿下来，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拔了。邻居、亲戚和老师们参战去了，不是投奔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就是投奔了希特勒。有的人从前线回来度假，有的人没有。有的人逃避了上前线，却在家乡搞煽动，穿着军装出入舞会和咖啡馆。

就连自然老师也穿着长靴和军装，向我们解释金色的欧洲杓兰是苔原植物。雪绒花也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了，而是一种时尚。所有人都佩戴着徽章和别针作为护身符，上面印有不同型号的飞机、坦克和各类武器，或是雪绒花和龙胆图案。我收集徽章，跟别人交换，对军衔等级烂熟于胸。我最喜欢的徽章是三等和一等兵。我觉得，二等兵都是嫖客，三等和一等才是情人。因为我们家里就安置了一位帝国来的一等兵，名叫迪特里希。我母亲在工具棚顶上晒日光浴，迪特里希就拿着望远镜从小天窗里偷窥。我父亲则从阳台上盯着他，把他拖到院子里，在棚屋旁院子里的石板地上，用锤子把望远镜砸了个稀巴烂。母亲收拾了一小袋衣服，到费妮姑姑家住了两天。早在这事发生前的一个星期，迪特里希送了两只摩卡咖啡杯给母亲做生日礼物。这是我的错，是我告诉他，母亲在收集摩卡咖啡杯，并且和他一道去了瓷器店。我向他推荐了两个小杯子，知道母亲一定会喜欢。它们粉中透白，像最上等的软骨的颜色，镶着银边，杯柄上面也点缀着一点银。我其次喜欢胶木做的徽章，上面印着一朵带磷光的雪绒花，夜里，它会像闹钟一样闪闪发亮。

自然老师参战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拉丁语老师从前线回来度假，来学校看我们。他坐在讲台前，上了一节拉丁语课。课很快就结束了，跟他预计的完全不一样。有一位常被野蔷薇果实打扮成英雄的学生一开始就说：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前线吧。老师咬了咬嘴唇，说：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接着，他脸上表情变得僵硬起来，双手发抖，这种情形我们从未见过。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重复道。然后，他把头伏到桌上，双臂像是破布娃娃的，从椅子上垂了下来，他哭了。

俄国人的村子很小。我们要去兜售的话，不希望碰到其他从劳动营来兜售的人。所有人兜售的都是煤。真是乞丐的话，会把手藏起来的。我们把煤包在破布里抱着，像是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我们上前敲门，要是开了的话，就稍稍掀开破布给人看。从五月到九月，兜售煤的生意都不大好。但我们只有煤。

在一家花园里，我看到了矮牵牛花，以及一整玻璃柜镶银边的小茶杯，粉中透着白。我继续往前走，一边念着“摩卡咖啡杯” ，一边数着共有几个字母：十个。接着我数了十步，紧接着为那两只杯子数了二十步。等我停步时，却看不见有房子。在家里，母亲在玻璃柜里摆了十只摩卡咖啡杯，我就为它们数了一百步，过了三幢房子，到了一家没有牵牛花的花园，我敲了第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