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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教育，应当在他出生前一百年就开始。”这是美国学者霍姆斯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如何在出生前一百年就开始接受教育？让如此的天方夜谭成为现实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百年前的经典熏陶今人。这种教育熏陶的基础与捷径就是通过课堂、课本，通过教材、教学。
课本是“本”，是基础的基础，是典范的典范；然而，“本”一旦老朽成“本本”，事情就变了。我国的中学文科教材，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就进入了这种境地。“语文教改的第一浪潮，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第二浪潮，片面强调工具性。为深化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少年的思想、感情、个性、心理等的成长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尚文说的。2002年6月2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王教授引领语文教改第三浪潮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2000—2002年，王尚文主编的小学至高中24册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事缘起于1997年，浙江高考语文平均分低于外省，教育局遂请从事语文教学近40年的王尚文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王尚文同时耳闻浙师大教职工反映其子女的初中语文课本“太糟糕了”，于是爽快答应编写课本，至1998年秋，6册《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受命完成，随即他将精力投入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的主编工作中。王尚文深刻地认识到，现在是我国语文教学校正指向的时候了！从政治性到工具性，这“两级跳”都没有跳进语文课本精魂所在的核心。而王尚文要实现的第三级跳是“人文性”，因为最好作品的同一特征就是“人文精神”！《新语文读本》以“人情、人性、人道”6字为编辑方针，它所给予的正是人文精神，并尽最大努力开拓以学生为主的读者的精神自由空间。
人文性，是语文课的本质属性，是语文课的精神回归，是非凡的第三级跳！理想的课本、读本，应该是精神的家园、“心灵的鸡汤”，阅读它，就是在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众多领域与大师对话，在世界观、道德观、伦理观、社会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受到熏陶；理想的课本、读本，应该具有“感动人的情采、启迪人的义采、陶醉人的文采、倾倒人的风采”，能走入人的灵魂，能“摄人心魄”，而绝不会让学子或其他读者感到味同嚼蜡、不忍卒读。
世界已进入人的世界。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诗意的、感情的和审美的源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然而，许多年来最不“与时俱进”的偏偏是我们的教材。我所在的《都市快报》曾刊发一则有关“爷爷教材”的报道，说的是杭州市余杭区某职校使用的经济学教材竟是1991年出版的，里面告诉你我国的高速公路只有几百公里……老教材灌新生，误人子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少人倒是对“教材”兴趣颇浓，其兴奋点是“弄教材发大财”，因为这些教材发行量甚大，而学生也是不得不买，这个钱好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王尚文的《初中语文课本》出版后，当地教育局请数所学校施教，均遭婉拒，因为实验本在应试之外。因此我们也知道了，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何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有必要担心：王尚文的非凡的第三级跳，是否真能腾空远跃？
教科书的事，在2005年的春天很闹。“闹”，除了教材变动本身不少外，原因之一，是评论铺天盖地。“闹”的背后，有集体无意识，有“形而上”的不确定。
还是先看看教材之变的新闻。
时间上靠前的，是《狼牙山五壮士》被“删除”风波。先是说上海市新语文教材中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本也删了；紧接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赶紧出来说，出版社只是将该课文由小学五年级新课本调整到四年级的自读课本中去了，“不是删除只是调整”。
还有金庸小说“杀入”高中语文读本、刘翔“跨进”上海的教材、周杰伦的《蜗牛》被收入《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的“事件”。评论都很闹，说是公理婆理，无非赞成反对，“是爱国主义歌曲吗”“不是爱国主义歌曲吗”之类。
对这只“蜗牛”，《南方周末》文化版挖得深入一点，告知公众，“其实，早在2001年，《蜗牛》就和《好大一棵树》《水手》《真心英雄》一起被选入了上海‘二期课改’初中一年级上学期使用的音乐教材”。《蜗牛》入选中学音乐教材，可是比收入《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重要啊，对学生影响更大啊，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蜗牛》入选音乐教材”，肯定没有什么人关注，“闹”不起来。
这是什么问题？问题显然不是《蜗牛》歌曲问题，而是《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不是歌曲《蜗牛》有问题，而是归入“爱国主义歌曲”有问题。
想想吧，现今中国的学生们，应该向他们推荐的歌曲，哪里是“爱国主义歌曲”这个帽子就可以囊括的？《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之不完备、不准确，“器”则奈何？《蜗牛》通过中学音乐教材推介给中学生显然没有错，而通过《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推介给中学生就有“错”。显然，有“错”的不是下面的“器”，而是上头的“道”。设想一下吧，如果“目录”的名称更改为《中学生学唱歌曲推荐目录》之类，里头分设“爱国主义歌曲”“校园歌曲”等，再将《蜗牛》收入，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不看顶上的“帽子”对不对、适不适合，而只看“帽子”下面的人对不对、中不中。这样的“帽子”，是孙悟空脑门上的那个金箍。
“不察看帽子”，原因恐怕就是被大而光辉的“帽子”名称给唬住了。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培养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可将爱国主义弄成了一顶多处乱戴的帽子，岂非是对“爱国主义”的亵渎？
我们要当心的是，把爱国主义弄成爱国主义的“帽子”。批评《狼牙山五壮士》在语文课本中被“删除”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拿“爱国主义”作为宝剑。赶紧出来辟谣说只是调整没有删除，也是被“不爱国”的大帽子给吓着了。其实，当初如果不是将《狼牙山五壮士》调整到自读课本中去，而是调整到政治课本、历史课本里去，想必是太平无事的，就像《蜗牛》进音乐课本那样风平浪静。
“现在的小孩很厉害，非常专业！”又有小朋友发现了课本上的错误。沪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教材第95页上，有3张小昆虫的照片，按英文说明分别为蝴蝶、蚂蚁和蜜蜂，图片上却是蝴蝶、蚂蚁和食蚜蝇。发现这一错误的是沈阳126中学的一位初中生，名叫崔宸溪，12岁，2021年刚刚读初一。
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咨询了生物学专家后，表示这个确实弄错了，“将上报教育部准备修改”。记者问小崔同学是怎么发现教材问题的，他回答：“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蜜蜂有两对翅膀、食蚜蝇只有一对；蜜蜂的肚子是胖胖的、食蚜蝇很瘦的；蜜蜂的触角很明显，食蚜蝇的不明显。”
公众对蜜蜂很熟悉，对食蚜蝇还真不熟悉。食蚜蝇以捕食蚜虫而得名，蚜虫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食蚜蝇和瓢虫等是它的天敌。食蚜蝇跟蜜蜂挺像，常在花中悬飞，并不蜇人；它跟“苍蝇”不像，也不是一回事。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这教材的错误不是老师发现，而是学生发现的？有这几点原因：
其一是不迷信教材权威。教科书通常都有权威性，它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准确”是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教科书不管经过如何的反复打磨，难免百密一疏；老师往往服从教科书的“权威”，不去想那么多，而小朋友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像崔宸溪同学一样，发现问题就说出来，否则人人都被“皇帝的新装”迷惑，那怎么行？
其二是有生物科学素养。崔宸溪同学从小最喜欢的就是生物学，读小学时就在自己家里养过10多种蚂蚁，这次国庆节老师布置写作文《这就是母亲》，结果他写的是昆虫妈妈如何保护自己的卵。与一般忙于应试的同学不同，小崔同学从没有参加过课外培训机构的学习，而是自己看书、独立学习；他家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有300多本，小崔同学也有个专属的书架。
其三是有研究质疑意识。质疑、纠错、探索、研究，是极好的科学素养。教育常识告诉我们：“研究性学习”与“标准化答案”有着霄壤之别；那种只为分数的应试“苦读”，必然会忽视思考、拒绝发现、扼杀创新。好的教育，是在教孩子思考、启发孩子思考、引导孩子思考。而奥数之类，只是比赛解题，并不是鼓励创造性和研究性。所以，保护孩子的研究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是培养孩子成长的重要方面。
无独有偶，2020年，上海初中生顾则行在看《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时，发现书中将宋徽宗时期所造“宣和通宝”钱币放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出版社表示在修改教材时将删掉这一图文。后生可畏，潜力非凡，我们可不能施行刻板的教育方式，只让学生死记硬背，被动接受老师灌输；而应努力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每年的10月，都是诺贝尔奖的揭晓季，培育不出诺奖人才，被很多人认为是教育的巨大遗憾。我国其实有太多的科研苗子甚至科学天才，关键是如何培育成长。怎样让一个人的天赋才智从小就自由流动、最终喷薄而出？这是一个难题，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难题。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绝不能成为孩子成长的瓶颈乃至“瓶塞”，教育也好，科研也罢，都不可“错把食蚜蝇当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