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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子乘坐这列夜行车走向北京、走向北京大学的前方，我们还可依稀看到20世纪初的夜色中，同一线路上的几个背影。
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同形象的三位安徽人杰：激烈雄辩的陈独秀、渊博怪异的胡适、愤世嫉俗的朱湘。这又是三位具有先天性诗人气质的人物。力倡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以他写于1916年的《蝴蝶》等诗歌和其后出版的《尝试集》，开创了中国白话诗——亦即中国新诗之先河。而性格乖僻孤傲的朱湘，则更是以他的《采莲曲》《还乡》《王娇》等或清奇幽婉或沉郁感伤的大量诗作，以及散文、评论、译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独特的诗人之一。他曾因不满徐志摩的油滑而愤然与之决裂，更因诗人天性与时俗的不可妥协，终而于上海至南京的江轮上做了把酒啸傲的诗歌祭礼后，纵身赴水而去，年仅29岁。不是诗人的陈独秀以他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1918年主办的《每周评论》，1920年发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紧接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一系列执火突进的踪迹，成为20世纪初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最具诗人气质的文化先行者。而他1917年的那篇《文学革命论》，事实上就是一首极端前卫的诗篇。在这一名篇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上自《诗经》、儒学，下至民间牌匾楹联，无一不痛陈弊陋，剜疮挤脓，而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证明欲拯治中国之痼疾，必先进行文学艺术革命的必要。最后竟以这样的文字操桴叫阵：“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雨果）左喇（左拉）之法兰西……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虞哥、左喇……王尔德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我们是否从这样的三个人身上，感受到了由一方水土所塑造的，那种“另类”人物的共性？他们对语言文字和辞采极端的敏感与沉迷，精神思想上激烈的前卫姿态，学养和文化视野上回环裕如的空间张力——如果我们再往上追溯到古代，曹阿瞒统领百万大军横槊赋诗的枭雄奇思，醉翁亭引发滁州太守欧阳修之山水自然与诗酒逸兴，当涂的水中之月与谪仙李白诗魂的合抱，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对荒唐世相扒皮剔骨的尖厉激愤，尤其是桐城派文人对文体与语言纯粹性的痴迷……加上再往后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安徽的《诗歌报》——这一当时诗坛最具先锋意识的诗歌刊物，我们便会清晰地看到，这其中确凿的地理人文依据。文人和文脉似乎是这一地域最特殊的产品，他们数量不大，气象不宏，术业几无大成道统之相，但他们似乎恰恰又以拒绝白发长髯敦厚泰然的国器之学，拒绝中庸，而凭热血之士单枪匹马的突进，在故乡之外更广阔的时代天幕上，拉出一道道痉挛的闪电。
这是在海子之前，三位从安徽故乡出发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先行者。虽然进入北京清华的朱湘，此后又转入美国的劳伦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并在回国后把自己的活动空间转向南方，但他作为诗人最重要的心理分蘖期和创作，却与清华和北京密切相关。而在朱湘之前分别从日本和美国留学归来，相继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和胡适，则完全是借北大为舞台，以他们锐利激情的诗人气质，在20世纪初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前夜执火鼓呼，继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中充作先驱。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是政治人物，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驱者形象，更多的是缘之于一种文化激情。正由于此，他们此后都在各自的政治社会角色中陷入含混和晦暗，但作为文人，他们饱学激烈之士的形象都惊心动魄，犹如电光焰火。
海子与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三位安徽人（其中的陈独秀和朱湘都是安庆人）并无任何的直接关系，但不久我们即会从他的激烈、偏执、极端、感伤，不可思议的阅读量和文化溶解力，沉醉于语言文字中对形而上事物超凡的进入能力等特征，感受到同一水土涵育中，那一脉相承的先天性诗人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