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之前的哲学
Philosophy before Plato

在我们与古代世界之间，耸立着一道墙：罗马帝国衰亡与基督教统治兴起的那段时期。爱德华·吉本把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怪后者导致了前者。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要知道，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帝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和法律保护，不久之后，在380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在帖撒罗尼迦敕令（Edict of Thessalonica）中宣布基督教为帝国的国教，并禁绝其他宗教。这一改变马上有了后果。公元（Common Era，即CE，旧称主后若干年，即AD）4世纪以降，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物质文化消失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故意毁灭的。在持续数个世纪的狂欢中，基督教的狂热信徒抹除了过去的文化：他们砸烂雕像和碑刻，涂污绘画，焚烧“异教”书籍。有人估计，多达百分之九十的古代文献湮灭在了这场劫难中。基督徒用古代神庙倒塌掉落的石头修建他们的教堂，在诗人和哲学家的手稿上覆写他们的经文。这意味着文学、哲学、历史和一般文化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不但难以估量，更难以原谅。不仅如此，当时的基督教有一系列互为敌对、互相竞逐的教派，为了就基督教的正确教义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这一努力最终成功——就必须把别的教派当作异端，而离经叛道者必须被镇压，包括暴力的镇压。

在对“过去”施暴时，基督教得到了来自其他群体的支持，他们一样不关心高雅的古典文明。这些群体有匈人、哥特人、西哥特人以及其他人——统称“野蛮人”。他们迁入和入侵了日益孱弱的罗马帝国，加速了它的灭亡。 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萎缩既是教育衰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写成并流传的书少了，还有禁令限制人们能读什么、谈什么，这样的环境自然导致日益增长的无知和狭隘。今天基督教自夸说，它的僧侣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抄写了一些幸存的手稿，从而保存了这些侥幸逃过骇人破坏时代的古典文献残篇。尽管这种保存只是对更早先信徒们无节制狂热的一种局部的、迟到的、不充分的回应，基督教竟然还认为人们要对此心存感激。

正如读者所料，只有那些被认为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人所认证的最重要和最杰出的文本能够幸存，而且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许多作品都佚失了。想想看，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只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雅典众多剧作家中的一位。根据引文和转述，我们知道了大约170位其他喜剧作家的名字和他们所写的1483部剧作的题目。所有这些作品都佚失了，只有阿里斯托芬自己40部剧作中的11部幸存下来。在肃剧作家（tragedian）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剧作中，我们知道70部剧的题目，但只留下了7部剧本。想象一下，假如在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中的36部戏剧中，只有4部现存于世会怎样[在实际佚失的两部剧本中，我们至少知道有一部名叫《卡丹纽》（Cardenio），据说是由莎士比亚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合写的]。假如我们知道佚失的32部戏剧的题目，那会激发多大的猜想。想象一下，如果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只有4部莎士比亚的剧本，没有塞万提斯或歌德的作品存世，而只有他们的姓氏和声名，还有一两份席勒的残篇，没有简·奥斯丁或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只有她们仰慕者的称颂，还有他人作品中引用的几句马克思，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的一条腿，普桑一幅油画的仿作的仿作，孤零零一首波德莱尔的诗，济慈的几行诗句，等等等等。过去的文献只留下一鳞半爪，而且不总是来自那个时代最好的作者，这就是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遗物的现状。（仔细想想，历史的变故和劫难确实可能会只给未来的人们留下这点东西。）颇为反讽的是，有一群属于另一个东方宗教——伊斯兰教——的人们，在几个世纪以后，也闯入了这个古典世界（毋宁说那时已经是古典世界的残骸了），这些人保存了残骸中的一些遗产，使之免于湮灭。

以上的回顾告诉我们，我们关于柏拉图（Plato）的哲学先辈们的知识——这些人在传统上叫作“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即便其中一些是苏格拉底（Socrates）的同代人——是零零散散地流传下来的。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有两个来源：残篇（fragments），即从后来评注者的作品中得来的引文，以及文献记录（testimonia），即后来作者所写的报告、转述或概括。鉴别和编纂这类资料的学术工作叫作“学述”（doxography），而“学述家”一词也用于称呼古代那些转引或记述前苏格拉底著作和思想的片段，从而把它们保存下来的人们。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概括和引述过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这些概括和引述有时并不准确，这也充分说明，做学述必须非常认真，因为即便是这两位巨人所做的学述也可能出错。亚里士多德是我们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主要知识来源之一，因为他经常谈到这些人，并让自己的三个学生欧德谟斯（Eudemus）、美诺（Meno）和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写了一些关于多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论文。美诺专注于他们的医学著作，欧德谟斯则评述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这两位写成的著作现在只有一些踪迹留在后代作者的引用和概述之中。提奥弗拉斯图斯在他的《论感官》（ On Sensation ）中讨论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知觉理论，并在《自然哲学原理》（ Tenets of Natural Philosophy ）中讨论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前一本书有几章流传下来，而后一本只留下了题目。

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所述及的思想家，有些距他们有两百年的时间。下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西塞罗，则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距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又有两百年。因此到西塞罗的时代，记忆和史料流传的线索已经变得更加久远薄弱（人们根据手稿制作抄本，又以上一代抄本为底本制作新的抄本，于是不断混入舛误）。西塞罗严肃认真地学习哲学，想要向同时代的罗马人传播希腊思想。在他的时代，哲学天才辈出的第一个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在他之后的几个世纪，又有源自其他方面的舛误，更不要说批驳，影响了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学述。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在他公元2世纪的著作中比较了基督教思想和希腊哲学，并贬抑了希腊哲学。尽管如此，他还是引述了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并为学述增添了内容。

公元2世纪有相当丰富的学述成果。怀疑主义哲学家塞克斯图·恩培里柯（Sextus Empiricus）就长篇引述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知识和知觉的论述，而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道德论集》（Moralia）中谈到各种话题时也都引用了他们。同一时期还有一部佚名作品叫作《学说集》（Placita），也是如此。人们一开始以为这本书是普鲁塔克所著，因此为方便起见，今天人们称其不知名的作者为“伪普鲁塔克”。2世纪后期，又有阿芙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中引用了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3世纪早期，罗马的西波吕都斯主教（Bishop Hippolytus）写了一篇《驳诸般异端》（ 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 ），认为基督教异端源于希腊哲学，并在论证过程中从希腊哲学传统中引用了大量内容，以图批驳这个传统，但这也反过来保存了他要攻讦的那些观点。

希腊哲学史最有用的史料之一，就是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名哲言行录》（ The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这本书读起来既有教益又很愉快，虽然和上述许多书一样，它并不全然准确。而且它有时会依赖传说和街谈巷议，甚至可以说是依赖过多了，这有损它的价值。尽管如此，它依然宝贵。书中不仅概述了哲人们的生平和观点，还列出了哲学著作的书目，这也使我们明白，有多少作品佚失了。

还有一部更早的作品曾被《学说集》引述，但也已佚失。这部佚书后来在公元5世纪约翰·斯托拜乌斯（John Stobaeus）的《自然哲学选集》（‘Selections on Natural Philosophy’）中被引为史料。这部书的作者据信是生活在公元100年左右的埃提乌斯（Aetius），人们认为他在写书的时候用了提奥弗拉斯图斯的书。5世纪的另一重要史料是普罗克洛（Proclus）的作品。他是建立于九个世纪之前的柏拉图学园（Plato’s Academy）的最后几位领袖之一。到公元529年，柏拉图学园（亦即“雅典学园”）被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下令关闭，皇帝同时下令全面禁止讲授哲学，因为哲学与基督教相悖。

另有一件史料，虽然距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开端已有一千年，仍然是重要的学述资料，那就是公元6世纪辛普里丘（Simplicius）的著作。在辛普里丘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s）卷一的评注中，他引用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其中一些引述是关于某些哲学家观点的唯一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自己大段引用其中一位哲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原因：他所引用的文本超过了论证所必需的量，这是因为巴门尼德著作的抄本稀少难得，所以他感到有必要保存其中一部分。

以上就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史料，但并不是全部。在其他著作中还散落着一些相关的记述、轶事和趣闻，已经被学述研究的密网所捕获。例如，这些史料有的来自公元前3世纪地理学家阿伽塞美鲁（Agathemerus）的著作残篇，有的来自雅典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Athens）作于公元前2世纪的《历代记》（ Chronicles ），还有的来自公元3世纪罗马文法家肯索里努斯（Censorinus）的《论生辰》（ On Birthdays ）一书，等等。

如我已经指出的，不论是残篇还是 文献记录 都不能被视为完全可靠（后者大概尤其不能）。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就粗略简短，还因为这些引文和概述的作者都有自己的意图，有时甚至对他们所引用或转述的哲学家观点抱有敌意。在理解残篇或所概述的观点的真义时，语言的问题、阐释的问题、上下文的问题以及与其他残篇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会造成困难。我们要对这一点保持警觉。

19世纪伟大的学术成就使人们对学述史料的研究能从语文学（即对历史文本所用语言的研究）的进步中受益，于是关于早期哲学的一种叙事出现了，并很快成为正统看法。而更晚近的学术研究则使得19世纪这种正统观点所描绘的图景变得复杂起来，并使这个图景的一部分受到挑战。这些研究包括新文本的发现，例如载有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佚散文句的斯特拉斯堡纸草（Strasbourg Papyrus）以及载有俄耳甫斯教祷歌和哲学语录的德尔维尼纸草（Derveni Papyrus）。 尽管受到挑战，这一正统叙事的主旨要点依然是我们进入这个主题的很好的指南。如果明白了近期的学术是针对什么做出修正和批评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修正和批评。

以下就是正统叙事。 HPE5bhsoZr0ZwAgrsnMKMBBAdv8YpoqrbHmRm8s+9ZBDFOhOPkrnLpa6NTJwO2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