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的母亲是樱桃，我的母亲是血泪

关于海子的生辰，我在《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4月出版）和《海子评传（修订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中都这样写道：“海子1964年2月19日出生于前边所描述的查湾。这个日期作为最基本的个人资料，标明在他的身份证上。但据其父亲介绍，这却是一个以农历记时的日期，也是早先的农村人常规性的生日记时方式。这样，海子的出生日期若以我国户籍档案制度规定的公历来记，当是1964年4月1日。”这个说法，我当然认为就是铁的事实。但在此后相继出现的有关海子研究的出版物上，对这个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同一个作者的笔下竟相互矛盾。比如在余徐刚的《海子传》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封面勒口处关于海子的介绍为：“1964年5月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但在该书的末尾却有这样的表述：“1989年3月26日，这天是海子的公历生日。一大早……”对于这一矛盾的表述，我在书写《海子评传（修订本）》时并未特别在意，因为这部《海子传》几乎是一种接近小说的写法，并且其中众多的原始资料和理论分析，都来自我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而作者却尽力把它们模糊成自己的原创。因此，对于这部《海子传》中的诸多表述，我觉得既不必特别当真，也不必特别计较。但是，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说法呢？他们的根据又是什么？

在对这部评传做第二次修订的2010年11月12日傍晚，我拨打了查湾海子父母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查振全老人。当我再次核对这个问题时，查振全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海子的生日是1964年农历2月11日。这件事，海子的母亲在去年县里办的诗歌朗诵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专门做了说明。我问：那么，海子身份证上的时间是怎么来的，他自己还不清楚吗？答曰：海子这小子他记混了。

所谓“去年县里办的诗歌朗诵会”，是2009年3月26日，在海子去世20周年时，由怀宁县委宣传部举办的“中国·海子诗歌研讨会”。研讨会前我接到了邀请，其间海子的二弟查训成又数番电话催促，但我终因其他琐事未能成行。而海子的母亲在由官方首次举办的这个研讨会上特别说明此事，显然也曾多次遇到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询问，故而在这个研讨会上，做出这一郑重其事的权威发布。毫无疑问，一个人生日最可靠的知情者，并不是他本人，而只能是他的母亲。

那么，海子的生日按公历来记，便是1964年3月24日。

到此为止，我想这个问题将从此不再成为问题。

海子的父亲查振全是1933年生人，其母操采菊小其父两岁。这样算来，海子出生时，其父已31岁，可以称得上是中年得子。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海子出生之前，查振全夫妇还曾生育过两个女孩。其中的老大长到两岁时，因疾病缠身而夭折；之后的老二更是短命，出生仅一天后便离开了人间。这样的情况，对查振全夫妇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但自从海子这个男丁出生后，却鬼使神差般地扭转了查家的这一颓势。非但如此，查家的人丁竟以此为转折由衰而盛。随之，海子的3个弟弟相继出生，头碰头的4个男丁，与父母合成了6口之家。对此，笔者没有相关的理论予以解释，但农村人对此却有一个现成的说法，这就是这个孩子的命硬，和家族中的人命中犯克，而家族中亲属们的精气，遂独聚于这个孩子一身。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类似于这种神秘主义的结论，却是来自对无数现象和规律的总结。

儿时的海子肯定不是神童，但又的确天资过人。查振全夫妇都是约略能识得些文字的人。据海子的母亲操采菊老人讲，当年家中时而有从亲朋邻里处借来的一些杂志画报，她得闲时便时常一边翻看，一边为身旁的海子“讲书”。大约是在海子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她为海子讲完书后，海子第二天拿着那本《安徽文学》，给她指着封面上的第一个字，说这是一个“安”字。

这似乎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一个儿童对于陌生事物的好奇，人性都有的炫耀心理以及在大人跟前获得赞赏的满足，都会促成一个少儿的特殊表现。而操采菊在自己64岁的年龄上，仍能对儿子童年的这一表现记忆如昨，实则透露了她自己的青年时代，那种被沉重生活消磨了的、对于文化世界的向往与兴致。这是一位首次见面便能使人心头蓦然一紧的老人。她平静、茫然、浮着一层雾翳的眼睛，会让人感受到艰辛生活在她心理上的叠压，尤其是失去爱子巨大的打击，使她10年来仍走不出那一疼痛。老人身材不高，本来紧凑精干的身型因着这一精神变故，似乎背负着一重拖累。见面之后刚听完同行者的介绍，她便拉着我的手微微抖索着，并仰起脸端详了良久，似乎要在我的表情中找到海子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的见证。这一瞬间，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她内心的亮堂，她知道海子仍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在距离查湾一个小时车程的安庆城，在安庆以北上百千米的合肥，在合肥以北更远更大的北京以及其他地方，她知道，自己的儿子一直活在那一广大世界的广大人群中。

而这些人，又偏偏都不在查湾。

当老人在我的表情中获得了某种信息后，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一看见你们我就心里发痛。”眼睛便随之潮湿。这是一位内心澄澈，有着极强情绪自制力的老人。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的眼睛似乎是被泪水洗过的本来的深邃，那是一种从遥远的内心世界集束而来的亮光，它温和、慎微、毫无锋芒却洞达明彻。难以委决的诉求冲动和冷静的理智控制——从她眼睛里传达出来的这复杂的信息，使人能确凿地感觉得到，艰辛生活经验赋予她的心灵的清澈和通达。

她是在控制着自己，她担心自己一旦启动后不知能否适时刹住的诉说，会耽误我此番要采访的“正事”。但她又的确怀有一种期待，期待外地的来访者能带来更多有关海子的消息。在20世纪90年代末查湾这个青壮男人因出外打工而几乎是走空了的寂寞的村庄，家里尽管仍有虽已分宅而居，却是关系融洽的儿媳和皮球一般蹦蹦跳跳的孙子不时过来走动，但老人的心思仍固执在她的海子身上。外面的每一个来访者，都会使她再一次感受到儿子在外面那个世界中的分量。而外面的每一次来访在寂寞的村邻中引起的好奇、猜测和艳羡的议论，更会使她体味出一种荣耀和慰藉。尽管村里人并不能理解儿子那个世界中的事情，但却会从这一系列来自外界的迹象中得出结论：她的儿子是值得她骄傲的。

是的，她的儿子干了这个村庄别的男人干不了的事情，虽然对于物质的关切仍是中国农民的最高关切，但在高河镇以至这个村庄相继出现混砖结构的房子，那曾经是梦中的建筑就这么触手可及时，却并没有人能像查家的海子那样，带回一种持久的荣耀。

这时乡亲们大约会依稀回忆起儿时的海子，那第一次让他们惊奇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依稀的回忆，而是至今仍被一些人提及的美谈——

那是在海子5岁那年，当时的高河公社革委会，在公社所在地的露天大戏台上，举办的一次毛主席语录背诵比赛。此时是1969年，中国历史上那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三年，这时正如火如荼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而这一全面革除文化教育之命的全民大运动，在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书写和张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同时，它对全民族一个怪异的“文化建树”，便是义正词严的政治文化批判，被民间演绎为乡场艺术节的狂欢——县城里的文工团、京剧团又来演出雄纠纠的节目和样板戏，生产大队正在组建文艺宣传队，村里唱歌唱得很一般的刘红霞、二胡拉得稀松平常的陈卫东都被挑走了，他们现在还在挑人，下一个笃定便会挑到你——你不兴奋吗？天天有新鲜事，日日有热闹看，东边敲鼓、西边打锣，红红绿绿的传单天女散花般扑进你的怀里——你不愉快吗？

要比赛背毛主席语录？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这不已经一条了？第二条？好！“革命是吃饭，不是写文章……”什么？错了？好，我再想想，“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还错了？哎哟，咱这脑瓜偏就背书差点，不行了也罢，走，看热闹去。

装帧为64开、软红塑料套皮包装的《毛主席语录》，自1966年底公开出版起，在其后的近10年间，创下了全世界图书印刷发行数量之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以上的这个“红宝书”。加上中间出版的开本更小装帧更精致的128开版本，许多城市人甚至一个人便拥有两本以上的这个“红宝书”。这个《毛主席语录》，加上稍后出版的同样开本和装帧的《毛主席诗词》，在当时以至“文革”结束后的若干年间，成为中国社会独一无二的语词词库，甚至于到了1999年的春天，我竟然还在海子曾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黑板报上，看到了以毛泽东两句著名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开篇的板报文章。而这本《毛主席语录》在“文革”10年中，几乎是中国农民唯一的文化识字读物。

……比赛已经开始，台下人山人海。主席台上，一个个参赛者轮番登场：一个、两个、三个……甲村的生产队会计，乙村的贫协主任，丙村的一个中学生，丁村的团支部女宣传委员……每个村的参赛者都是百里挑一，每个参赛者都有精彩表现。当大会主持人预报了查湾查海生的名字，观众们再次把目光集中过来时，却不见台上有人出现。相互间正待用目光询问，却听见一个童声已开始背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等台下的公众弄清了这个刚才就站在台上，而他们根本就没当回事的小毛孩就是参赛者时，不禁哄然一片笑声。“中国古代有个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参赛者已接连背下了30条语录后，台下开始是默数的公众，这时禁不住地数出声来：“35……38……40……”声音越来越大，进而形成了类似喊“加油”的那种节奏，此时的观众与其说是在数数儿，不如说是在等待着目睹一个奇迹，“47——48！”台下哗地一片掌声。

36岁的查振全领着他5岁的长子查海生，一边与熟人打着招呼，一边不无昂然之态地在众人的围观中离去。

——30年后，高河中学一位家在查湾的中年教师在说起海子时，还眉飞色舞地为我描述了那使查湾人精神大振的一幕。但再问起海子的其他事情时，这个性格爽朗的教师却表示他不甚清楚，因为他是村上属于查海生叔叔辈的人。

海子的父亲查振全中等个头，略显瘦削的身体却有着骨骼中向外勃发的那种苍悍甚至倔强。我们可以由此感觉到他极强的个性和自尊。这种个性，与他同邻里关系相处中必须恪守的中庸规范相中和，使他在中规中矩的为人处世中决不轻易放纵自己的脾性。这脾性被克制在自己的骨骼中，顶撑成一种内力，即使以谦和、谦恭的形态出现在日子的艰难处——因难以度过的某些关节而求人，也不会有人敢于视其为懦弱，或施予居高临下的怜悯。当然，即使自家的日子再沉重，再艰难，他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压垮。这是一个没有非分的奢望，没有腾达的欲念，也不做梦的人。他守着自己的家和园子，也谨守着“人活一口气”的普通庄稼人的人生信条，拖着自己的日子往前熬。

也大约是先天性的体质较弱，这又促使他学会了裁缝的手艺，成了一个乡村裁缝。应该说，这是与美，与巧思、慧心相关的一门手艺。但是，这一技能在查裁缝的生活中，只能最大程度地简化为一种养家糊口的手艺。这就像他极强的个性必须自我控制并被环境始终扼制在自己的内心一样。所谓的乡村，它山灵水秀的大地气息是诞生艺术和天才的地方，而从艰难滞重的形而下生存角度上说，它又是扼杀天才和艺术的地方。有多少富于某类创造天赋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生存的沉重所消磨，其天才最终委弃于黄土而不得焕发。又有多少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只有在走出乡村的外部世界，才获得了驰骋自己的天地！

父亲查振全独守内心的这种性格，无疑赋予了海子以血缘秉承。但父亲对于海子的重要性，似乎要弱于母亲对儿子的影响。这似乎与中国人对待子女教育上严父慈母那种自觉的角色担当有关。尤其是在农村，父亲似乎永远是严厉的，也永远是粗糙的。他能给予子女最有效的爱，便是让他们不会忍饥挨饿，让他们衣食有着。让他们在需要上学的时候，不致因家庭供养不起而失学；让他们在外边不受别人的欺侮而活得有精神。

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所有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海子那样对粮食和胃给予了那么多刻骨铭心的书写，并把它钉子一样揳成诗歌中的词根。他坦陈自己沉浸于冬天，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春天，十个海子》）。浸渗在这段诗句中那种气息性的寒冷荒旷，“谷物高高堆起”的来自饥饿的幻象，“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的实写，使我们绝对不难想象，当年的饥饿留给海子的神经性的生理痉挛。

查振全至今仍患有无法根治的胃溃疡出血，并不时发作。而在骆一禾关于海子的记述中，也多次与吃和胃有关。诸如他在1989年《冲击极限》一文中写到的他与妻子去昌平看望海子时的情景：“去年11月我去看他，他已经吃了四天方便面。”这些迹象表明，即使海子已成了大学教师时，他本人及查湾的家人生活，仍没有彻底解决“胃”的问题。

父亲查裁缝虽是手艺人，但这并不能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会有一些零星收入补贴家用。相反，在那个生产方式管制得非常严厉，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这类手艺只能严格限定在农业生产队的一项“工种”上。亦即作为生产队专事裁缝活计的一个固定工，必须由生产队负责派工接活，他自己只管干。并且，由于这一活计被认为不是强体力劳动，所以他的固定工分要低于一般的壮劳力。这样，与妻子一起拖着4个天天要张口吃饭的小子，查裁缝只有凭着自己的心气来撑持起家的大梁。而除了心心念念于一家6口的衣食，他还能有多少心情与孩子们进行交流？

然而，当儿子那一背诵48条语录的惊人之举，使他感受到了一次扬眉吐气的滋味后，他也由此而突然对这个家庭的未来，看到了一丝自己原先不曾想象过的希望。而这个希望的实现者，便是他的查海生。他开始注意他的这个长子。几十年后，他用一种做鉴定式的简短语言，为我讲述了童年时代的海子——

海子自小个性强，孤僻，但人很斯文，从不和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打打闹闹地疯。但他是孩子王（这对海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词），村上的小孩们都整天围着他转。因为他读小学时就开始讲小说，会讲《三国》《西游》和好多长篇小说。

问：那么，书从哪里来？你们家有这些书吗？

答：没有，借别人的。什么地方有书，他就往什么地方跑。看完以后又赶快还给人家，这样好再跟人家借。

而他对儿子“孤僻”的举证则是：海子喜欢独自一人在池塘边钓鱼，常常钓得饭都不回来吃。还有一个重要的举证，便是海子上了中学后，每次从家里返回高河镇中学，都不愿和别的孩子一起走。并且，老人进一步把这一性格特点与海子的自杀相联系。他突然很痛楚、很伤感地说，海子最后之所以走了那一步，主要是在政法大学时太孤独了——我当时去北京料理他的后事，一进他的那个房子就有这个感觉。

查振全老人很可能是凭着他大半生人世经验的直感，觉得儿子的那个房间太整洁、太空旷，太缺少过日子的那种烟火气。或者，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就是缺乏女性带给一个生活空间的那种温馨感和家的实在感。这种说法，和海子生前几个友人在有关文章中的记述相吻合：主人离去前这两间被打扫过的屋子“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西川《怀念》）。房子绝不会因打扫得干净就像坟墓，西川之所以会有这个感觉，同样是因为其中强烈的空旷和沉寂。

但转入这个话题的述说时，查振全显然是把儿子的这种孤独归结为家境贫穷所致，他突然的伤感也是源自于此。

问：家里知不知道海子有女朋友，他给你们是否说过女朋友的事？

答：知道。海子有过女朋友，但从没有带女朋友回来过。那女孩儿的家是城市的，我们家是农村的，女孩儿的娘老子不同意，主要是嫌我们家里穷。

这个说法大约也可以在海子的诗中得到某种印证。他在《太阳与野花——给AP》这首诗中写道：

太阳是他自己的头

野花是她自己的诗

我对你说

你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

在月光照耀下

你的母亲是樱桃

我的母亲是血泪

我对天空说

月亮，她是你篮子里纯洁的露水

太阳，我是你场院上发疯的钢铁

在这里，海子以太阳、发疯的钢铁，和野花、纯洁的露水，表达了自己与女友的反差；而更为刺目的，则是双方母亲在同一月光下“樱桃”与“血泪”的强烈反差。这当然也是两个家庭家境的反差。

母亲对于儿子的记忆和描述则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海子自小就遭罪。上小学时，每次放学回家后一放下书包就帮家里干活，干完后就又急着读书，从来就没有闲耍过。上了中学海子开始住校，在学校吃食堂。家里穷，没钱买饭票，他是从家里背着粮到学校食堂入伙，吃杂粮、就家里带去的腌咸菜。可他还和小时候一样，星期六中午一放学回来，胡乱吃几口饭，就赶紧到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插秧、割稻、打稻……他那个年龄队里能派上的活，他都干，一天挣两个工分。

说到这些，操采菊本来是要表达儿子自小就懂事能为家里操上心的思路，又突然陷入酸楚。泪也跟着涌上眼眶。在她看来，儿子自小就在拼命报答家里，但家里却没让他过一天好日子，是这个家境亏了儿子。

但海子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现任高河镇中学教导主任何发贵的描述略有不同——主要是解释的角度不同。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海子的另外一些信息。

何介绍说，高河这个地区过去一直很穷，1960年前后曾饿死过不少人。到他们上中学时，这个状况仍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干活吃饭仍是农民和农家孩子第一位的事情。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人对孩子也并没有到了非让他上学不可的地步。所以，回家帮家里干活，到生产队挣工分，是所有农家学生都干的事。何说，在他的记忆里，对作为同班同学的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譬如办黑板报，参加班队会上的文艺节目或班上的体育活动，等等）。只记得他是当时班上学习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年龄和个头最小，性格内向，平时不多说话，人也很单纯，但不引人注意。

然而，关于海子的另外几件事，何发贵的记忆特别深。其一是读高中时文理分科的事。据何介绍（海子的父亲也谈到过此事）：按当时学校的惯例，到了高一第二学期，学校就开始文理分科。何自己是读文科班的，而海子读的则是理科班——海子的理科成绩非常好。但此后学校考虑到报文科的太少，为扯平两者的比例，以增大高考率，又由学校老师做主，在高二的第一学期将海子转到文科班。我们也以此可以想见，海子文理不偏废的基础学业的扎实。

第二件事就是1979年的高考结果。那一年，他们班共有3人考入大学本科，何发贵考入了安庆师范中文系，另一位女同学考入上海一所大学，海子的成绩最好，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何发贵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一年安庆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290分，而海子则考了370多。

第三件事是在1986年。当时何已毕业数年分到母校高河中学任教，寒假期间海子从北京回家探亲，曾专门到学校找何，请何关照在高河中学读初中的大弟查曙明。查曙明小海子3岁，两次高考不中，在高河复读了两年。1989年第三次复读时，查曙明因海子去世的打击从此结束了学业。其后，海子的三弟四弟都是念到初中毕业即回乡。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大约可以为查湾时代的海子勾画出这样一个大致轮廓：

这是一个天资极高、家境贫困，因而也心气甚高、心思颇重的少年，并且在形而下的生存中，蕴含着诸多形而上的潜质。他儿时之不愿和同龄孩子玩耍打闹，又能吸引他们围着自己，正是一种智力“王”者的表征。当儿童天性中的虚荣在这种孩子王的形态中暂时满足后，他并不特别地以此为意，心思似乎放在了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更远的世界。而他之喜欢独自钓鱼，返校时不愿与他人同行的孤僻，也同样基于这一心理原型。

海子此后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出不合群的“个”的特征，我们还将会在此后看到，在1986年由《安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引发全国所有先锋诗人争相参与的两报诗歌大展中，几乎只有他与骆一禾表示了缺席。而在1988年第二次去西藏时，他又中途与两位同行的友人分手，提前回到了北京。这种“个”，无疑包含着人类生命中特殊的个体信息。一般来说，生命的世俗欢乐，无一不是以“群”的形式体现的，但“群”又使个体必须付出代价，它以对个体生命中那种最具光彩的个性元素的剥夺，使之获取群的接纳。极端地说，“群”就是对“个”的消灭，然后在它自己的价值分配体系上给予“个”以补偿，乃至超量的奖掖。这对一切富有独立创造性的个体，都是非常可怕的。而更为可怕的是那种不愿屈从的坚持，他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在巨大的冲突中自己崩溃。“群”把“个”的这种崩溃称作“世所不容”，而“个”则轻蔑地反驳：你那个“世”究竟算得了什么！

而作为一个社会属性的人、乡村出身的农家子弟，海子心灵中那种最为激动人心的东西，则是那种朴素苦涩的“尽孝”意识。他似乎一生都在“尽孝”，尤其是恍若获得了自己必然短命的暗示后，这种尽孝的速度和密度加大。自打有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后，他便在学业之余拼命地帮家里干活，以至以在生产队每天两分工值的微薄叠加，期冀着总体累积成果对于家庭境况的改善。他在成为大学教师后，即22岁的那一年，专门到母校高河中学，请在校任教的同学关照自己大弟的学业，这件事，已完全是一个长子对于其家庭对外事务的承担——而无论是从年龄和实际能力来说，这其实都有些勉为其难。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都有命定的因素？那种尴尬的贫穷在被海子以诗歌转化为温馨的清贫时，他个人是否真的感受到过温馨？他获取知识的途径自小就是靠借书，“哪里有书往哪里跑”——这对于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当然并不意味着难堪，而及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尽个人经济所能购买的大量书籍却不能满足自己的阅读量时，他的阅读仍处在那一“借阅”框架中。海子在昌平的友人苇岸在数篇怀念文章中都写到了海子的借书：“你从书架上抽出《斯特林堡戏剧选》，《红房间》和张承志的《金牧场》。你向我找考利的《流放者归来》……”（《海子死了》）；“他看书的速度很快，每次我到他那里去，发现他正在读的必定是一本新书。有时他从我这里拿走一本书，第二天便会将读完的书送还”（《怀念海子》）。对于海子而言，这不光表明了一种阅读速度，更重要的，则包含了以守时、守信的信誉，求得借书渠道的流畅和周转量的扩大这样一层苦心。

在少年时代，海子能够看到的最有效的尽孝方式，当无疑是自己在学业上的出路。这也是无数农村穷孩子刻苦学习的根本动力。

在同时代的诗人中，只有形同兄长的骆一禾注意到了贫穷之于海子诗歌世界的意味，并将它作为探究海子诗歌的一种光源来指认。“在他毕业之后，他所收到的近百封家信里，都请他寄些钱回家，垫付种子、化肥钱和资助三个弟弟的学费。从信上看得出，他常以五六十元为单位寄回家去……他曾经给母亲写信说：‘妈妈，今年我要发大财了，我写的好多东西就要发表了，都给咱们家……’”（《冲击极限》）——他用这种口吻说给母亲的这段话，很难不使人对他诗歌中有关良心、情义这类语词产生切肤的感受，并使我们确信，在一个诗人的语词系统中，那种由这位诗人注入了光芒的语词，必然有着其血液性的根源，它可以激活同时代的集体性写作，却不再于假借者的文字中放射光芒。

而这个将工资都用来买书和做寒碜远行，在日常生活中时常用方便面充饥的人又能发多大的财，有多少的积蓄呢？

1988年春节期间他回到老家，花500元为家里买了一台上海瑞金电讯元件厂出产的“星宇”牌14英寸黑白电视。这一他们家中当时最贵重的现代化产品，至今仍“有声有色”。

这一年春节后，他又带母亲到了北京。对于母亲操采菊来说，这大约是自儿子考上大学后，她便怀有的有朝一日能够靠近的梦想。辉煌神圣、天天都有国家大事发生的伟大、光荣的北京，它对乡村中所有无力走近它的百姓而言，都是一个神话。儿子在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的宽广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母亲拍了一个渺小的留影。在母亲返回时，又给母亲带上了300元。

这个春节前后的花销，是海子有生以来回报家里最大的一笔资金，并且，也为母亲尽了最大的孝心。之后不久，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谁也不会想到，海子对于家庭的最大回报，是在他自己去世的若干年后。1996年，西川向查家寄去了《海子的诗》一书的稿费7000元；1999年初，西川又寄上了《海子诗全编》一书的稿费共27215.70元。这两笔大数额加上海子刚去世后，其诗歌发表在报刊上的零星稿费（仍由西川经手转寄），已接近4万元。

现在，查家的家境已大为改观。家里已为成家的老二、老三在拆除了老宅的宅基地上，各自盖上了混砖结构的房子。两位老人和老四从老宅迁出，于1997年在村头盖了一院前边是两层楼，后院是拱脊型土木结构的房子。前院的楼房底层是老人开的小卖部，上层是为老四结婚准备的新房。不盖房子娶不来媳妇——老人告诉我。虽然盖房子仍欠了债，但查家的3个儿子已经长成，老人们也应该再无后顾之忧。只是，当这个家庭苦熬了几十年，至今一切基本上都安置停当时，他们那个自小就为此劳心应命的长子却没有了…… CMvLdmi4JOkgcKNSAuvSrdDX0dCCy4Xx04ydJh67QVgaWD4M/yYCSgsdbyYQeS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