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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们的长子海子却没有了。但这并不是一个人去如灯灭，命断如烟散的少年。
一般而言，天才在自己的故乡总是寂寞的。这是因为，故乡的人和天才各自据有的心思相距太远。但故乡人却会根据外界的信息，对他们村上这个孩子的分量做出判断，这同样也是他的亲人、父母的判断依据。当这一依据在这个村庄形成共识时，对于外界信息的期待，就成了海子父母寂寞生活中的慰藉。
而10年来，就在它们这个遥远的、小小的查湾，总有各种各样的来访者，不断地注入这个村庄和家庭以信息——
安庆师范的一个大学生诗社，几乎每年的清明都要来这里扫墓，并在山岗墓地举行相关的诗歌活动。
许多未名的青年诗人和对于诗歌心怀敬重的文学青年，时而会从安庆附近或外省赶来——就在笔者1999年春天到查湾采访的前10多天，一个远在青海铁路局乌兰柯柯折返段工作的青年，千里迢迢地赶在清明节之时，来此扫墓凭吊。
在村庄四季变化的景色中，这些人们来了，走了；留下了对逝者的怀念，也献上了对生者的安慰。构成了寂寞村庄一幅流动的风景，也在海子父母的心中模糊成一脉暖流。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很难模糊的事情，在老人心中梗塞成别扭的记忆——
在海子去世第三个年头的1992年，家里来了一个名叫东君的青年。据海子的父母回忆，海子去世后，在北京参与料理了海子后事的西川曾来信关照家人，如果外边有人为海子的事来家中造访，希望能热情接待。我对西川这个意思的理解是，这是对老人出于事理考虑上的一种提醒。因为在他当时的设想中，前去海子家乡的凭吊者，应该都是珍重海子诗歌的人。而在当时的北京，关于海子的死及其诗歌某些阴暗的说法，正在隐隐约约的流布。那么，不言而喻的道理是，珍重海子诗歌的人，也无疑应是值得这个家庭珍重的。所以，无论西川的这个提醒是否多余，都表现了他作为海子的挚友，对这个家庭义子式的关照。
也就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这个东君来了。其实当时收没收到西川的这封信，按农村人待人处事的一般方式，两位老人也不会冷落儿子生前的友人的。东君来自山东泰山脚下的一个地级城市，通信地址与一所小学有关——之所以这样表述，是因为海子的父母以及我，很难弄清他的确切情况，甚至包括他的名字。
东君来了，他称呼两位老人叫伯父、伯母，自称是海子生前的诗友，此行的目的一是看望两位老人；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写一部有关海子的书。所以准备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我很难有什么证据，怀疑东君此行的这一目的和他的真诚。海子去世后，两位老人也很少能在老家见到与儿子生前有过交往的朋友。所以，一见到东君便立时勾起了对儿子的回忆，便难以自禁地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而东君比两位老人更加悲伤，先是陪着两位老人流泪，继而独自号啕大哭：海子不该死啊！
接着，东君就在家里住了下来。此间他要干的主要事情，就是翻看研究海子生前的藏书。海子生前大约购有2000多册图书杂志，去世后由其父母从北京带回老家，起初置放在两个显然是临时打制的粗陋然而又很结实的大书架上。海子的书籍阅读范围显然极广，这也可以从他藏书品种很杂这一点上反映出来。除了必然购藏的中外名著和新近译介过来的文化、哲学、文学等热点图书外，更多的，则是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不属于一个青年诗人阅读范畴的图书杂志。譬如《小说月报》《收获》《大众电影》《世界美术》《新华文摘》《国外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文学》等，这类或被视作通俗的、消遣性的，或艰深的、专业性的杂志。再比如《中医学基础》《藏传佛教史略》《西藏源流记》……诸多有关西藏人文历史地理和藏传佛教、藏密气功等五花八门的书籍画册。
作为阅读，不同的人从同一本书中获得的信息肯定是不等量的，即便是一本看似很简单的书，也会在一个对应的心灵中折射出丰富复杂的信息。海子大学毕业即开始由哲学而导入对宗教、气功、预言等具有神秘属性事物的迷恋。我们从苇岸的几篇文章中便能隐约感觉到这一点，比如他在《海子死了》一文中这样的一段记载：“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歌德，转到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及的那个神秘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你说，他的预言大多应验，东方人长征，两次世界大战，肯尼迪之死都被他预言过，他预言1999年世界将有大的事变。你说他的预言集《世纪连绵》国内已经译出，译者似乎以此居奇，正与出版社讨价。我们还谈到西藏，谈到历代班禅无一寿终……”——这是1989年3月21日，海子与苇岸关于书的一次谈话。
这个谈话的信息令人吃惊。我想我们许多人，包括专业性的学者在阅读或研究《浮士德》时，都不曾特别留意过这个“诺斯特拉达穆斯”，亦即这个近年来幽魂一样萦绕在中国读书界和社会氛围中，名字又译作“诺查丹玛斯”的神秘人物。当这个人和一个现代日本人写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这部书畅行于这个世纪末，并被神话一样地谈起时，我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这个16世纪的法国医生、在《浮士德》这部名著中一闪而过的人物，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同样令我吃惊的，还有海子对与此相关的国内最新出版动态的谙熟。
——这一切藏书，特别是有关宗教和神秘学的图书，在这里几可算得上专业性的收藏。而它们，这时就集中地排列在东君面前。而此时的东君，也如同被这个贫穷的农家又供养的一位整天泡在图书馆的研究生，足不出户地从图书中开始了对逝者的思想脉络梳理。或者说，是面对一部部有关神秘学的图书，开始了自己的奇思妙想。两位老人出门下地干活去了，那个空旷安静的农家就留给了他；老人回来后做好了饭，东君便坐到了饭桌前……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在1996年底，就获得了有关东君的信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山东威海的家中突然接到北京的一个长途，一位陌生人在读了我不久前写的一篇涉及海子的文章后问，你们山东有人正在写一部海子的传记，他是否与你有过联系？
我回答说没有，我也不清楚此事。而我自己也不是山东人。我是1992年底从青海调入威海的，几年来与山东文学界联系很少。
我不曾想到，对方在电话中说到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东君。
而热衷神秘文化的东君，自身也是一个神秘的人。即使到眼下为止，海子的父母以及我都不清楚他的真名实姓。他在海子家中留下了数个证件和名片，上面的姓名都不一样。这其中有他通信地址为山东泰安实验小学的一种名字，有他“华夏智能气功培训中心”学员证上的第二种名字，他1993年“首届全国辟谷养生学习班”“东方辟谷养生传授员证”上的第三种名字，他“智能气功科学函授班结业证书”上的第四种名字，他“中国慧学研究会会员证”上的“东君”这第五种名字。
就在东君署名为“东军”的一张名片的背面，还印着这么一段文字：
从事数相、古文字、道教文化与生命科学（人体特异功能）诸文面的写作和研究，并有交流资料《太阳神·东君》。
我是天地间惟一的秘密和窗口。
这段文字上面又有用蓝色套色印刷、中心以6枚逆时针旋转箭头，外圈以12枚顺时针旋转箭头，做反方向旋转的光轮状图符。
它在一瞬间使我联想到了先秦时代那种行踪飘忽的世外高人：幽涧石台之上观测星相、朗月古松之间振袂飞升。
然而东君不是。确切地说，他是以形而上上的神秘，干着形而下下的事情。在他独自面对那两架图书研究了近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海子的母亲无意中发现，儿子一本西藏大型画册的整个内瓤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硬皮空壳。这是海子生前花了近200元购买的为数不多的几本画册中他最珍重的画册之一。老人心头一紧，再注意一看，发现其他几本画册都遭遇了程度不同的类似命运，并且，还有其他一些书籍竟不翼而飞。老人赶紧告诉了丈夫，接着，一起叫来东君询问。
问话刚一出口，东君就嗵的一声跪在了地上：对不起，大伯大妈，我错了！我对不起大伯大妈。
“我是天地间惟一的秘密和窗口”——东君名片上的这句话于此道破了玄机——那些画册的内瓤和其他书籍，就是从他这个唯一的“窗口”秘密飞走的。
原来，整日一个人留在家里搞“研究”的东君并非足不出户。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在“研究”到某种程度上的时候，心头突然发生的那一转折：他太爱这些书，也太想据有这些书了！但他却并没有修行到不为心爱之物所动的地步，他的道行大概只是到了“窗口”的这个高度。于是，便一连数日地开始了对这些画册书籍的“乾坤大挪移”——每当两位老人下地干活时，他也在稍后随之出门，赶到约10里路程的高河镇邮电局，将包裹好的书册寄走。如此者三番五次，直到被发现的这天中午，他的系统工程还未完成。
东君在这个家里一共住了一个月零两天，直到事情发生后，成为这个家庭的“不受欢迎者”为止。临走时，执着的东君还要借走一些图书，但被拒绝。
后来，这些图书大部分通过西川被追回。
接下来的1994年，在海子的坟墓进行修缮时，东君寄来了300元的资助费。
再后来，便没有了东君的音讯。
——这是若干年来，到查湾凭吊的人群中，所发生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比较莫名其妙的，大约还有这样一件事情：1998年春节，两位安庆地区从事文艺批评的青年教师到了查湾，与两位老人做了半天的交谈后，临走时借走了查家仅存的一本《海子诗全编》，然后，便杳无音讯。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除了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外，它还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世界。是人，给了人以温情、安慰；也是人，教会了人以提防、戒备。我们对那类伟大事物的尊崇，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对卑琐事物的不屑，以至谨慎、猜忌等情绪，也都是因此而生。
所以，在知道了以上的往事，我提出要看一看海子的那些藏书时，首先自己就有了几分心虚，而两位老人也顾左右而言他，直至同行者一再申明，才消除了他们的疑心。
这些书的大致门类我已在前边做了描述。而它们现在的处境则是难堪的——作为图书自身存在的难堪。我在见到它们时，这些书已被用20多个大小不一的，曾是装肥皂的、装白酒的、装雨靴胶鞋的纸箱装了起来，堆放在一间房子的墙角。打开上面的几箱翻看时，许多书的边角都已被老鼠啃过。书被用这样的方式保存起来，不再有被“借”走而一去不返之虞，但却受到了无法复原的损伤。
海子的母亲问我这些书还有没有用，我的表达是，这些书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在书店买到，它们的物质价值也基本上就是书后的定价。但它们是海子用过的书，许多书上都有海子阅读时用笔做过的标记，也可以说，这所有的书都留存着海子的信息。因此，当然是有用的。我建议他们还是做个书架（原先的书架已用作小卖店的货架），把这些书置放在书架上。这样，一是有利于书的保存，二是便于那些喜爱海子诗歌的来访者浏览——当然，前提是绝不被带走。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的表达是否恰当，也难以想象这样是否会招致过多的好奇者，以致影响这个家庭的生活秩序。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藏书，特别是趋向专业化选择的那类文化人的藏书，它都只属于藏书者个人。它在标志着个人思想精神的发展线索越来越从群体中出离，而成为独立的个体时，这些书也就排除了公共资源的性质。它已经同收藏者的精神生命构成了一个整体，因而具有不可拆卸性。当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存在时，它显示着藏书者个人精神历程的价值；当它被拆卸之后，它们仅仅就成了拿钱便可以买到的一件商品。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读书人——那些以他们的著述对于一个时代的某些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研究对象的那种人，而不是专门的图书收藏者——他们所收藏的孤本、善本那类书。除了几本画册外，海子没有什么值钱、贵重的书。他的许多书从被反复使用的迹象上看，都更像是那种中学课本；而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书的门类品种则显示着驳杂、诡谲、神秘，以及由有关西藏的硬壳画册收聚出的、那种羊皮典籍式的古旧贵重感，正像外观简单却在精神世界做扑朔迷离遨游的海子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