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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并不需要一部《海子传》或《海子评传》，他的生命已经转化为他的诗歌，他因他的诗歌而长存于我们的记忆。是我们需要一部海子的传记，以便使我们自己确信我们就在他的身边。曾有人建议我来写一本《海子传》，但我自认为不是海子合格的传记作者：最明显的事实是，对于海子，我无法做到客观，这意味着我可能会无限夸大我能够理解的海子的部分，而忽略了我不能够理解的海子的部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接触过几位自告奋勇要为海子立传的人，但我不得不说他们并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有一种通病，即关心自己胜过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作为海子诗歌的读者他们或许合格，但作为海子传记的作者他们由于缺乏对于传主的识见而存在致命的问题。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因为自己有了为海子作传的念头或打算，便觉得对我拥有了某种权力，这令我反感乃至厌恶。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长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传》而要求与我见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先各自做好话不投机的准备，老实话总是不大好听。”我不知她为什么觉得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也不知她有什么“不大好听”的实话要对我说。我自知没有权力代海子选择其传记作者，但我有权力选择是否要与某位海子的准传记作者合作。我对只想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而并不真想为海子作传的人根本毫无兴趣。既然海子是我的朋友，那么在我这里，海子就决不可以被冒充。所以对于那位长沙小姐，我干脆回信说：“我们不必见面。”
海子是一团火、一颗星，但仅只了解这一点并不能写成一本有关海子的书。像为任何人作传一样，为海子作传的人也必须做大量脚踏实地的工作，包括阅读那些构成海子精神背景的书籍，对现成的材料进行细致地比较和分析，寻找并发现线索，对一些当事人进行采访，甚至进行必要的实地勘察。一句话，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十足的学术工作，不是个人冲动、气功幻觉或自我期许所能够代替的。也许海子是一个拒绝分析的人，但海子的传记作者可能不得不违逆海子对分析的抗拒。唯其如此，海子才能脱离那种常见的囫囵吞枣式的颂赞而对真正的研究者构成考验。然而，在海子的研究者中囫囵吞枣式的颂赞比比皆是，例如他们可以在对《罗摩衍那》《奥义书》《摩奴法典》等为海子所迷恋的印度古代圣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称扬海子从古印度文化中获得了伟大的滋养。据我对印度文化的了解，海子显然并未接受印度人的相对精神和时间观念（否则他不会进入死亡加速度的语言程序），他诗歌中的杀伐幻象也与印度人的杀伐幻象貌合神离（印度人的杀伐幻象不是焦虑和绝望的产物）。但看来一个真正的印度对于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子需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印度，他需要这样一个印度向他投掷宝石和雷霆。海子有一种高强的文化转化能力，他能够随时将自己推向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远方，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将这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远方内化为他生命本质的一部分。当他说“这就是独眼巨人的桃花时节”时，我们不会联想到希腊神话，我们觉得这里的“独眼巨人”简直就是昌平或查湾村里的一个怪物。那么，海子的研究者们应当怎样把握海子的文化转化能力呢？
我对那些读过几首中外诗歌、知道几段文人逸事、能够生搬硬套几个学术术语的所谓文学研究者嗤之以鼻。我尤其不能容忍他们将海子与西尔维娅·普拉斯、朱湘等人拉扯在一起。普拉斯、朱湘、海子都选择了自杀，就像鲁迅、沈从文、罗伯特·洛威尔都选择了活着。这后三位选择了活着的人有什么一致之处呢？所以海子之死并不需要从普拉斯之死或朱湘之死获得意义。海子是自足的，有能力的研究者自然懂得尊重海子的自足性。至于说到普拉斯，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但与海子无关；而朱湘，只是一个有怪癖有形式感却缺乏创造力的人，海子强他一万倍。
很显然，拿海子与其他人进行简单的类比称不上严肃的研究工作。由于某些所谓的研究者在精神上达不到研究海子所需要的强度，在视野上不能接近海子的广度，在直觉上平庸至极，因而他们非但没能给海子一个准确的定位，反倒进一步暴露出：即使对他们用以定位海子的人物，他们也缺乏了解。海子生前曾写过一篇短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于是每一位讨论海子的人便都会按照这一路标找到荷尔德林。本来他们应在荷尔德林面前多少有些茫然无措，但他们恰好读到了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文章，于是他们便以请荷尔德林的名义请来了他们更加一知半解的海德格尔。不管海子如何是一位行动的诗人，他都被海德格尔现成的“思”的夹子所捕获。海子的研究者们觉得这一下为海子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小屋，没想到海子转眼之间便在墙上掏出个洞，溜向了有篝火的地方。到头来海子还是海子，海德格尔还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还是荷尔德林。
我不否认海子与荷尔德林有一些重要的相似处，所以我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与魔鬼作斗争》一书中有关荷尔德林的章节时想到了海子：
回归和向上是他心灵追求的唯一方向，他从不渴望进入生活，只想超越生活。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任何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在斗争的意义上。
因此我把他的伤感称为一种莫名的陌生感，一个在天堂外迷路的天使所具有的悲伤。
荷尔德林恰恰不是根据重力、色彩，这些具体化的手段来选择语言，而是根据飞翔力、离心力这些抽象化的载体，这些载体将诗人从低等世界载入了高等世界，载入了激情的神性世界中。
我在此只是有选择地摘引了几段茨威格有关荷尔德林的并不算十分精彩的文字（出于种种考虑，我把茨威格那些更精彩的文字留给读者自己去寻找，去阅读。此外我还想再次提醒读者，任何人对荷尔德林的任何评述都不应代替我们对海子本人的深入阅读），但仅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已能看出一个好传记作家、研究者对于传主所做出的直取本心的努力。
所以，当我读到下述论及海子的文字时，我无法不为之心动：
一个诡谲的野孩子突然发傻般一念如电的心灵悸动，使我们由庞杂的文化沉积和最基本的生命天性组合的复杂的情感经验，被这旁门斜出的一念之电打个正着，竟也因此而“无端地想哭”！
正是这种不外溢的“羞涩与温柔”，截高了他内心的情绪水位，并掉转了其方向，使他将其完全用之于诗歌的创造。
海子……一直向西，开始了途经古巴比伦、阿拉伯、耶路撒冷、古希腊，最后直到古埃及的飞行。如果我们把埃及的金字塔比作一部隐形的天梯，海子的飞行器则到此拉起闸杆垂直遁入太阳。
这些虽未将海子带入考辨，但却对他做出了准确描述的、充满灵动的文字出自燎原的《海子评传》。燎原的文字我以前读到的不多，但他写于1989年11月的有关海子与骆一禾的文章《孪生的麦地之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篇文章帮助许多有劲没处使的血性青年抓住了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并由此在他们自己的诗歌里大面积地“种下麦子”。通过那篇文章，燎原表明他对海子有一种血亲般的理解，或者说他以自己的精神呼应了海子的精神。他直入生命的写作方式推开了迂阔的理论定说，使得他居然能在只读到海子的《土地》和那些被收入《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的有限作品的情况下，对海子做出准确的判断（附带说一句，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的编者周俊、张维从未获得过海子、骆一禾作品的授权。该书所收海子、骆一禾的作品多有讹误）。
我们可以把燎原的《孪生的麦地之子》一文视作这部《海子评传》的前奏。经过对海子全部诗歌的反复阅读和研究，经过对有关当事人多方寻查和采访，燎原写成这部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海子评传》，其本身便是一部行动之诗。这是一部有意义的传记，半是“招魂”，半是考辨。它邀请我们“浴火”，它邀请我们经历奇迹；它将海子那幻象汹涌，实体毕现，有时噼啪作响，有时杳渺寂阔，同时又将火光飞溅、速度骇人的广大世界推展于我们面前。不仅如此，在这部评传中，燎原还将海子置诸一部有待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诗歌知识谱系，使我们得以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品读海子独异的写作。依然是不仅如此，在这部评传中，燎原还将海子置诸中国20世纪80年代特殊的时代写作环境当中，寄托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亢奋的诗歌创造，以及那个时代行色匆匆的种种人物的持久怀想。
在这部评传的写作过程中，燎原曾多次与我通电话并曾就一些问题与我面谈。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由此了解到他的责任感和耐心。他给多少人打过电话、与多少人做过交谈以便核证事实与材料我不知道，但通过他的工作，一些有关海子的情况得到了澄清。例如，我曾以为海子在生命晚期反复写到太平洋，是其将幻象挥霍到极限所致，是其生命解体的征兆；但燎原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解释，令我恍然大悟：太平洋之所以涌入海子的诗歌与他所念念不忘的B渡海跨洋远赴异国有关。这个形而下的信息加深了我对海子绝望感受的理解，它也再一次印证了许多诗人、作家、思想者指出过的一件事：任何绝望都是渊源有自，任何想象、幻象都不仅仅出自形而上学。当然，我对燎原有关海子诗歌与生平的个别结论并非没有保留：在本书第八章第一节中，燎原认为海子那些写到西方古今诗人、作家、哲学家（萨福、荷尔德林、梭罗、波德莱尔、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克思、维特根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等）的零散短诗，都应像《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水抱屈原》和《但丁来到此时此地》一样被归入《太阳·语言》一部，否则“它们在海子的短诗中显然太突兀，缺乏一种对中心事件或背景的依傍”，但我宁愿相信那些零散短诗与《太阳·语言》无关。那些诗多数是随手写下的，有太大的随意性，并不具备进入《太阳·语言》的建构性。我相信诗歌写作中的偶然现象，在海子身上，尤其如此。当然我并不想将我的这一看法强加于燎原和读者。
阅读这部《海子评传》，我心中涌起阵阵亲切、伤感和落寞。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大眼睛，戴眼镜，两腮胡子纷乱——他没有死去，正如他曾在梦中向我否定的那样。关注海子的人们通常了解海子与骆一禾晚期诗歌的内在关联，但是他们不太了解在海子和我本人诗歌写作的初期有过相互模仿的阶段。我们曾经共同油印过一册诗集《麦地之瓮》。燎原在本书中提到海子的一行诗：“秋雷隐隐，圣火燎烈。”他问道：“‘燎烈’一词又何来？”“海子决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去遵循什么语法规则，讲什么逻辑道理……”但是，这句“圣火燎烈”却是海子从我的《雨季》当中借用去的。即使到海子诗歌创作的晚期，即使我们各自的写作方向已有所不同，我们依然关注对方的写作。在海子的《太阳·弑》中有一段《摘棉花谣》，那是我提供给他的（海子原想为这部诗剧取名《弑君》，骆一禾建议他去掉了“君”字）。提及这些往事，我不是想自高自卖，而是一种温暖自然来到了我的笔端。我们有一些公开的不同，更有一些秘密的相同，那便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往事如歌，昔人不再，不再有这样的朋友，不再有这样的兄弟。我想起有一个夜晚，在昌平，他喝醉了酒，冲我嚷道：“放开！放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热爱胡作非为！”在他死后这些年里，每当我的创作走进死胡同，他那野小子的声音便响起在我的耳畔。
2000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