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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在自己的故乡是寂寞的。现在，我们再把场景转换到高河中学。这是一个至今仍保持着20世纪60年代风貌的乡间中学。高大的泡桐、枫杨、刺槐，掩映着一排排对称的平房教室，教室外观上一式的黑瓦房顶和赭红色的墙皮，让人感觉到一种怀旧的亲切。这也是与我少年时代在陕西的乡间中学读书时，建筑格局非常相似的那种校舍。尤其是那种赭红色的墙皮，如同中国教育事业隐约沿袭的某种色标一样，至今仍保留在中国南北方诸多的乡村中学里，象征着它与时代发展步幅的滞后，或是不肯与时尚同步的古老传统存续？它与北京那座古老的紫禁城，也与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翠竹苍松中的书院，达成了一种隔世的气息感应。在这个中学，那些正在跻入其中的现代铝材和水泥建筑，则象征着时代气息的迟滞跟进。
不时从教室传出的讲课声，反倒使整个校园显得鸦雀无声。学生们在专心阅读不断修修补补但基本框架仍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课本，老师们按“考试——升学”的最高宗旨，传授着实用的应考知识。也是这些老师们，他们从朝气蓬勃的大学校园中曾经感受到的活跃的精神思想，正在被他们自己所弃绝。这是一个严密、滞缓而庞大的教育机器，它绝不鼓励热烈、浪漫、异想天开的生命天性在这里滋长。
它的语文课堂也讲解诗歌、强调想象，但这诗歌只是李白、杜甫写的，并且，其阐释模式已被教科书格式化了的，与这个时代的诗歌根本没有关系；它强调的想象，最典范的是“疑是银河落九天”。它理所当然地会把海子“太阳，吐血的母马”这样的想象视作荒诞不经。一切都是知识，是印在课本上、抄写在作业本上需要记忆背诵的知识。然后，它用这样规范、严格、结实的知识，组装成一个个合格的学生，提交更高一级的学校继续组装。
然而，在时间进入2002年时，事情却变得不可思议——如果高河中学选择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统编教材，那么，这个学校的老师会惊奇地发现，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现代新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作者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原名叫作查海生的海子。此时，不论老师和学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吃透这首诗，老师们关于其作者的背景介绍，无论如何都会比中国任何一个学校的课堂上，多了一些特殊的内容。
——但这已经是21世纪之后的事了，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此时，海子和中国无数的乡村中学生一样，就是在上述的教育模式中，完成了他结实的中学学业的。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海子5岁时就有能背诵48条“毛主席语录”的惊人之举，进入中学的他，自然有着超常的背诵记忆能力，所以，他不会对这种学业感觉到压力。他只是用认认真真的学习，结结实实地完成着自己的学业。这种学业中肯定不包含诗的元素，也不包含一个中学生对自己未来在考取大学之外的其他任何浪漫憧憬。
所以，当海子这个各科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高一后被安排在理科班时，他没有什么异议；当学校考虑到文理科学生数量的平衡，以尽可能地提升学校的高考率，又在高二把他独自调到文科班时，他仍没有异议。直至高考前夕需要填写报考自愿时，他的小叔，查家家族一个任教于安庆高校的长者，在同其父母商议后，建议他报考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而当海子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学校又让他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时，他同样没有异议。时年15岁的海子，应该大致上知道北京大学在中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但他对于这个法律系又无疑是模糊的。他也不曾设想过这一专业，将来会把他引向一个县城的法官，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那些司法条文的制定者，还是一个其他什么身份的人。
总之，在这样的中学时代，海子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对某种专业的兴趣。他只是一个各科学习成绩优异，年龄和个头都在班上最小，一切由老师代为做主的好学生。
说起这些事来，查振全今天颇为愧悔，这一愧悔的根源首先来自高二时那次从理科往文科的调班。星期六回家后，海子告诉了父亲这一信息，父亲问，你是否学习成绩不好，老师才把你调走。海子说不是。既然不是，老师调你干什么？海子觉得三几句话说不清楚，遂赌气式地说道：好，下学期我再调回去。此后他当然没有再调回去，其父当时也并未明确表示出让他调回理科班的意思，但十几年后，查振全遥想当年却有了另外的思路：要是当年坚持不上文科，海子最后就不会走到那个地步了。
查振全老人还退一步做了设想：如果当初听他小叔的话报考上海的复旦，以后当个记者，也不会走到那个地步。
我对此表示无法判断。如果事情真如他设想的那样，那么，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一个查海生，而没有那个名叫海子的诗人。
何发贵则表示了另外一种看法。他在述说了对海子的学习成绩印象突出，而其他方面的印象平平后进一步说道：海子此后在全国有了那么大的影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曾经也专门对此事做过一些思考，海子以后能与原来相差无几的同学突然拉开那么大的距离，我想主要是因为北京大学的那种文化氛围。他在北京所读到的那么多的书，接受的那么多的新的文化信息，都是我们在安庆上大学时不能比的。看来人和人在上大学进入不同学校时拉开的那一步，以后不但不会缩小，相反只会越拉越大。
这是我在高河中学所听到的，比较中肯而又有深度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是否还与其他因素相关？比如海子此后曾把德国的造型艺术家保罗·克利的“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这句话，视作圭臬去践行，其实正是这个“远方”，召唤他从一种未知走向新的未知，并不断给予他的心灵以星河般的神秘与璀璨。而人在故乡由于缺乏必要的视觉距离，则容易导致对于家乡风物景色的熟视无睹。滞重的泥土使之尽早地告别了浪漫品质，而尽快地趋向务实。故土按照自己的逻辑收服一切个性，然后又进行统一的性格塑造，使他与自己融会为一个坚实的整体。故土产生一切根基下扎的沉甸甸的事物，就是不产生气流中划动的翅膀。
所以，在那个下午，当我在高河中学的一间教研室与相关人员交谈时，饶有兴致旁听的一位与海子同龄的女语文教师好奇地问道：海子是为什么死的，和北京那一年发生的大事有关吗？
…………
1979年初秋的一个夜晚，15岁的农家少年查海生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直达北京的列车。夜行车上，他重新品味了一下在窗口购票时，周围旅客得知眼前这个少年竟然是北大新生的惊奇。然后，带着几天来过度兴奋忙碌的疲倦，在列车的一声长鸣中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