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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女兵的大量参战让全世界大为震惊。参战的女兵有4万人，占总体士兵人数的12%。这个数字是整个越战期间参战女兵数量的4倍（Enloe，1993：201）。战争从“男性的战斗”变成了“男女共同参画”，令人感到讽刺。
就在同一时期，全美最大的女性组织NOW提出解除限制女兵参战的要求。NOW是由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创建的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该组织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已取得了不少成果。NOW要求女兵“像男人一样”参加战斗，这在女权主义者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场波澜也蔓延到了日本。女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反应各异。对支持NOW这一要求的人而言，“平等”的目标就是获得“女性也有誓死为国战斗的权利”，如今目标就摆在她们眼前，亟待她们下定决心“大胆支持”NOW。而反对的人则急需构建一套脱离性别本质主义的反战逻辑框架，不依赖将女性视为爱好和平者的性别本质主义。
女兵问题随之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角力中，这个问题将女性和男性、右派和左派问题搅在一起，亟待明智的政治判断。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根本上回答“国家是什么”“军队是什么”以及“士兵是什么”的问题。另外，女权主义者对这一问题持有的态度，也是检验她们认为“女性主义是什么”的试金石。
回溯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女兵的出现一点也不突然。军队和女性的“分水岭”终结于越战。越战以前，战争一直都是“男性专属”，女性仅仅充当着后方支援以及医疗人员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胜利告终后直到1972年的这段时期，男性一直以“正义战士”的形象出现，而女性却始终忍受着扮演拥有“美丽灵魂”、爱国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Elshtain，1987=1994：11——26；Enloe，1993：217）
美国女性的参战由来已久。早在1783年
的独立战争时期，女人就已经拿起枪开始战斗了，在战争中负伤的人还获得了养老金。1901年出现了仅由女性组成的护士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别有3.4万和40万的女性通过女子陆军团（WAC，Women’s Army Corps）、女子空军团（WAF，Women in the Air Force）参加了战争。而这些女性的参战并不是为了弥补全体战中兵源的不足。
1972年，美国废除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此后，美军当局开始积极地招募女兵。截至1972年，美军中的女兵人数达到了4.5万，占总体的2%。到1990年，也就是海湾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达到22万人，占总体的11%。到1997年达到了33万人，占总体的13%，其中，陆、海、空军的占比分别为14%、13%和17%，而任务最繁重的海军陆战队也有5%的女兵。（Rayner，1997）
放眼国际，除了已经实施女性征兵制的以色列，美国女兵以13%的占比超越了俄罗斯的12%，成为世界第一。（水岛，1997）女兵比例较高的英国有7%。在日本，自卫队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增加，截至1991年，陆海空自卫队总计约8000人，占比达到3.5%。（加纳，1993）
与之前的女子陆军团有所不同，有一股新趋势是通过男女混编部队将女性纳入军队。这一现象源自20世纪60年代女性开始要求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1976年，西点军校开始招收女性。女性在军队中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也日趋完备。
如此一来，当初只能扮演“后方支援”角色的女性开始转变为“参加战斗”的女战士。而这种“职务领域的扩大”也仅仅是时间问题。1983年在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战争中有170名女兵。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战争中有700名女兵。格林纳达战争中女兵的参战问题一度成了争议的焦点，但在这之后的巴拿马战争中，美国却进一步放宽了女兵参战的限制。当时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琳达·布莱尔上尉率领美军的一个小分队与巴拿马军发生了枪战，并导致了巴拿马军3人死亡。（上野、NHK采访组，1991：6）
女兵参战的规模在海湾战争中进一步扩大。即便是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存在危险。海湾战争的死亡人数为356人。其中，后方支援的死亡人数达211人。女性战亡人数为13人，其中5人是在战斗中死亡的，2人成了俘虏。
美军开始积极招募女兵的理由有：第一，由于兵役制度改为志愿兵役制，招募女兵可以弥补兵源的不足；第二，美军种族构成的比例失衡。（Enloe，1993：207）自实施志愿兵役制以来，军中的黑人比例急速攀升。1970年美国陆军预备役的黑人比例为14%，1980年上升至26%，1990年则达到了31%。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军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黑人。黑人参军的比例比黑人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14%）还要高，这种比例的失衡缘于“贫困征兵”（poverty draft）。军队中的种族歧视问题没有一般社会中那么严重，还能一边领着薪水，一边学习技能，提升自己的学历。这对于少数群体而言是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但美国军方担心这会使“美国军队”变成“黑人军队”，于是开始积极录取女性
。
而另一方面，女性参军的条件也日趋成熟。第一，女性也是受歧视的少数群体，当兵对她们而言同样是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第二，即便只把入伍当成接受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那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第三，在这一时期，女性就业领域不断扩张，女性可以选择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所有“非常规职业”（unconventional profession），而士兵就是这些“非常规职业”的其中之一。最后，还必须提到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男性失业率以及美国社会离婚率的升高。美国女性进入职场的主要动机是“支撑家庭生计”，这与为了“补充家庭生计”而工作的日本女性不同。长久以来，由男性独霸的技术职位等“非常规职业”领域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因为这些职业的劳动条件明显好于其他职业
。结果，为了支撑家庭生计，单亲母亲以及丈夫失业的妻子都选择了参军。军队甚至还为女兵提供照看孩子的服务。海湾战争中，媒体报道了母亲在亲吻孩子之后即刻奔赴战场的场景，随后舆论哗然。这表明女性已经可以同时扮演母亲与战士的双重角色，而这同爱尔希坦（Jean Elshtain）的图式恰恰相反。
从上述历史背景来看，海湾战争中女兵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机会均等”扩散到军队中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辛西娅·恩洛是一位研究军事化与女性关系的国际政治学家。她有一部论述“美国女兵的建构”的著作，书名是《下一个早晨》（The Morning After），具有暗示末日战场的意味，同时也是对“绝不会到来的未来”的隐喻。在这本书中，她指出在军队中推行的机会均等中包含五个要素。（Enloe，1993）
第一，招募录取的机会均等。第二，对少数群体有利的就业机会。第三，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对于驾驶飞行器、操纵大型机械等技术难度较高的工种提供免费的学习机会。第四，晋升的机会均等。这与要求废除或放宽对女兵参战的限制息息相关。因为在军队中晋升需要立“军功”，而禁止女兵参加战斗，就意味着剥夺了她们晋升的机会。最后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如果军人也是一种需要专业精神的职业，那就应该适用于“机会均等”的原则，每个人展现自我和竞争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这点与兵役制的变化有关。志愿兵役制的实行让军务从义务变成了一种“职业”。
琳达·克贝尔还通过追溯美国建国的历史，对兵役与公民权关系提出了另一条重要意见。独立战争后，服过兵役的人作为社会福利的受益者，一直都享有优厚的公共福利，还能在公务员选拔时被优先录取，特别是在战争中负伤的军人的待遇十分优厚。只要男性独占兵役领域，公共福利的天平就会向男性倾斜。将女性排除在兵役之外，导致女性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公共福利之外。（Kerber，1993：116）“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由派女性团体一直都是将兵役与一等公民权结合在一起讨论的。”（Kerber，1993：125）
但是，恩洛认为，在海湾战争中女兵更容易参加战斗是有条件的。第一，战争形态转变为以精准打击为代表的高科技战争。参战女性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轻松操纵着高性能轰炸机的娇小女性形象取代了越战中扛着重型武器在泥泞中匍匐前进的强健女性形象。
第二，由于美国将沙特阿拉伯定为轰炸伊拉克的据点，因此，为了获得沙特的协助，美军在军中实施了极为严格的禁令——禁酒、禁毒、禁买春，因为沙特是一个戒律森严的伊斯兰教国家。在沙特国王的要求下，美军没有在其基地附近设置卖淫场所，由此女兵的参战就变得容易了。（Enloe，1993：219）众所周知，越战中美国曾用毒品鼓舞士兵的士气，而在海湾战争中，性、毒品、酒精这些军队中的“男性文化”都被压制下来，这也是海湾战争的一个特点。
第三，令更多女兵参战是在双方军事实力悬殊的背景下采取的短期决战型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双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在许多方面，海湾战争和越战可以相互对照。
海湾战争中女兵的参战可以说是被有意利用了。她们使得海湾战争被塑造成了一场“美丽的战争”。女兵参战是一场仪式，用来抹去那场“肮脏的战争”——越战的痕迹，以重新塑造“美国正义”的形象。如此一来，美国在舆论战上也获得了胜利。
但是，美军基地禁止买春并不代表现实中的美国男性士兵表现得绅士。海湾战争期间，发生在军队内的强奸、性骚扰事件仅被告发的就有24起。女兵遭受到的性侮辱，比起敌人更多来自自己的战友。另外，在海湾战争中还有两名女性被俘。很多人担心俘虏会遭受虐待，特别是女性俘虏可能会遭受性虐待。那两名女战俘中的一人在获得自由后一年才首次说出自己曾遭受强奸的事实。之前一直没有说是因为“考虑到对军中士气的影响”。
人们怎样看待军队中的男女平等呢？这与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军方、有履行兵役义务的男性、左派和右派的女性团体等各种因素紧密相关。
在1972年改为志愿兵役制后，美国国防部设立了国防部参军妇女咨询委员会（DACOWITS，The Defense Advisory Committee on Women in the Services）。在该委员会的报告建议下，国防部设置了国防机会均等局，以推进女兵的录用。但起初，军方高层对此的反应却不屑一顾。（Enloe，1993：210）
1968年，在越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一些处于服役适龄期的年轻人提起了诉讼，主张兵役义务只限定于男性的做法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原则”。后来各地还发生了多起类似的诉讼案，其中最有名的是“罗斯特克诉戈德堡案”（Rostker vs.Goldberg）。戈德堡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他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之后于1975年加入诉讼的行列。198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向国会提交了包括男女的“普遍强制兵役登记”的提案，但被国会否决，仅限“男性的兵役登记”的正当性再次得到确认。吉米·卡特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首先在地方法院胜诉，随后在1981年于最高法院逆转局势，获得符合宪法的判决。
1980年，卡特总统的普遍强制兵役登记提案要求，不论男女，只要满18岁都要去登记兵役，这一提案的背景是《平等权利修正案》（ERA，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通过。卡特总统认为时机已成熟，因为“女性现在已经进入到各行各业，所以军队也不能例外”，他认为“只有公民义务的平等，才能有公民权利的平等”。但他没有料到提案会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
。兵役上的男女平等受到保守派议员的反对，国会再次拒绝总统的建议，仅限于男性的兵役登记制度再次得到了肯定。
女性组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各有不同。
NOW在越南战争时就已经要求过兵役上的男女平等。1981年，她们针对兵役登记仅限男性的规定提出异议并发起了诉讼。（Elshtain，1987=1994：371）1990年，她们还提出不再限制女兵参加战斗的要求。（Enloe，1993：217）对于NOW的要求，1991年，包含极右派在内的总统委员会发出拒绝声明。NOW应该对抗的敌人是保守派，因为保守派试图把女性限制在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中。这样想来，海湾战争时，NOW提出的要求其实一点都不冒进。美国主流派女权主义者继续加快脚步，推进在专业领域中的男女平等。志愿兵役制度实行以后，军队就成了有利于少数群体的专业领域之一。
1980年，众议院兵役委员会接受总统建议，召开了听证会，NOW的代表朱迪思·戈德史密斯做了如下发言。
“遵循公正与公平（fairness and equity）的原则，兵役中应当包含女性。将女性排除在兵役之外是违反宪法的。”（Enloe，1993：120）
理由在于：第一，女性不能接受军队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教育训练；第二，只有男性能享受退役军人的特殊待遇，将给女性带来不利后果，使其终生只能是二等公民；第三，将女性排除在战斗训练之外，反而增加了女性成为暴力牺牲品的可能。
在听证会上，鹰派代表凯瑟琳·蒂格（Kathleen Teague）作为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
的代理，针对戈德史密斯的发言反驳道：“军队的目的是国防，并不是女性谋求职业提升的领域。”
紧接着她又说道：“女性无须承担服兵役的义务，这恰恰是美国建国以来宪法赋予美国女性的权利（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treated like ladies）。”
（Kerber，1993：121）保守派女性认为，不断涌现出的机会并不一定会给女性带来实际利益，维持性别差异才是“公民权之一”。这其中有一项权利就是，女性有权不遭受战场、军队所带来的暴力。
意味深长的是，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乐观地认为女性参军会有助于推进军队的民主化，但保守派女性不这么认为，她们对军队不抱任何幻想，认为女孩会在军队里遭受暴力、强奸、不符合道德的性行为等。她们认为，不同性别对国家的贡献也应该是不同的，“当男人在保卫国家的时候，谁来看着炉火，不让它熄灭呢？”
针对这一问题，美国陆军首位女性三星将官克劳迪娅·肯尼迪（Claudia Kennedy）中将强调，男女对国家的贡献应该是平等的，她以问代答：“美国有将女性送上战场的打算吗？”
“如果美国有把美国的男孩送上战场的打算，却不准备把女孩送上战场，我倒想问问，为什么你们认为美国的女孩比男孩更有价值呢？”（Rayner，1997：40）
在兵役问题上，无论是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还是主张维持性别差异的保守派女性，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不仅如此，那些强调和平主义与女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关系的人，他们的主张已被历史宣告无效。
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在其著作《性别歧视与战争体系》（Reardon，1985=1988）中指出，战争是家长暴力行使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因此女性反对战争是有其必然性的。在该书中，她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女性在过往有关和平的众多研究中微不足道的存在。实际上，一直以来无论是和平研究还是和平运动，主导者都是男性。而那些投身于和平运动的女性也从没有质疑过男性的主导权。里尔登曾批判道：“和平研究中也存在着父权制。”她一语中的。男性一直都独占着公领域的各类活动，无论是和平研究还是和平运动，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这也说明光靠和平的意愿是无法颠覆男性的优势地位的。反过来说，里尔登无意间向我们证明了：和平与女性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hooks，1995）从黑人女性的立场出发，也对女性与和平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种族隔离政策中就可得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并不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
军队是暴力制度化的机关，那么就会产生以下问题：女性参军会不会削弱军队的攻击性？换言之，是女性改变军队，还是军队改变女性？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纽约时报》1997年6月22日登载了理查德·雷纳（Richard Rayner）的一篇长文《战士文化中的女性》。在文中，他试图在采访研究者、军方的基础上回答“女兵会弱化美军实力吗？”这一问题。他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这个问题，是因为军队恰恰是滋生“男性文化＝战士文化＝强奸文化”的温床。
随着女兵的增加，军队中的性骚扰问题逐渐开始引发关注。对女兵而言，比起敌人的攻击，她们首先需要防范的是来自男性战友的性侵犯。臭名昭著的美国海军性骚扰事件一尾钩丑闻以及阿伯丁新兵训练营内发生的强奸、性骚扰等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军方的震惊
。对军方而言，不仅是性骚扰问题，基于双方同意基础上的异性性行为也成了新问题。诸如凯利·弗林（Kelly Flynn）中尉出轨丑闻等，军队不得不对军中恋爱、性交、怀孕等问题加强管理。让男女分开训练就能解决问题吗？这样一来，又会回到因性别不同而被差别对待的老问题上。军事专家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甚至认为“把女性放进军队，就像把修道院变成男女共处的地方”。
1997年9月，美国陆军部部长韦斯特公布了有关军队中性骚扰问题的报告书。他承认“性骚扰问题正在整个陆军军队中蔓延”，声明会加强军容军纪的管理。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有76%的男性和78%的女性在兵营中遭受过“攻击性的性侵犯”，有6%的男性和7%的女性遭受过强奸。［OCS NEWS 562（1997. 9. 26）］
众所周知，军队文化具有强烈的男性性质，军队本身就是性骚扰体质也已成了不证自明的事实。在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国防部主管政策的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Fred Ikle）也承认“军队生活滋生出了强奸的恶习”。前海军部部长小詹姆斯·亨利·韦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士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野兽。因为战斗是非人类的行动。”
除此之外，雷纳还借用了女性主义法学家马德莱娜·莫里斯（Madeleine Morris）的一句话：“只要女性没有被完全纳入军队之中，军队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只有让女性完全融入军队，强奸问题、性骚扰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虽说如此，这也需要对军队进行改革。”
在海军后勤支援部工作的玛莎·埃文斯（Marsha Evans）指出：“歧视女性以及性骚扰问题的根源在于女性做出的贡献被严重低估。”这也就是说，原因在于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扮演“独当一面”的角色。
“怎样在把军队改革成人道组织的同时，又维持它的战斗力？”对于这一问题，雷纳自己的态度却极度讽刺。他引用了军事专家勒特韦克的一段话：
那就让军队去掉男性气质（demasculinize）吧。这样做强奸当然会消失。但这是我们追求的吗？军队的前提就是和强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攻击性。有本事就去掉吧。这样做的话哪里还会有什么军队！（Rayner，1997：29）
雷纳认为，军队就是“为暴力设计出来的机器”，而在军中追求男女平等，则是“要这台机器不去施展它为暴力、剥削、个人利益而生的赤裸裸的力量”，这是一个与军队本身的存在“矛盾的目标”。（Rayner，1997：55）只要美国追求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那这就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尽管如此，雷纳的话也透露出女性一方的改变：
女人能杀人吗？能。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接受高效率的杀人训练吗？能。女人有完成战斗任务的身体条件吗？有。我们可以把女人派到前线的小分队或海军陆战队吗？可以。（Rayner，1997：53）
雷纳认为，只要美国追求男女平等，那么这就是唯一“合理且公平”（logical and fair）的答案。他甚至说，居然有一个时代就女兵问题出现了这么多的讨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会将这个时代称为“奇妙的过渡期或最后一个恐龙时代”吧。
对于那些认为女性参军可以改变军队的乐观主义者，爱尔希坦也持怀疑态度：
我知道，自由主义者一定会说只要当兵的女性变多，军队、战斗就会发生改变。但我不会执着于这种天真的论调。对我而言，我清楚地知道，军队是会改变女性的。（Elshtain，1987 =1994：377）
她以《新闻周刊》（Newsweek）在1980年1月针对18岁到24岁的560名美国男女青年的调查结果为基础，提出了以下观点：“关于征兵制，用数字说话事实就再明白不过了。许多年轻女性赞成征兵制仅限于男性。她们并不想当兵，只想让男性为她们战斗。”（Elshtain，1987=1994：376）爱尔希坦称这种态度为“邪恶的公民信念”。她们一边说着“我无法赞成征兵制”，一边又“不情愿地”主张“这种制度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该自动免除女性参与的义务”。
我认为，那种为了“保护女性”而豁免女性参与实战的主张几乎没什么说服力。因为没有人能在“毁灭的可能性中幸免”。（Elshtain，1987=1994：377）
爱尔希坦这里所说的“毁灭的可能性”指的是末日战争（核战争）的危机。末日战争不会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这才是全体战的终极形态吧。国际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男女平等的要求背后也暗藏着作恶的可能性。
1783年9月，在美国独立战争庆祝会上，约翰·杰伊的妻子萨拉·杰伊发表了如下贺词。
“让我们所有的公民成为士兵，让我们所有的士兵成为公民。”（Kerber，1987）
讽刺的是，这句话出自一位女性之口。克贝尔一篇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公民权和性别的论文就引用了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她为文章取了个副标题“新型国家中女性公民权的双重含义”。如果公民权（citizenship，civil rights）和兵役义务相互关联的话，那么相当于宣告了从建国之日起女性就没有被赋予完整的公民权。美国效仿英国，默认只有男性公民才对国家负有义务，而女性的首要义务却是服从于自己的丈夫。
女权主义者的研究相继证明了一个事实——公民权、市民权在其诞生之初就被深深地烙下了男性的痕迹。琼·斯科特的研究早已表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不过是男性及公民的权利而已。奥兰普·德古热戏仿的《女权宣言》表明了其自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Scott，1996）因为，如果女性气质是通过与男性区别来定义的话，那么“和男性一样”就意味着女性在定义上“不再是女性”了。
德国历史学家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的研究向我们表明了公民的男性特征与兵役之间的关联。（Frevert，1996=1997）如果“男性气质”是历史和文化所建构的产物，那么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就是建立起我们今日熟知的性别秩序的根源。弗雷弗特通过考察普鲁士国民军成立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了男性所拥有的“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国民”（nation）的身份是通过“为祖国和民族共同体献身的士兵”的形象建构起来的。而“战场就是发挥男性气质的舞台”，“军队是培养男性气质的学校”。相反，对女性而言，军队是无法踏入的“禁区”（terra incognita）。
征兵制是一条明确区分女性与男性、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界线，这种区分在现实生活中又被制度性地固定了下来。（Frevert，1996=1997：84）
时至今日，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在实行征兵制，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的邻居韩国。没有征兵制的日本倒是个例外。文承淑（Seunsook Moon）曾指出，韩国的男性气质是通过“高度的军事化”（highly militarized）建构出来的。（Moon，1997）并且，韩国与美国一样，服过兵役的人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比如优先进入较好的学校、在公务员选拔时被优先录取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登记了兵役的人都会去服役，在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中，有些人会想方设法地逃兵役。这种逃役行为自然会引起全民激愤，也在他们身上烙下“缺乏男性气质”的印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越战时逃兵役，这成了他被质疑是否适合担任总统一职的论据
。韩国前总统全斗焕之子也因没有服过兵役而成为媒体批判的焦点，为此不得不大力宣扬他在社会公益活动中的表现以挽回形象。
由于日本没有征兵制，一直以来军队与女性关系的问题很难被大家注意。但是，这种情况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海湾战争。“二战”结束后将近半个世纪，日本没有再出现过战亡者，也没有向国外派出过一兵一卒。就是这样的日本，在是否要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并进行了论战。政府的说辞是联合国维和行动（Peace Keeping Operation）与联合国维和部队（Peace Keeping Force）不一样，它不是部队。但实际上，“operation”一词的意思就是“作战”，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活动的前提就是武装。关于为什么要派遣自卫队，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普通人没有接受过必要的训练。然而，被派遣者是属于自卫队的普通人还是国家军队的士兵，会在武器的使用上产生巨大差异。因为如果是普通人杀人，就等于犯罪，但如果是国家承认的军人，即便杀了人，国际法也不会将他们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日本被批判“只出钱不出力”（当然，这种“出力”的后果就是“流血”的可能性）。日本一边提供高达90万亿日元的巨额经济支援，一边还接受着责难，更有甚者说日本是“继萨达姆·侯赛因之后的第二个战败国”。那时候在报纸上还能看到这样充满讽刺的评论——“只派遣男性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执行任务是对男性的歧视。女权主义者为什么不要求派遣女性去呢？”日本的女性团体并没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一事上要求男女平等。相反，很多女性团体站在了反战、反海湾战争的一边。
正如我在第一节中所介绍的那样，那时候，自卫队中的女性比例在逐渐攀升，“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女性”实际并不困难。自1992年起，日本国防大学开始招收女性。军队中的男女平等、性骚扰问题已不再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事情了。
金井淑子在其著作《女性主义问题的转变》中这样写道：
海湾战争留给女性主义两大课题。一个是，如何看待女性与战争的结合打破了长久以来“女性是和平力量”的结构。另一个是，该如何评价NOW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要求“女性参军”和“持枪参战的平等”的方针。（金井 1992：149）
相内真子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出发，对NOW要求不再限制女兵参加战斗的提议表示了赞同
。
批判的声音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以厌恶女性主义闻名的专栏作家中野翠。她向女权主义者的反战宣言放出一支冷箭。她拒绝从“女权主义者”这样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种做法也意味着她将自己的立场束之高阁。她质疑了女兵参加战斗的合理性。
这是对女性主义的片面理解，以为所谓女性主义就是不论在哪个领域都要求男女平等，包括“作恶的平等”。其中还包含了中野对女权主义者就是“想成为像男性一样（愚蠢）的女性”的嘲讽。NOW的要求，以及对这种要求表示支持的相内，看似印证了中野的解释。
为了相内的名誉，我必须要说，中野曲解了她的意思，她的意思并不是“像男人一样做出愚蠢行为的平等”，而是通过“军队的女性化”实现变革。然而加纳参照汉利（Lynn Hanley）的论述指出，“比起军队的女性主义化，参军女性的军队化远为成功”。（加纳，1993：164）加纳实纪代也是一位受到NOW要求冲击、一直致力于追问女士兵问题的女权主义者。总之，日本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可谓迟钝。加纳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研究“大后方”名义下女性协助作战的问题，她在心中早已经舍弃了把女性等同于和平爱好者这种性别本质主义的论断。
在NOW提出要求和相内对其表示支持的背景下，我以札幌自由学校“游”的内部刊物《“游”通信》为阵地，与花崎皋本开始了局部性的“女性主义与军队”的论战
。（花崎，1992）受花崎触发，我从批判NOW的立场出发与花崎进行了对谈。（上野、花崎，1992）不依赖女性等于和平主义者这一本质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以及反战思想的建构，从那以后就成了我的思想课题
。
海湾战争是后冷战时期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以此为契机，战后日本的一国和平主义
受到了审视，奠定了战后女性运动基调的“反战与和平”思想也遭到了质疑。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女性史的动态之中，女性协助作战的事实逐步被公之于众，女性与和平之间的关联绝不是本质主义的。这些被揭露的事实证明，“女性”这一身份无法成为倡导“反战”的根据。另一方面，随着女性工作范围的扩大和专业化的推进，要求“自卫队内部的男女平等”这一主张的出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阻止人们正视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自卫队这一尴尬的存在，它本是不该存在的国家军队。而从纵容自卫队这一点来说，改革派政党应当同罪。从这点来看，日本女性运动也陷入了一国和平主义的泥潭。
女性主义进入了国家和暴力这一核心问题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从军慰安妇”提出的各种问题也着眼于同样的议题
。
斯科特所说的女性主义的“paradox”既是“反论”又是“悖论”。只要“国民”一词是定义男性特征的用语，那么“女性的国民化”终究只是无法企及的“矛盾的终点”。而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这一切的是民族国家。
“一等公民”的权利同服兵役的义务紧密相连，如此一来，无须服兵役的女性就必须甘心忍受“二等公民”的地位。如果女性要求“完整的公民权”（full citizenship），她们就不得不放弃维系民族国家的性别界限。军队中的男女平等是否就宣告了民族国家的性别秩序进入了新的阶段呢？这究竟意味着非父权制军队、非父权制国家的开始，还是国家使女性同男性一样成了杀人机器呢？
然而，我们在这里需要质疑的是，公民的各项权利究竟是什么？是谁对谁的要求？如果说保障公民权利的是国家，那么公民与国家是双向义务关系。如果是国家要求公民服兵役，那么公民以服兵役为代价可以获得某些权利。然而，这些议论都把国家当作了已知条件。斯科特和克贝尔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公民各项权利的内容与定义是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通过不断试错建构起来的，女性公民（以及男性公民）一直为此与国家战斗。不，甚至可以说，男性公民公然或潜在地与国家签订了契约，企图占有公共领域。在这种“公领域男性/私领域女性”的“分工”中，正如女性主义解析的那样，女性被指定所处的“私领域”实际上是由“公领域构建的”。不仅如此，所谓“女性”也是通过将她们排除在公民各项权利之外而定义出来的另一个“阶级”。如果民族国家和性别变量的关系既非“必然”又非“不可回避”，那么“性别平等的民族国家”“性别平等的军队”等“乌托邦＝反乌托邦”便是可能的。然而“性别公正”（gender justice）的终极目标难道就是“民族国家中的平等分配”吗
？
然而，也有女权主义者，如琼斯指出了“平等的陷阱”。“当军队保证‘机会平等’的时候，我们需要质问的是，这到底是‘做什么’的机会？”（Jones，1990：139）
在这里，我们需要参考克贝尔所指出的“所谓军队就是国家对于暴力的占有”。在国家暴力由男性占有的时候要求“分配正义”就是在承认国家独占暴力的基础上，要求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平等。倘若仅限于这种要求，那么追求军队内平等的美国女权主义者也只不过停留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这一框架内。只要不质疑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支撑军事力量的国际秩序（“美国强权之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那么她们的第一身份就不是女权主义者，而只是美国人（美国民族主义者）
罢了。
思考女兵的问题就是思考“女性之于国家暴力的关系”。这“要求进一步深入思考性别与攻击性的关系，并且仔细考察二者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如何被国家利用的，以及它们的关系应该如何”。（Kerber，1993：127）
克贝尔认为，军队内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让人忘记“在国家要求的国民义务之外，还存在着更高一级的义务要求”。女性主义思想绝不是仅仅对国家所占有的、任意分配的公民各项权利（包含义务）提出“平等分配”的要求。女性主义解析的是“国民”与“公民”概念中的男性化建构，并且通过颠覆这一男性化，质疑国家对各项权利的占有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隐藏在军队中男女平等意识形态之下的其实是女性主义和国家之间预谋的新“交易”，这是女性主义必须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