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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海子来到了北京大学——他的两位同乡前辈出任教授，并在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序幕的大学，这所荟萃了各类学者精英、融会世界最新文化艺术思潮，并领风气之先的中国最高学府，以及中国现代新诗的策源地。但此刻，15岁的查海生只是一位来自安徽农村、攻读法律专业的外省少年。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位外省少年在4年的大学期间，有什么不凡之举。毕竟，直到从这所大学毕业，他也才年仅19岁——正是许多同龄人刚刚进入大学的年龄。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通过一些迹象，感知到他面对人类文化长河俯身畅饮的情景。许多迹象还表明，从那时起，他就加速度地开始积累那让人不可思议的阅读量。
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我们还应明确这样一个前提：海子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他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自己陌生、庞大的专业课程系统，要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其中。由于世人一直把海子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待，所以，关于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的表现，我们此前所知甚少。2010年11月，在对这部评传做二次修订的数年之前，我曾获得过与此相关的一份资料，它出自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时，相互来往密切的友人常远之手。现对这个资料摘引如下：
从1981年底开始，我与几位大学同学不满传统法学的沉闷，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开展了钱学森同志提创的法治系统工程探索……1983年，我们在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文理交叉探索刊物《探讨》，每期都向全国同行免费寄发。1984年，《探讨》收到了校友胡希平从北京寄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法治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一篇署名“查海生”的论文，运用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数学模型分析人类社会系统，富于创造性地探讨所有制、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很快便决定刊载。此后，我与查海生曾有几次书信往来，我给他寄过《探讨》编辑部整理的几本系统科学方面（也包括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等）的文献索引资料，并讨论过突变理论在人类社会系统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中的应用。
这个材料所述，虽然是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的事情，但毕业的时间仅仅一年或不到一年。考虑到一篇具有原创性质的论文，在资料积累和学术思想的沉淀与酝酿过程中所必然占有的时间长度，因此，很难说这篇论文的雏形，不是形成于他尚未毕业之时。作为门外之人的我们虽然无法对它做出评价，却起码可以感觉到它所进入的专业领域的艰涩与高深，即使仅从它的理论支点和所要探讨的题旨来看，海子对于新的学术理论方法的敏感，以及运用于经典命题中以求突破的强劲学术整合能力，都约略可以想见。
就此而言，海子的文化能力的确超乎寻常。他既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如此的专业表现，又通过自己的诗歌世界显示出，他在一个中文系本科生的专业知识系统内，更是纵横捭阖。由此我们还可以想象，这种法学专业背景上的思维模型在他进入诗歌写作时，必然与诗坛流行性写作形成绝不相同的内质和气象。
接下来，我们会想到西川在《怀念》一文中写到的，他与海子第一次在北大校团委见面时的情景：“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了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治大学，“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设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课程”。
我不清楚黑格尔的哲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是不是当时北大法律系的公共课或选修课，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绝不会是法律专业的主课或必修课。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也是世界哲学体系中的经典；而控制论和系统论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从西方进入中国的一门学科；这几门学科与其说是人文性的，更毋宁视之为数理性的。它们在人文数理领域交叉混成的内部系统的庞大繁杂，外型上的高度抽象，相对于我们既有知识体系而呈现的陌生、艰涩、深奥，往往使专业之外的文化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所以，大学校园中常常把读黑格尔哲学这类砖头式的书叫作“啃”。
也是在对这部评传进行第二次修订时，我又相继看到了海子当年的北大校友，有关海子大学期间的一些回忆，比如在其法律系80级友人陈陟云的文章中，就有海子之于黑格尔的专门记述：“海子除了写诗，对哲学也很有兴趣，经常看到他带着黑格尔的《逻辑学》。郭巍（海子的同班同学）说他一直在研究黑格尔。”（陈陟云《我与海子》2008年9月）此外，北大诗人臧棣更在此后有关海子的一首诗歌中，特别写下了这样一笔：“……第二年／你的黑格尔几乎把我的爱默生／逼到了美学的死角……”（《诗歌雷锋丛书——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2009年）。
从海子后来的诗歌及文论看，在对整个人类文化风景的领略中，他又是一个深得德国古典哲学文化精髓的人。他视德国诗人歌德的诗歌世界，为人类个体诗歌创作能够抵达的顶峰。歌德的宏大、深邃、严密及其超凡的完形能力，是海子心向往之并倾力趋进的艺术理想。而与歌德同一时代，18世纪末叶德国图宾根神学院的两位同窗好友——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则更是海子直接的精神导师和“知己”。他与荷尔德林心气相应的隔世神交，对荷尔德林迷乱精神世界那种灼烫光芒的独自领受，尤其是对深埋在岁月中、孤离于当时中国读书界视野之外的这位天才的“发现”，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充满玄机之谜。
而在思维方向和诗歌创作的整体构架上来说，海子则与黑格尔的哲学世界多有对应契合之处。比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之外对现象世界辩证法规律的猜测；对自然界诸多事物的变化只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以外发生的猜测；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却宣称自己的哲学体系就是哲学发展的顶点……这种严密理性思维体系中的猜测幻想因素，其哲学思想和自我认定的矛盾中王者的自信宣称，我们都可在海子及其诗歌世界找到某种对应。
作为一个具有超常幻想气质的青年诗人，海子首先不是崇尚法兰西文学的浪漫，美国当代文学的新锐，而是迷醉于德意志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坚实深奥，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海子恰恰就这样做了。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他此后的创作，便会感觉到他对其中所涉及的所有学科，都有一种锐利的、直奔源头的趋向。
这其实是他对知识的进入状态中，一个关于“黑暗”的命题——他在人类文化的旷原上游弋，对于所有袒露在光天化日中的公众性知识，都会在一目了然的领略中快速越过，而直趋黑暗中的未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处在光天化日中的知识和学问都是浅显的、通俗的、公众性的；而所有隐匿在黑暗中的知识和学问都是艰深的，并对人类构成了黑暗的块垒。
因而，黑暗中所居留的，便是上帝私蓄的珍宝，是他绝不肯轻易分享予公众的那一部分——以此而领有他对公众的制约权。如果在智慧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便无法拒绝智者对其权利的分享。那么，谁在这一黑暗中进入得越深，他便离上帝越近。但丁进入了黑暗的地狱，便同时进入了光明的天堂，使自己的诗篇获具了神性的品质，成为某种意义上上帝在人类的代言人。牛顿在他物理的黑暗王国越走越深，最后皈依了上帝。
我们在海子游弋的旷原上将会看到，他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对袒露在中国文化界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思潮的迅速穿越中，走向其派生地——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那被遮蔽了的黑暗；又是如何从欧美的“显学”中，走向印度、波斯、阿拉伯那被遮蔽了的东方文化的黑暗，进而直抵人类文化源头中的古希腊、古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