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兴亡盛衰方程式

2014年我为一群创业青年开历史课，第二年，学生要我讲历代兴亡盛衰的道理，我在第一堂课要他们记下口诀：

兴亡看气运，

盛衰看改革，

分合看人才，

成败看决策。

刘邦能创建西汉帝国，肯定不是因为他英明神武，而是大秦帝国的气运终结，才有秦末群雄逐鹿的大戏上演，而刘邦是最后胜利者——前朝气运未尽，就没有后朝。西汉王朝由于汉武帝、汉宣帝的改革而造就盛世。王莽篡汉之后，群雄逐鹿，刘秀因阵营人才鼎盛而胜出，而王莽的败亡则由于他自己的一连串决策失误。

西汉王朝达到鼎盛巅峰之后，从汉元帝刘奭开始走下坡路，国势就此不回头，本书叙述的盛衰转折过程则有几个关键词：太后、匈奴、谷价、更始。

自汉高祖刘邦逝世，吕后援引娘家兄弟夺权，立下太后干政的先例。后来连续出现小皇帝，太后是妇道人家，不方便跟外廷那些儒家朝臣（都是男人）相抗，只有拉娘家兄弟入朝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兵权压抑书生。可是，小皇帝长大了，受不了舅舅的长辈嘴脸，只有结合宦官对抗外戚。史家总是将汉、唐王朝的衰落归责于外戚与宦官，事实上外戚与宦官干政的根源都是太后。

匈奴冒顿单于可能是历史上最生不逢时的草原英雄，试想，如果他生在中国的唐末五代，他的成就肯定不比辽太宗耶律德光差，可是他偏偏碰到西汉帝国也正好兴起。无论如何，西汉与匈奴的实力消长，决定了两国的外交与军事关系。而王莽的败笔之一，就是在匈奴国力衰微之刻，没事生事，惹翻匈奴，终至外患加重了内忧。

汉朝的兴盛是靠着“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大成功，国家富强。到了汉宣帝时，“谷石五钱”，人民生活富足到达顶峰。可是后来昏君一个接着一个，到了汉元帝时，“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单位是五铢钱），这是王莽得以“受汉禅让”的充分条件之一。可是王莽的货币与经济改革彻底失败，造成“黄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人心思汉倒莽。

老百姓日子难过，只好期待“变天”。更始，就是“重新开始”，王莽政权设“更始将军”，绿林军也有“更始将军”，绿林的更始将军甚至成了更始皇帝。可是那一段过程中，所有的“更始”都令老百姓反而思念前一个统治者！直到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诏复五铢钱，与民更始”。五铢钱是汉武帝开始发行，刘秀的“更始”，其实却是“回到从前”而已。

王莽其实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异数：不靠武力而让政权转移。这在“尧舜禅让”之后仅此一次，其他改朝换代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些名为“禅让”的戏码，也莫不是军阀以武力为后盾的欺世盗名演出。然则，王莽为什么能够不靠武力而“易鼎”呢？却又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

儒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有些儒者开始做表面功夫，以欺世盗名为务，且因为只有士人才能做官，所以官吏多务虚不务实，笃学实学没用，逢迎拍马才是进身之阶。此所以王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他扮演周公、大舜，满朝摇尾系统争着歌功颂德，就这样，他得以翻手云覆手雨，被塑造成圣人再世。

但那还只是他能改姓易鼎的充分条件而已，一开头就说了：前朝若气运未尽则后朝毫无机会。而西汉后期的刘姓王室一个比一个昏庸，太后带进来的外戚一个比一个腐败，西汉王朝的气运走到了尽头——必要条件成熟了。王莽也是外戚，可是这个掌权外戚既有学问又礼贤下士，更有那么多祥瑞之兆（当然都是摇尾系统制造的）应验在他身上，于是他成为天下人的救星，不流一滴血而能改姓易鼎，于是他放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问题在于，他的诸般改革几乎一无是处，尤其是货币改革，把天下人用得好好的五铢钱废弃不用，弄出一个复杂且不方便的币制，结果全面性地摧毁了交易机制。交易机制崩坏，可是人们不可能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随之生产机制也停摆了，接着谷价飞腾、民不聊生，老弱辗转于沟洫，壮者啸聚山林，平民革命出现，原因是“人心思汉”。

且慢，前面不是说西汉王朝尽失人心、气数已尽吗？怎么又人心思汉了呢？看当时流行的两句民谣就能理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人心思的是汉朝的五铢钱，不是汉朝的劣政。

写这本书最大的感触也在这里。人民因汉朝劣政而任王莽改姓易鼎，又因王莽劣政而人心思汉，可是后来的发展却是：绿林兵打进长安，但玄汉的施政更糟糕，关中人心反而“思莽”；后来赤眉攻进关中，更糟糕，人心又“思玄汉”。在这一连串的“与民更始”过程中，老百姓真是苦、真是恨哪！

最后的结局算是好的，刘秀削平群雄一统天下，建立东汉王朝，基本上沿袭西汉制度，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孙子都很贤明，造就东汉“明章之治”，三代一共六十三年的治世。

然而，光武中兴对后世却有一个不好的副作用：“人心思汉”成为所有复辟企图的理论依据。但历史证明，所有复辟即使政变成功，朝政也都失败，这是另一个题目，已超出本书范围，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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