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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老博士胡适于20世纪初在北大开了中国新诗之先河，但从整体看，北京大学这所学府对中国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它不要求自己培养作家。与严密宏大，需要做扎实积累的某类学问体系相比，文学创作即使不被视作旁门左道，也起码是一种“小儿科”。我们不妨把这视作一种经院式的清高与自负。而从“文革”往前上溯的几十年间，创作的源泉之在社会，之在“生活”中这一理论，经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作家、艺术家的身体力行，理论学术界的认同，而成为艺术创作的定律。自称只读了三年小学的作家浩然，在六七十年代以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而神话般地成了一个国度唯一的作家就是明证。
作家是不需要上大学的，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种社会性的看法，它因着浩然等作家的实证，更加深入人心。
如果从这一现象考虑，北大治学方针的清高和自负自然也就有了十足的理由。
然而，中国文学史所表明的只是：创作浩然那类作品的作家是不需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同样看到，创作穆旦、郑敏、钱锺书，包括艾青的那类作品，则似乎不可与大学无关。
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而基于以上缘由，1980年前后，北大的文学创作氛围也便谈不上特别浓厚。尽管其中的77级和78级，有一批来自“文革”前的高中老三届毕业生，营造着创作气氛，但这种创作的主体形式则是小说。诸如中文系77级的陈建功、黄蓓佳、查建英等当时和后来或重要或成就平平的一批作家。再略往上推，还有曾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大历史系，继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张承志。这些小说写作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入校前大都为知青或工人，有着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1956年成立、1966年因“文革”而中断的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在10年后的1979年又恢复了活动，并于当年10月创办了一份刊发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随笔、评论的综合性文学社刊《未名湖》。该刊由中文系主办，校方支持，实际功能相当于全校的社团文学刊物。但出现在这个刊物上这一时期北大学生中诗人的名字，显然不及小说家的名头响亮。或者换个角度比较，不及同一时期吉林大学的诗人徐敬亚们、武汉大学的诗人高伐林们的名头响亮。
海子们的79级与上两届一个标志性区别，便是学生年龄的低龄化（上两届大学生的主体，是“文革”中因大学停止招生，而分布在农村厂矿的知青和青工；到了79级时，大学生的主体则变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尤其是在北大这样一个学府，更是从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中，汇聚了一批神童式的少年精英。我们知道，当时的海子年仅15岁，而中文系79级的老木入校时也仅16岁。
事实表明，北大79级的这种年龄格局，对上两届学长们的小说创作形成了这样一种潜在的表达：小说写作需要阅历；而诗歌，则需要青春。
但入学之后的很长时间，79级的小老弟们在文学创作上并无特殊表现。海子本人则更是老实、中规中矩地沉入自身的学业和超量的课外阅读。海子曾有一张在北大校园晨读的照片，这是一张坐在湖畔低头读书的侧背影，前边是北大校园内那个著名的未名湖，头顶是湖畔的树冠，旁边的草地上是一个帆布书包。而从照片中他的身形看，则显然是一个稚气十足的中学生。
海子还有一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张侧卧在一块卧牛般大的石头上，以手支头的正面像，是海子刚进入北大时所照。它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那个大大的头，给人以身体似乎还未完全长开的儿童形象；其二是他脸上顽皮的表情和镜头前的姿态意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此前我的想象中，他少年天才的单纯中似乎洇渗着一种郁郁寡欢的孤僻，而这张照片所表达的，则是除年龄明显小于周围的同学外，他与其他少年别无二致的正常习性：夸张、戏耍的不泯童心。也正是鉴于其镜头前的真性情表露，所以，海子那张晨读的照片，即便是为了照相留影，也传递了他此一时期沉迷于课业，倾心于阅读的状态。因此，无疑可视作他大学初期的形象写照。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学三年级的结束。或更确切地说，海子是在进入大学四年级的1983年，突然加速了对于诗歌的热情。这时候，三年来人类文化中的吸纳蓄积已使他得到了充分的养育，由此而获得的相应能力终而在他的体内发出了指令——是时候了！
这时候，77级和78级已经离校，他们带走了校园中的小说创作氛围，也给诗歌留下了填充的空间；他们的离开，还使79级的小老弟们，获得了“当家做主”的位置和感觉，以及在文学创作上放胆以试身手的自信。
这时候，以现代主义艺术元素为特征的“朦胧诗”和其他新锐诗歌，已锋芒毕露地突入新时期文学的前台。在这个庞大也是庞杂的群体中，有两个诗人板块给了海子等79级以后的“少年”诗人们，以更为直接的刺激。其一是东北的徐敬亚、王小妮，北京的叶延滨，湖北的高伐林、孙武军，湖南的徐晓鹤、骆晓戈等在大学期间即已成名的77级、78级大学生诗人群体。其二是从1978年底以民间地下诗刊形式出现的《今天》所聚集的一大批诗人，此时已彻底浮出水面。这是一群在此后的诗坛数度成为焦点并不断发光的名字：食指、北岛、芒克、多多、顾城、江河、杨炼……他们在明确的现代主义艺术旗帜下的激烈挺进，从此改变了新诗在1949之后，由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垄断的基本格局。也激励了大学校园中的海子。据陈陟云回忆，1983年三四月间的海子，时而到他的宿舍聊天，他说：“他还经常给我带来一些诗坛的信息，比如说北岛和其他朦胧诗人的一些情况啊，杨炼在哪里搞讲座啊……”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海子带着他大三时初学乍练的诗歌进入大四时的1983年，并开始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刊物《启明星》投稿。受《今天》的影响，那时全国高校校园中的大学生自办刊物，社会上“在野”诗人的民间自办刊物，已经遍地开花。在北大校园内，除了作为“龙头老大”的《未名湖》外，还有了中文系的《启明星》，西语系的《缪斯》，政经系的《窗口》，图书馆系的《学海》，法律系的《钟亭》，西语、中文和哲学系几位同学创办的《校园》等。
而海子这一时期的写作成果，就是完成于1983年4月至6月间、由其数位同学帮助刻印的诗集《小站》。如前所述，这本诗歌小册子所收诗作共25首。其中的《小站——毕业歌》中有这样的诗句——“我年纪很轻／不用向谁告别／有点感伤／我让自己静静地坐了一会”“我要到草原去／去晒黑自己／晒黑日记蓝色的封皮”。这些诗作，为海子在北大校园赢得了最初的关注。
也就是这一年，中文系“五四文学社”的一位同学，在与西语系二年级学生西川的一次交谈中，提到了法律系的海子，并向西川介绍说，海子诗写得不错。这是西川第一次接触到海子这个名字。我们在前边已多次提到了西川，他当时的简历如下。
西川：1963年3月出生于江苏徐州，1981年7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
也就是说，他年长海子一岁，低海子两级。
也正是缘于这年长一岁和西语系学业对西方文学与诗歌的较早接触，西川的诗歌创作也早于海子。此时，他与中文系的骆一禾都已是北大“五四文学社”成员，而海子，尚只是一个以诗歌引起校内文学圈子关注的投稿者。
那时，海子的诗歌更引起了后来成为他挚友和兄长的骆一禾的关注。
骆一禾：1961年2月6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杭州，在河南农村度过小学时光；197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任北京文联大型文学月刊《十月》的编辑，后主持在中国当代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十月的诗》专栏。
关于骆一禾，我曾在1989年（他与海子去世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他们称为“孪生的麦地之子”。这是一位具有卓越的艺术鉴赏力与判断力、敏锐博学、目光坚定、品性高洁的青年诗人。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少有的纯血诗人；作为一个编辑，他坚持公正、道义和原创性诗歌的发现与弘扬，在其影响能及的范围内，为诗坛的健康发展树立了一种标尺。他因而又以学者型青年编辑的形象，赢得了诗界的敬重。
骆一禾之于海子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对海子诗歌中天才性元素的最早发现、激赏和推崇，也不仅仅在于他此后作为编辑时，给海子诗歌大量版面的提供和向其他刊物的推介——尽管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乃至是海子建立信心，进而确立其诗歌抱负的基础。他之于海子的重要性更在于，在诗歌创作上，他与海子是一个互相依持、互为凭借的存在。他与海子的诗歌各成系统，又同根同脉，以同一方向中彼此的差异，相互灌注、相互刺激，从而在对旧有茧壳的快速突破中实现共同的飞翔。
海子与骆一禾，是接近20世纪末的中国新诗史上由天意派给的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两个相互为对方而生的诗歌生命，也因之，作为兄长的骆一禾，也最终为对方而死！
在海子去世65天之后的1989年5月31日，当骆一禾在向那个尚不能完全弄清海子价值的世界，在关于海子诗歌价值的演讲和激情奔走中，感觉到那个世界的耳朵已逐渐张开，心智已逐渐开窍时，突然晕眩于一片晴朗的光明中——那是当时上万名青年学子们正云集于其中的天安门广场。青春的面孔生气勃勃，高爽的天空美丽清澈，接着，大脑中一片殷红的血与他眼中无边的湛蓝相洇渗——骆一禾，这位深具长者仁爱之风的纯血诗人，追随他那诡谲、天才的“傻弟弟”而去。
关于骆一禾与海子，“倾听与诉说”的比喻虽然美妙，且富于诗意，但我更愿意强调的是，骆一禾之于海子绝不仅仅是一只钟子期之于俞伯牙的耳朵，他在诗歌创作上抵达的境界，是与海子作为并峙的双峰而存在的。
而他之比海子更为动人的，则在于其精神中葆有的，在这个时代已经丧失了的高洁品性和心地。西川曾在追念骆一禾的《怀念》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然而这样一位高尚的诗人，直到他去世，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知之甚少。他生前更多的是去帮助别人，了解别人，谈论别人；我们在一起时他则更多地谈论海子。”
骆一禾生前之甘于隐身于海子之后，这是缘于他的品性；而在他身后，中国诗界于最初的追念以毕，并未对他绚烂、丰润之大美的诗歌世界做深入的探析，且进而对他本人达于遗忘，这除了表明这个时代艺术判断力的低下外，更表明了人心的淡漠。骆一禾向这个世界讲述了海子，因而海子复活；但海子先骆一禾而去，大约再也没有与之匹配的人，能像骆一禾讲述海子那样，来讲述骆一禾了。
……在1983年的北大，骆一禾比西川稍早一些注意到了海子并与之相识。关于这个问题，陈陟云的《我与海子》中亦有记述：“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跑来，说他同中文系79级的骆一禾认识了，找个时间也介绍我同骆接触。”陈陟云继而谈道：海子与骆一禾的认识，应是在他那本油印诗集《小站》印出来之后。《小站》印出来后，同学们争相传阅，很受震动。中文系的同学说，原来法律系也有把诗写得这么好的。骆一禾就专门去找他，还在五四文学社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这大约是在1983年5月份的时候。“骆一禾从发现《小站》开始，就一直欣赏并不遗余力地力荐海子。”
关于骆一禾，陈陟云的记述中显然充满了敬意：“对于骆一禾，我是知道的，他是五四文学社的核心成员之一，《未名湖》每期都会有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在我们心目中是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我在中文系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见过他，斯文帅气，沉着稳重，条理清晰，学究气十足，发言时还在黑板上写写画画。”
不仅如此，即使在当时，骆一禾就是一个勇于为海子出头的人。陈陟云还记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当时生物系有四个同学合出了一本叫作《西风·沉诵·太阳节》的诗集，是铅印的，在学三食堂前卖，一块钱一本，我买了一本，和海子一起看了，都觉得很不错，很震撼。过了几天，海子说这几个人很狂，骆一禾说要找时间去会会他们。一天下午，我们仨一起到36楼生物系三楼他们的宿舍，就有关一些诗学观念展开了讨论。他们中有两个人一直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要打破一切传统，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殿堂。我和海子很少说话，主要是骆一禾同他们在辩论。骆舌战群雄，侃侃而谈，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大度豁达，无不令人钦佩。”
骆一禾在海子去世一个月后所写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那篇文章，于沉痛的追念中回忆了他与海子的初识：“今天，已经是他暴烈死去的忌月之日……我们三个朋友只剩下了两个，这种友谊是从1983年初开始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永远是这个瘦小的、红脸膛、迈着农民式钝重步伐的朋友和弟弟临死前的一刹那的心情……”
20多年后综合其他信息重读这段话，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骆一禾对于海子，实在是体察入微。知道这个“农民式钝重步伐”的所指吗？据孙理波讲：在他当年的意识中，很少有海子是从农村来的感觉。但有一点让人奇怪，这就是他的走路和那脚步声。他走路时腿不抬高，脚基本上拖着地面走，那时的昌平，还有许多土路，他走路时不但会发出嚓、嚓的声响，脚后还会扬起尘土……于是就对他说，你这哪儿是走路啊，分明是拖拉机在犁地。他则回头笑笑：那是农村生活留下的“病根”。
而骆一禾与西川的结识，似乎在与海子结识之前。1999年5月，在笔者书写此书时与西川的一次交谈中，西川坦言，骆一禾对他是一位具有领路人意义的兄长。他们三人此后的密切交往，在许多时候都是因着骆一禾而得以聚拢的。
就这样，海子、骆一禾、西川从三个不同的出生地，不同的学科专业，也从三个不同的方向以诗的名义而围拢于1983年。
这时候，从进入北大中文系的1979年即开始写诗的骆一禾，在1982年已写出了《钟声》这样的诗：
北国的冬天
电线和锡皮的屋顶
突然闪亮了
夜色深沉
夜色多么美啊……
钟声像一头长角鹿
不知在那一座山上
用栗色的大眼睛瞭望
…………
我们的心上人脸红了
…………
钟声响动的时候
海浪
像一万匹白马
从容地驰向远方
骆一禾这个时候的诗无疑是渊源有自，但已踏雪无痕，自成机杼。带有女性气质的青春之血神秘地涌动，迅即便推向俊美男子的清朗刚亮——这是骆一禾诗歌的主体脉络和心理原型。此后他的诗歌无论有多深的进展，都始终有这一主脉络的亘贯。
而从《秋声》这首诗里，我们则可看出西川1983年前后的另外一种诗歌景观：
在这被黄土高原上赶车的老汉
所鞭打的秋声里
柿子和石榴又一次成熟
古老的银杏树没有忘记
再结一次让孩子们欣然的果实……
秋天，这个季节是我的父亲
沉默的季节
有如一片热带的森林
玫瑰色的天空浸入他每一根脉管
与西川此后那种比较纯粹的文本性写作倾向相比，这首诗出于西川之手则颇为出乎人意料，甚至有判若两人之感。可见在这个时候，他对北京朦胧诗人中江河的《祖国啊，祖国》和《纪念碑》那种恢宏、具有土地的绵延感和史诗感的风格比较倾心。
江河的《纪念碑》这类诗，也曾是海子诗歌的出发点，当然，更有杨炼《礼魂》的影响。海子1983年的《东方山脉》（《小站》中的诗作之一），基本上就是这两者的综合：
为了光明
我生出一对又一对
深黑的眼睛和穴居的人群
用雪水在石壁上画了许多匹野牛
他们赶着羊就出发了
手中的火种发芽
和麦粒一道支起窝棚
后来情歌在平坦的地方
给出语法规则
…………
把我的岩石和汉子的三角肌
一同描在族徽上吧
把我的松涛连成火把吧
…………
让我去拥抱世界
这其中的“麦粒”“情歌”“语法规则”等关键词自然是属于海子个人的意象，但这首诗总体上的历史庄重感和强盛的个人承担感之于当时19岁的海子，之从他的嘴里说出，总让我有小人儿说大话的忍俊不禁的感觉。此时，他大略上已看到了那么一个空间，却没有丰厚的心理积淀与之对应。这种心理角色上的错位和自己“语法规则”的不能到位，正显示了他初学乍练的模糊期状态。但在当时的大学生诗歌中，它却已算得上一种突破了。
然而，这其中另外一个隐形的空间却未被昭示，包括所有研究海子作品的文章都未能意识到，并且大家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海子诗歌之路的出发点，最初却始之于顾城！
也是1999年5月，当我在与西川的交谈中，由西川无意中谈及这一点时，我的心头曾蓦地一紧。大脑中一瞬间划过顾城“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等，诸如其《孤线》《远和近》那些游丝般缥缈茫然的诗句。这同海子此后“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那种短兵相接的鞭楚感和火辣感，实在是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但，也许正是两人诗歌中这相异的部分给我们留下了太强烈的印象，因而使人忽略了他们的相似部分。
岂止是相似，那简直就是两圆相交中的“交集”部分。此后，当我重读1984年的一篇《顾城访谈录》时，不禁为他如下的这些话大吃一惊。顾城在这篇访谈录中谈道——
真正使我震惊的是西班牙和它的那个语系的文学……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精神。
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试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我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车的村庄、月亮和少女。
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
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黏土垒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
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文字，它在我有关顾城之于童话诗人的浮泛感觉中，用金刚石式的语言，镂刻出一个本质性诗人在幽蓝色的黎明中，由风车、旷野、河流、城堡组成的那种朦胧而深邃的世界。而他的偏执、激烈，月亮、少女的梦幻般的感伤，对农村与大地怀旧性的迷恋与热爱，这一切沉潜萦绕在其精神心灵中的本质性元素，竟几乎与海子完全一致。
“要小心发疯”——这一性格测试后又被他自己确认的“提前说出的话”，与海子在诗歌中纠缠不清地谈论死亡和自杀，及至最终走向各自的谶言，又竟是那么惊人的吻合。
我们继而将会看到：海子此后诗歌中那么痴迷于草原、姐妹、少女、月亮、泪水，痴迷于雨水与村庄，痴迷太阳光芒的剑，以及天空的暴力幻象，极像是用他的诗歌，张扬了顾城内心意念中未能在诗歌中展开的图像。
1983年夏季，19岁的海子带着他将作为一名诗人应有的文化心理准备，带着他最重要的友人因诗歌而缔结的坚实友谊，结束了他在北京大学4年的学生生涯，成为中国政法大学一名最年轻的教师。19岁，正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