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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有多少种方言？大连方言属于哪个方言片？与山东方言及东北方言又有何关联？
在语言学界，现代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分别是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其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也有广泛分布。
在语言学上，“官话”是特定汉语方言的专有名词，过去叫“北方方言”。官话也是分布最广的汉语一级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 70%以上，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北部和长江以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这些省份沿长江的部分地区。
具体来说，官话分为八种次方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大连方言是典型的胶辽官话，很多人以为大连方言属于东北方言，实则不然。
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相近，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东北部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汉语方言之一。东北方言是在本地方言、河北方言和山东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与大连方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言品种，但在现实生活中，两种方言“并存共用”的现象非常突出。
胶辽官话分为登连片、青州片、盖桓片，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近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和半岛沿海的地理环境使胶辽官话的声调极具特色，简单地说，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是胶辽官话的典型特征，也是划分胶辽官话与周边方言的首要标准。
大连方言属于登连片，是汉语北方方言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汉代扬雄编撰的《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以下简称《方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词典，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在欧洲，同类的著作迟至 18 世纪才问世。“方言”一词最早也是出自扬雄的这部著作。《方言》主要记录汉代口语词汇、比较各地词汇异同、反映方言地理面貌，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最初写关于方言的文章时，我时常会陷入怀疑的情绪之中，方言当真值得消耗心血去研究吗？方言确实是我们解读地方历史不可或缺的线索吗？当得知我们的祖先早在 2000 多年前就下大力气收集、整理、研究民间语言，我对书写关于方言的文章又充满了动力与信心。
扬雄所著的《方言》收录方言词语近 700 条，其中有方言词语内容记录并指明地域分布的词语有 340 多条。在他的研究里，山东方言分为两大区四小片区，与现代山东方言分区情况大体一致。山东方言主要包括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显然，胶辽官话在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中是有记载的。大连方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值得学界探讨和研究。
方言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一座城市的民俗风情、市井生活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方言蕴藏着我们的身世和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都被方言不动声色地记载着。
在学者迟永长教授的研究里，大连话可分为三种次方言：以大连市区话为代表的狭义大连话，以庄河话为代表的黄海沿岸话，以大、小长山岛话为代表的长山话。如此，大连话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大连话泛指所有居住在大连地区的老居民及其后裔所说的话，包括内部差别较大的大连市区话、庄河话和长山话。狭义大连话专指以大连市区话为代表的当地老居民及其后裔所说的话，不包括同属大连话的庄河话、长山话，以及与庄河、长山音系类似的话，也不包括近些年从外地迁至大连的新居民所携带来的方言。
那么，大连话从何而来呢？
由于迁徙杂居、经贸往来、战争及文化交流等历史原因，大连方言吸纳了大量的山东方言、满语及日俄两国语言的借用词。今天的大连方言有着山东方言的原始基因，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清末民初，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来自山东、河北的大量流民迁移东北，史称“闯关东”。“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登陆，先到辽东半岛和辽河流域，再扩展到辽宁的东南部和东部及北满。……‘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到达新地后往往是先立一窝棚，窝棚的集合则以同族同姓为基础，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东北。”（《方言与中国文化》）山东人来到大连，以族居的形式抱团取暖，共谋生存出路，又是大批地占据大片土地，所以他们旧地的方言很容易保存流传下来，对如今的大连方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大连话日常用语中，满语的音译借词较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满族从初兴、发展直至 1644 年入关，统治中国近 300 年，是继蒙古族之后又一个建立起全国性的统一封建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最先发生变化的是语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人口数量不多的满族人，置身于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这种境遇里，要想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是很难的，语言的衰落乃至消亡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当然，让一个民族的语言彻底化为乌有也不太容易，毕竟语言的背后是一个群体几百年跌宕起伏、活生生的历史。满语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却有大量的词语以音译借词的形式驻留在大连话之中。这些满语词汇至今都是大连人日常交流中不可缺少的常用语。
外来词也是大连方言的组成部分。什么是外来词？季羡林说：“所谓外来词，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代表精神方面的，抽象的东西；一类是代表物质方面的，具体的东西。无论是抽象的东西，还是具体的东西，这些词儿所代表的东西原来都是外国货，传入中国，必须有一个华名，于是千奇百怪的外来词就应运而生。”
外来词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总是裹挟着时代风云。汉、唐时期，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以海纳百川之大国胸襟迎接外国文化的流入，也频繁地派出使节前往各国进行交流，带回了很多异域文化，进而出现了外来词。外来词涌入中国的第二个高峰期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悍然打开了中国大门，他们的坚船利炮进来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也涌入了，我们被迫吸取了大量的外来词。外来词涌入中国的第三个高峰期是改革开放之后，也特别值得研究。
1897 年 12 月，沙俄的舰队占领旅顺口，1898 年 3 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大连被沙俄殖民统治了 7 年。大连这个地名就来源于俄语“达里尼”，后来从日语音译而成“大连”二字。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大连又被日本殖民统治，这段屈辱历史长达 40 年，直到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量的俄语和日语进入大连市民阶层的口语中，并流传至今。
如季羡林所言，大连方言中的这些外来词，大多数是关于物质方面的、具体的东西，比如，“挽霞子”（衬衫）、“磨叽”（年糕）、“便所”（厕所）、“瓦斯”（煤气）、“马葫芦”（下水道）、“布拉吉”（连衣裙）、“维得罗”（水桶）、“列巴”（面包）等。这些外来词如今仍然活跃在大连人的生活中，有时候居然令人忽略了它们的真实身份。学者游汝杰说：“汉文化的宽容性使它能容纳下古往今来的种种外来文化和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同时汉文化又具有极大的消融力，善于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加以消化改造，变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大连方言虽然只是胶辽官话的一个小片区，但是从历史深处来看，与各个官话方言大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关注大连方言的一个理由。通过大连方言，或许可以了解中国方言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保护方言、传承地方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有些古老的方言随着老辈人的逝去而永远地消失了，所以，当今天我们与某些方言重逢，真的需要长久地端详，细致地品读，才能认出它们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过。顺着方言的线索，我们回到了往日生活的现场；对方言的品读，让我们完成了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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