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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探测的另一个规律是，生物体从环境中获取的信息越多，它们的探测系统就越复杂。如果我们将物种按“复杂性”排序，从最简单的原生动物到蟑螂、老鼠再到人类，就会发现随着复杂性的提高，物种从环境中获取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而其能力也越来越复杂。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信息需要探测系统本身就包含更多信息。事实上，这是认知进化的一个经验法则：那些能够学习更多知识与经验的生物，在最初掌握的知识也往往更多。（对于有一定年龄的计算机用户来说，这应该很好理解。他们可以将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计算机系统与20年前的系统进行比较。与现在的计算机相比，过去的计算机从数字环境中能“学到”的东西要少得多，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接收和处理的信息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比较少。这是因为旧式计算机所拥有的“先验信息”更少，或者说，操作系统不够复杂。）
总之，复杂生物体比简单生物体能完成更多的学习行为。“学习”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具体描述是这样的：生物体从环境中获取一些外部信息，外部信息改变了它的内部状态，而内部状态反过来又影响到生物体对环境信息的探测。人类大部分行为都涉及大量学习，下面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学习如何塑造了人类幼儿的心灵。
比起其他声音，婴儿从出生起（事实上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就开始了）就会自发性地对人声产生特别关注，而且他们能够识别出妈妈说话声的韵律和节奏，这一过程始于妊娠期最后几个月。在生命最初的一段时间，他们更注意语言环境中那些重复出现的声音，而将其他声音当作噪声予以忽略。这种选择性注意会反映在咿呀学语中——咿呀学语指的是幼儿最开始尝试动用声带、嘴巴和舌头发出各种可能的声音组合，之后他们逐渐将发声限定在与母语相符的声音范围内。 14 对特定声音的关注可以让婴儿识别出单词之间的界限，其实这本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语言通常是连续的。 15 总之，语言学习需要按步骤循序渐进实现——先将人声从声音环境中区分出来，再将重要人物的声音从所有人声中区分出来，之后将母语从各种“噪声”中区分出来，之后再将不同单词相互区分。很明显，每一步的达成都必须依赖一些既有预期，例如幼儿要预期有一种声音是人声，这种声音比其他声音都更重要；他们还要预期人声中包含着语言和其他声音，而语言中包含着主要信息。 16 在每个阶段，既有预期都帮助生物体适应声音环境的某个特殊方面，而预期又会被获取的信息所重塑。既有预期会使幼儿留心声音中的某些特性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会使他们无视某些无意义的特性差异——例如，他们会期待“ship”和“sheep”或“chip”和“cheap”在发音上的微弱区别代表着含义区别，而男性和女性在说“ship”这个词时的发音区别则会被他们忽略。正是由于具备了关注某些声音特性的心理系统，幼儿才可以从对话互动中逐渐习得母语。
孩子们也会学习某些“看不见”的东西——道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差异不在于行为本身有任何特性差异。在特殊情况下，把钱给出去可能是犯罪行为，而打人则可能值得称道。由于行为的道德价值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人类不得不将道德特性“附着”在行为上，那么，发展中的心智如何才能学会以适当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呢？
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解释是，孩子们可以观察并体验到那些不被认可行为的负面结果，例如惩罚，之后将这种负面特性推广到许多其他行为中。但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即使是婴儿也对反社会行为很敏感，在实验中他们不喜欢那些会妨碍或伤害其他角色的木偶——这远远早于他们体验到社会性惩罚的时间。 17 如果孩子是通过教导才得知何种行为为错，之后再将是非观泛化到各种行为，他们怎么会在很小时就表现出这种偏好？孩子们还会留意周围人尤其是成年人的哪些行为会招致谴责，但是如果他们只观察行为反应而不理解其中的潜在逻辑，这对于道德观的塑造可能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你，在黑暗小巷里袭击一位老太太并拿走她的钱包是不对的。好吧，但你怎么能断定欺骗盲人也是错误的呢？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并不难——你只需要注意到，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是利用了力量的不平等来剥削弱者。但要提炼出这种一般道德规律，儿童必须调用思维中一些既存的抽象概念，比如自由与强迫、交换与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儿童们其实正是这么做的——他们与生俱来的合作与公平意识帮助他们理解了抽象、无形的道德判断原则。
我们的头脑中具备道德学习系统，也就是从环境中获取道德信息的探测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些人已经被证明缺乏该系统。如果一个人符合“常识”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路径——通过泛化惩罚经验来学习道德，也就是说，理解道德价值时只注重“后果”——他很可能会成为心理变态者。这类人能够意识到何种行为会导致惩罚，但是他们会做的不是避免不道德行为，而是在让自己获利的同时尽量躲避惩罚。 18 他们的谋生之道就是利用他人，同时努力确保自己可以逃脱制裁。当然，这种特殊的综合征目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实证研究已发现了与之相关的特定大脑结构、激素水平或思维模式。 19
因此，常识理论认为儿童仅仅通过在文化环境中观察和概括就能逐渐实现道德理解，这一想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只要我们稍微去考虑一些细节问题，包括儿童在环境中获取了什么信息，如何获取的，通过什么系统获取的，就会发现该想法有太多漏洞需要去填补。
年轻女孩如何“学会”性成熟？这看起来是个奇怪的问题，但生殖在某些方面确实涉及某种形式的学习。考虑一下这个事实：美国一些地区普遍存在青少年怀孕的情况，这与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较贫穷的年轻女性（收入在全美排后25%）相比富裕的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在20岁前怀孕。许多社会研究项目试图解决这种被视为病态的现象，但实际上没有效果。它们的前提假设可能有问题：与其设想的相反，青少年怀孕并不是因为无知，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年轻女性知道性与怀孕的关系。
那么，如果青少年怀孕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大规模研究表明，许多环境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其中一个令人惊讶的因素是，那些生父在童年期缺位的年轻女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更有可能过早发生性行为，也更有可能在很年轻时就怀孕。 20 父母离异以及离异时间对初潮（第一次来月经）过早、性活动开始过早和青少年怀孕等现象有很强预测作用。 21 而且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后，这种预测效应依然存在。但是，童年期父亲缺位，与很久之后的青春期性早熟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没有证据表明这与缺乏权威管教（父亲作为家庭秩序主导者）、经济地位或地方规范（女孩模仿周围的人）有关，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父亲缺位会对女孩性早熟产生影响。
目前来说，诉诸学习机制的解释相对更可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推测）：成长期时父亲缺位的经历可能会给女孩造成一种暗示，即在她的生存环境中父亲通常不会对他们的后代进行投资。对于她们来说，如果不太可能获得高价值男性的持续投资，而自己的生活前景也不太可能改善，那么最有效的生殖策略就是将未来贴现，增加后代数量，尽可能早生育。 22 年轻女孩实施该策略的障碍也更少，因为在男性眼中她们正处于魅力的巅峰期，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促成了早早生育策略。结合这一解释后许多现象都能说得通了，例如研究发现父亲缺位的年轻女性会对婴儿表现出更大兴趣，即使是与其完全无关的婴儿。当然，该解释并非板上钉钉的结论，其逻辑因果链中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此外，这类行为差异可能部分上源于基因差异，由于携带了相同基因，女儿才会有复制母亲生殖策略的倾向（成为年轻的单身妈妈）。 23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需要有意识地做出任何决策，年轻女孩不会用进化逻辑来思考问题，不会根据潜在的成本和收益之比来对当地婚配市场上的男性进行评估。主导她们行为的是内在动机和偏好，其中包括自身性吸引力、浪漫爱情、对孩子的渴望、拥有孩子的满足感等。她们头脑中的一些无意识加工机制会“捕捉”到环境中与生殖相关的重要信息，之后帮助她们在几种可用的生殖策略中选出最优策略。 24
组织人类行为的心理系统会从环境中获取大量信息，其中也包括从与他人互动中及通过他人言行获得信息，上述几个学习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这种心理系统的特性。我将承载此类学习功能的一系列心理机制称为直觉推理系统[intuitive inference systems，其他常见的术语是模块（modules）和领域特定系统（domain-specific systems）]。 25 需要强调，这里所谓的“推理”仅仅意味着它们会根据规则来处理信息和生成信息。例如，要将声音转化为意义，我们首先要依赖一个“语音分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接收连续的“声音流”并将其转化为由一个个词语（注意，词语的发声其实是由人类所建构出来的）构成的“语音流”；之后还要再依赖一个“意义分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识别出词语的意义以及语言中包含的词序、时态与介词等抽象属性，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解析语义，形成意义表征，也就是“到底说了什么”。
人类大脑中包含了大量这样的系统，它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运算，例如探测他人的注视方向，评估他人的吸引力，解析句子，区分朋友和敌人，规避危险的病原体，按照物种和族群将动物分类，产生三维视觉感受，参与合作行动，预测物体运动轨迹，觉察大群体中的小群体，与后代建立情感纽带，理解故事情节，猜测他人性格，评估使用暴力手段的成本收益比，了解哪些食物是安全的，通过社会互动推测权力支配关系，以及无数其他活动。各种各样的推理系统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花样繁多的神奇脑内世界，但它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
首先，这些系统的运转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意识范围之外。在听到一句话时，我们会在不到0.1秒的时间内从一个包含几万词语的数据库中检索到每个单词的含义，我们根本不可能察觉到自己到底是如何识别出话语中每个单词的。同样，当我们认定一个人富有魅力或者招人反感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头脑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精确评估计算。我们不需要进行深思熟虑的推理，就会对严重违反我们道德规范感的行为感到厌恶，例如攻击弱者和背叛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这些系统为“直觉”推理系统，似乎它们会直接将“恶心的食物”或“好朋友”这样的结论打包抛出，但我们不会意识到得出这一结论的运算过程。我们向自己汇报的只是结论本身，当然，我们也可以对结论进行推测与解释，表明自己为什么会得出这些结论，但直觉不需要这么做。
其次，每个直觉推理系统都是功能特定的。 26 如上文所述，童年期父亲缺位与否会影响年轻女孩性成熟以及怀孕时间的早晚。这一过程涉及的心理系统对识别出语音中单词的含义毫无帮助，而处理语义和时态变化的系统对道德发展大概也没什么影响。不同系统是相对独立的，这正对应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另一个结论：没有探测器就没有信息，一个系统要将特定信息从环境中抽取出来，意味着它要放弃环境中的其他信息，或者说，只有忽略噪声才能捕捉到目标信号。当然，被某个系统排斥的噪声可能正是其他系统要探测的信号，例如，你的穿着不会影响我对你语言词汇的理解，但会影响我对你社会身份和阶层背景的评判。所以每个系统都必须聚焦于特定类型的信息。 27
我们对操作计算机程序很熟悉，计算机程序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同于人类心智系统，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即由具有专用功能的不同子程序组成。例如在一个文字处理程序中，计数系统会告诉你文档中包含多少个字符，拼写检查系统会告诉你文本中出现的词语是否符合词汇库中的标准拼法。但计数系统不会注意拼写错误，拼写检查系统也不会统计文本长度。而这两个系统都不能告诉你当下你使用的词语是常用词还是生僻词。这些都属于我们所说的领域特定计算，因为每个系统只具有有限功能，只处理特定类型的信息。
最后，一旦我们把这些系统视为人类的进化特征，或者说把它们看作可以提高个体适应性的信息获取工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运作模式、它们的关注对象以及它们会激发什么行为。这表明，要探索心智的认知结构、心智的不同部件以及各个部件间的关系，最佳途径就是看看这些部件会与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遇到的哪些问题相匹配。这种将进化和心理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正是进化心理学这一现代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起点。 28 用更精确的术语来表述：作为心理系统的主导者，那些能带来更多收益或更少代价的基因变异更有可能通过生殖被复制。如果要了解心理功能的秘密以及它们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可以问问对于基因的遗传复制来说这些心理功能可以做出什么贡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渐阐明这一问题。
将心理推理系统视为一种适应机制只是起点。当我们能够通过进化假说来预测直觉推理系统某些此前不为人知的特性，并且根据观察或实验证据来验证这些预测时，进化假说才更为可信。推理系统种类繁多，相关研究项目也纷然杂陈，且常常看起来互不相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期望本书描述的新视角会产生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理论。但对于构建人类社会所涉及的人类心智，它确实可以带来一系列更有效、合理、清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