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术师
（The Sophists）

“智术师”一词的原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或多个知识领域有所专精的饱学之士（sophos的意思是“聪明的”“娴熟的”“智慧的”）。到了公元前5世纪，“智术师”开始指称更特定的对象：专职教授修辞术和演说术并以此为生的人。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擅长公共演说是一项极受重视的技能。这主要是一种口头言辞的文化，其中个人的声望和地位也对公共辩论（主要是法庭辩护）中立场的成立有极大的作用，这一技能依赖的是雄辩的口才、说服力和影响听众的能力。既然这一技能如此重要，教授这个技能的智术师也因此生活优渥。这个技能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制中尤为吃香，因为政治和法律辩论处于城邦生活的中心。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喜欢智术师，因为他们认为，智术师收钱讲授的，是说服别人接受任何观点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是教人如何在辩论中取胜，而不是如何发现真理。在《欧绪德谟篇》（ Euthydemus ）中，柏拉图举出了智术师们所教授的在辩论中胜过对手的一些技巧。许多智术师无疑用过这些技巧，而由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他们的批判，现在“智术师”这个词已经变成了贬义。 我们说耍弄机巧的观点是“诡辩的”（sophistical），把巧言欺骗别人的行为叫作“诡辩”（sophistry），而“精致”（sophisticated）一词虽然现在用来形容高雅的品位、卓然的风度等等，但它的最初含义是指故弄玄虚来误导别人。

对智术师们的这种苛责，虽然有理由成立，但并不完全公允。除了讲授修辞和演说，智术师们还教授公共演说者所需的其他素质，因为如果没有主题可讲，纵使你辩才无碍，也毫无用处。你要了解历史和文学，熟悉各种思想，深思何为对错，何为社会，以及如何成功地度过一生。希腊社会在公元前5世纪总体上变得更有文化修养、更富有也更进步，人们越来越需要在传统的算术、识字和体育教育之外，学习更多的东西。哲学家们的理论，以及对地理、历史和其他社会、其他文化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理性讨论和学理辩论的热情。因而智术师们也不只教人修辞，他们所教的，有一部分是一种“生活哲学”或伦理学。智术师在这方面的作为引起了苏格拉底的特别注意，他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真正的好生活是由什么构成的。为此，他不只和智术师辩论，还广泛与人论辩，诘问别人，要他们阐明并证成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虽然智术师们被归为一类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也没有共同的观点或学说。他们是独立的教师，是游历四方的授课者，甚至也是表演者，因为他们还会演示修辞术。从柏拉图对最知名的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的记述来看，这些智术师似乎不愿掩藏自己的锋芒。

普罗泰戈拉生于阿布德拉，和德谟克利特是同乡。他生活在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420年之间，在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在世时，他是伯里克利的伙伴。柏拉图对他有可信的描绘，他笔下的普罗泰戈拉说：“我的孩子，如果你和我交游，结果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到回家时你会是一个更好的人，第二天也会如此。每天你都会有进步。”普罗泰戈拉还说，学生会收获许多忠告，因此能有效地经营自己的家事和城邦的事务，也会“强于行动，敏于言说”。

斯托拜乌斯、伪普鲁塔克和其他一些人记载了普罗泰戈拉的其他语录，这些语录说明上面的说法并非空谈。他说过，学习必须从小开始，必须扎牢根基才有用，学习也需要实践和专注：“没有实践的技艺和没有技艺的实践，都等于无。”但他也给了柏拉图厌恶他的理由：他不喜欢数学（“其主要课题是不可知的，而其术语令人反感”）。而且，据说他第一个提出，关于任何问题都有两个相反的观点，这也是后来的怀疑主义者认为知识不可能存在的理由之一。在这一基础上，他又说，在任何一件事上，人们都可以证立两面观点中的任一面。一位学述家说：“普罗泰戈拉能让较强的论点变弱，又教他的学生同时赞扬和批评同一个人。”

柏拉图在他的书中写到，普罗泰戈拉同意了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值得教授的知识是如何管理一座城邦并培养好公民。接着，柏拉图为普罗泰戈拉安排了一段演说，来论证好公民要靠践行正义和自我克制来养成。他说，教育可以、也应当在人们身上培育这样的自然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有助于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也有助于社会成员的生存。这些观点都无可指摘。

但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叙述了普罗泰戈拉另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据说这是他的佚书《真理》开篇的第一句话。这似乎表达了一种相对主义，隐含的意思是，不存在客观的真理，对一个人为真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可能为假。真理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与境遇而言，是相对的。在反驳这一观点之前，苏格拉底先是探究了在何种情况下，看似相互矛盾的不同观点可能会同时成立。例如，某个城邦可能会有法律禁止一样东西，而在另一个城邦，这样东西却是允许的。于是前一个城邦的公民可以说“某某事情是错的”，第二个城邦的公民会说“这件事情不是错的”，而他们可以都是对的。但这并不是普罗泰戈拉的同代人及其后继者所理解的他的意思，他们认为他想说的是主观相对主义：当两个人在同一问题上持有相反的意见，而且都有同等的理据时，要在二者之间做出决断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思想似乎与这种观点无法调和。人们认为，为了社会的存续，也为了人类的生存，人们必须普遍接受正义和节制的原则。而据柏拉图记载，这恰恰是普罗泰戈拉自己的思想。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公元前5世纪最大的论争之一，就是“习俗或法律究竟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这个问题，即律法（nomos）与自然（phusis）之争。道德戒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还是根植于实在的自然本质？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道德确实是实在而不可更改的，那么道德就必须根植于自然。于是批评传统道德的人可以主张，道德仅仅是人类偶然偏好的产物，所以道德可以被拒斥。而为传统道德辩护的人则回应，道德确实源于自然。

当时，这个争论非常激烈。在以另一著名智术师命名的对话《高尔吉亚篇》（ Gorgias ）中，作者柏拉图让高尔吉亚的学生伽里克勒（Callicles）提出了如下主张：传统的道德是弱者发明出来用以对抗强者，保护自己的。这些传统道德禁止强者做的事，实际上是他们自然有权去做的事，那就是随意利用比他们弱小的人。真正的律法是野兽所示范的律法，因为野兽是全然遵循自然的旨意来行动的。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卷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持有的是这个观点较为温和的版本，他称赞一位僭主突破传统道德的约束，维护了自己的权威。 伽里克勒和色拉叙马霍斯看法的共通之处是，他们都认为，积极自利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因为它是符合自然的生活。

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站在认为“道德习俗源于自然”的人们一边，发表了一段演说。这个演说与他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之间的矛盾，使我们不禁疑惑，他的真正意思究竟是什么。由于只有零星的证据，确实可能存在一种解读可以消除这种矛盾。这种解读体现在一段残篇中，其中有一个词“被用物”（chremata，即“为人所用之物”）。这个词表明，人们在主观态度上的不同，只适用于那些由人的选择和思想所产生的东西，尤其是信念、态度和判断，而不适用于那些由自然决定的东西。既然普罗泰戈拉认为，道德的基础是自然，那么不同的道德主张就不是矛盾的，而是共同支持了道德的真实性，这就有点像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地方，有人觉得热有人觉得冷一样。

然而，这种调和普罗泰戈拉观点间矛盾的方式，会遇到一个困难。他著名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使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与之相反的对真伪的定义：“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就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这就是真的。”普罗泰戈拉的意思似乎是，我们所说的话让事物成为我们所说的样子，而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告诉我们，要想让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所说的话必须反映事物本来的实况。哈姆雷特说，“世事并无好坏，人的想法让它们成为好或坏”，普罗泰戈拉似乎说的是，人们说万物是什么样，它们就是什么样，而不是其独立于我们的好恶而客观所是的样子。这一观点和《普罗泰戈拉篇》中归之于他的那种观点实在相悖，在那篇对话中，他认为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展现克制和正义感。

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大智术师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了高尔吉亚，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普罗迪科斯（Prodicus）、西庇阿（Hippias）、安提丰（Antiphon）和克里提亚斯（Critias）。

高尔吉亚是普罗泰戈拉的同代人，生于西西里的雷昂提尼（Leontini）。他一直活到一百岁，并以口头和书面的精妙修辞风格而闻名。据说，他在公元前427年出使雅典，结果在雅典迅速走红，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展示了自己的演说和修辞技巧。他通过为特洛伊的海伦辩护，来示范言辞说服的威力。为展示自己的技巧，在海伦跟随帕里斯去特洛伊的种种理由中，他选了一种最难辩护的——帕里斯说服了海伦跟他走（其他更容易辩护的理由包括：命运，或者现实所迫，或者阿芙洛狄忒的咒语让她无法自主，因而她这么做无可厚非）。这一辩护是使较弱的论点变强的一个例子。

普罗迪科斯是凯俄斯（Ceos）人，凯俄斯是爱琴海上邻近阿提卡海岸的一座岛屿。人们估计，他生于约公元前460年，也就是与苏格拉底同一时代。据说他还是苏格拉底的伙伴，或甚至是其老师。盲人狄迪莫斯（Didymus the Blind）有一条附注写道，普罗迪科斯不认为驳论是可能的，因为如果两个人在对话中相互反驳，那么他们所谈的就不可能是同一件事。据说他还否定了诸神的存在，这让他成了普罗泰戈拉的同路人。对普罗泰戈拉被他引用的某些文句的解读表明，他也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无神论者。这可能是柏拉图讨厌智术师的另一个原因。

普罗迪科斯作为教师和演说家的盛名使他致富，这群知名智术师中的第四位——西庇阿，也是如此。西庇阿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伊利斯（Elis），生卒年不详。但我们知道，在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去世时，他还在世。他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在讲授修辞术和记忆术（mnemonics）之外，还做出了一些数学成果，并写成了一部诗歌和哲学的文集。他因演说而闻名，观众提出任何一个主题，他都能针对这个主题即兴论述。他的兴趣与才干之广泛，让柏拉图忍不住打趣他，说他多才多艺，甚至会缝补自己的鞋子。色诺芬（Xenophon）记载了他的一句话：“人们怎么会把法律当真呢？同一拨人先是立法，过后又把法律推翻，再换别人来做同样的事情。”

安提丰是雅典人，生于公元前约480年。他也参与了“道德究竟是习俗还是自然”的争论。他说，人在身处社会之中时，应该遵守约定俗成的法律，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就应该遵守自然的法律。他认为，约定的法律常常违背自然的法律，这使人们“在能够少受苦时却多受苦，能多享乐时却少享乐，在不必受伤害的时候受伤害”。他和普罗泰戈拉一样，认为修辞术的力量能在论辩中让较弱的观点看起来变强。这大概也意味着，虽然违背自然而遵守约定的法律会让人们受更多的罪，但人们依然有能力为传统道德辩护。他说：“不论指控方的指控多么令人信服，辩护方的辩护也可以同样可信，因为胜诉要靠言辞。”

克里提亚斯也是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伙伴。他还是柏拉图的长辈亲属，因此和柏拉图一样是贵族。他在习俗与自然之辩中持有相反的立场，为习俗辩护：“先前，人类的生活没有秩序，如同野兽一样依靠蛮力。善行没有奖励，恶行也没有惩罚。后来，人们制定了法律作为惩戒者，于是正义就成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并使暴力成为它的奴仆。”对克里提亚斯而言，就像许多个世纪之后的霍布斯（Hobbes）认为的那样，自然状态是恶的源泉而非善的源泉，要想为世界带来正义，必须运用理性。

从随后的历史来看，柏拉图对智术师们的反感产生了重大的后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关键点在于，哲学是对真理的追寻，它不应该被“赢得一场官司”或者“挣得一份学费”这样的现实需求所左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正确地怀疑那些收了钱而发表的意见，例如报纸上的“受赞助的社论”，医药公司付钱让医生开某种药，政客为捐款人的利益而活动，等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坚持的观点认为：真理不应该被售卖。

[1] 英语中的“主体”（agent）、“行动者”（actor）、“能动性”（agency）、“活动”（activity）、“行动”（action）都有同一个词源，就是拉丁文动词 ago agere egi actum 。这是个很复杂的动词，在拉丁语中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但其中有两项是“做”（do）和“驱使”（drive），与其他短语相组合也可以表示“使某事发生”的意思。

[2] 此处残篇有缺损，因而有不同释读。作者所用的译文将轨迹解为“毛梳的”（gnapheon, of fuller’s comb）轨迹，这里改为“梳毛轮的”（gnaphon, carding wheel）轨迹。根据是Kahn, Charles H.，ed.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A New Arrangemen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Fragments with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中的考证，见第190—192页。按：梳毛轮是用于梳理粗羊毛的机械，由一个大滚筒及其上的一系列小滚轮组成。羊毛在大滚筒上滚过并被滚轮压平。这句话大概是讲羊毛经过弯曲的滚筒压制却变直了。——译者注 RaFeOzxg8SCI6laR54dJz+9ncl4B6Wtu4FNUbBtJZtgZAB+ZUE60QEncJYr2Sk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