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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羚经常会在察觉到附近有狮子时腾空跃起，这种行为显然会弄巧成拙，因为它会使跳羚更容易成为捕食者注意的目标。公孔雀会经常炫耀自己漂亮、华丽但貌似没什么用的尾羽，这也是一种足以让人感到惊奇和疑惑的行为。在我们看来，跳羚应该明白不引起捕食者的注意比较好，而公孔雀带着这么沉重的装饰只是白白浪费精力。
假如一位外星人类学家来到地球，他在面对人类的许多行为和习惯时也会感受到同样的疑惑，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为什么人类会形成稳定的群体，然后再与其他群体产生竞争与冲突？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依附群体，有时甚至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为什么他们要幻想出神灵并参加宗教仪式？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组成牢固同盟来合作抚养他们的孩子？为什么人类会特别关注公正和不平等现象？
文化人类学家过去常常鼓励他们的学生去遥远的陌生地区调查当地人的规范与习俗，他们认为要理解某种社会现象，熟悉和习惯是最大的障碍。对许多东非牧民来说，要安抚死去的先人，献祭一头牛是最合情合理的做法。对许多基督徒或穆斯林来说，由拥有专业神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宗教组织来负责处理同神灵的关系是同样合理的。只有不熟悉的现象才会促使我们去探求解释。论述早期美国民主制度的最佳作品出自一位法国贵族之手，托克维尔对欧洲的绝对主义和革命后的高压早已见怪不怪，因此他目睹美式民主后反而将其视为异类，于是着手进行研究。
要理解人类文化中那些最普遍的特征，比如婚姻、宗教信仰和道德情感的存在，需要同样的陌生感。只是我们得站得更远一些，我们要做的不是同一些区域性的习俗保持距离，而是要同人性本身保持距离。这要如何实现呢？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Paul Seabright）建议，我们应该从其他动物的视角出发来考虑人类行为。例如，如果倭黑猩猩研究人类，它们会惊讶于人类为何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思考性、追求性、想象性、谈论性，以及通过歌谣、绘画和文学去描绘性，但与此同时却很少真的做出性行为——确实，人类性行为的频率比倭黑猩猩要低得多；大猩猩可能会诧异地发现，人类群体中的领袖并不总是最强壮的那一个，一些柔弱的人竟然能对大块头施以号令；黑猩猩人类学家会好奇，为什么一大群人天天凑在一起却很少打架，为什么他们多年来都各自和同一个性伴侣紧紧绑定在一起，为什么父亲要养育照顾自己的后代。 3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真的需要采取倭黑猩猩、大猩猩或者黑猩猩的视角，我们可以跳脱出来站在更高层面审视人类行为，因为进化赋予了我们这项能力。而进化生物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则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分析工具，按照进化论的解释，之所以人类会遗传不同于其他生物的能力和特征，是因为这些能力和特征有益于我们祖先的适应性及繁殖潜力。当我们选择了进化的视角后就会发现，所有人类文化都是奇异的，所有的习俗规则都应加以解释，人类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比如组成群体、结婚、关注后代、想象超自然存在——都显得不可思议。我们并不是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其他动物就没有这些特征。正如人类学家罗伯·福利（Rob Foley）所说，只有进化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物种。 4
当我们对人类行为进行自我反思时，会经常想当然地得出一些简单答案。例如，人们为什么想要做爱？因为它让人愉悦。为什么人类如此渴望糖和脂肪？因为它们很好吃。为什么我们讨厌呕吐物？因为它闻起来很糟糕。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愿意和有趣的人相伴？因为笑是快乐的。为什么人们经常讨厌外国人？因为他们更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解释其实完全因果颠倒了。我们不是因为糖好吃才喜欢糖，也不是因为呕吐物难闻才讨厌呕吐物。相反，是因为我们被“设计成”要寻求前者，我们才会觉得糖很美味；我们被设计成要回避后者，我们才会觉得呕吐物让人厌恶。在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糖是重要的热量来源，而且非常稀有，而呕吐物则充满了毒素和病原体，所以尽可能摄取糖以及远离呕吐物都是很有用的生存策略。表现出这些偏好的个体会比其他个体从环境中获得更多热量，同时接触更少的危险物质，所以平均而言他们在繁衍后代方面也会比其他个体有更高的概率成功。准确地说，假设存在两种基因，一种基因会让生物对成熟水果产生中等强度的兴趣，而另一种基因则会让生物对成熟水果产生强烈兴趣，并且在吃水果时体验到更愉悦的满足感。后一种基因会在人类种群中逐渐扩散，最终人类进化出了对糖的强烈渴望，而避免呕吐物也可以用同样的进化逻辑来解释，这很好理解。因此，进化视角是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尤其是社会性行为的关键途径，它可以让我们超越那些简单的回答。
好吧，有人可能会想，我们的进化天性可以解释我们的一些共同特征，但它能解释我们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生活方式及不同规范这件事吗？毕竟，我在前文中所列出的很多问题都会有地域区别。冰岛、日本和刚果的家庭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现代社会、传统农业帝国与原始狩猎采集部落中，人们构建社会公正法则的方式肯定有所区别。教义宗教和鬼神信仰在许多地方也有很大不同。那么，针对人类进化天性的研究似乎强调的是人类的共同特征，它解释社会行为的差异性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将会需要一整本书的内容。但基本答案是：是的，我们进化出来的能力和性情确实可以解释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人类社会行为的许多重要差异。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试图用空洞的理论来证明这一点。相反，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核心领域，比如人类家庭模式和政治统治形态，看看我们对人类进化天性有了更多了解后，是否能对这些社会机制以及社会机制的时空差异提出更合理的解释。
让我们先暂停一下。为了理解进化解释的逻辑，包括对复杂社会行为解释的逻辑，我们必须先阐述一下有机体从环境中获取信息的一般方式。与其堆砌枯燥的理论术语，我们不如从一个例子开始。
许多鸟类的繁殖活动具有季节规律。在春天时雄性和雌性会互相评估，它们选择出有吸引力的伴侣，之后筑巢，交配，孵化出后代。父母对后代的养育会持续数周，之后它们就分开了。此时进入秋天，按理说新一轮的生殖循环可以开启了，但现在鸟类似乎已经对性和繁殖不再充满渴望。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在春天交配，后代会在夏季出生，这正是食物最丰富的季节，但如果在秋季交配，后代会在冬季出生，那时候不具备喂养条件。而且对于具有迁徙特征的鸟类来说，夏末秋初时它们要长出新羽毛，强健肌肉，为漫长的迁徙旅途做好准备。因此它们的优先选择是自己多摄取食物，而不是把虫子让给嗷嗷待哺的雏鸟。许多鸟类的性器官会在夏末收缩，性欲得到抑制。 5
这种繁殖计划表正是对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中高纬度地区生态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在这些地区，一年内环境中的资源只能支持一轮生殖循环，因此每年只繁殖一次是最优选择。而在一个繁殖周期中，求偶、筑巢、交配和喂养后代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将早春作为繁殖周期的起点是最合理的安排。这是有机体的进化特性，是它们进化遗传的一部分。
这在基因层面是如何表现的呢？据动物学家所知，这些鸟类的基因组中没有任何一类基因迫使它们每年只繁殖一次，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要求它们成功抚养雏鸟后不再开启新的繁殖活动，那么繁殖周期是如何被操控的呢？实际上，只要在遗传中携带一种简单的信息触发系统就可以实现这一切，该系统根据昼夜时长来调节激素水平，春季白昼时间变长，达到特定阈值后，信息触发系统会打开性激素开关，于是生物开始产生性欲望，开启繁殖周期。
因此在这里，一种进化特性（鸟类在中高纬度地区每年只有一个繁殖周期）有赖于两条彼此独立无关的信息。一条信息是，在生物体内部有一个由基因控制的计时器，它在满足条件时会触发激素开关（日照指数d超过一定值就引导繁殖行为）。而在生物体之外的另一条信息是，由于太阳在黄道面上的运动，一年中满足d值条件的日期会出现两次。这两条信息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现实约束条件，就能使得生物表现出特定行为规律。例如，假设繁殖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需要x天，而x大于两次d期间的时间间隔，这样在第二次出现d时生物体还处于前一个繁殖周期内，无法开启新一轮繁殖活动。总而言之，你会发现，要生成一种进化特性或进化行为，并不一定依赖直接指定这种特性或行为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的环境特性提供了所需的其他信息，自然选择在“设计”基因时就没必要将相同的信息嵌入其中。
看起来，画眉鸟对繁殖时机的探测与复杂人类行为——例如建立政治体系和学习技术——之间有巨大差距。的确，差距是巨大的，因为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信息要比其他生物多得多，种类也更多样，而且大多数信息都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但是，信息应用于复杂情况时的逻辑与应用于简单情况时的逻辑是一致的：源于外部世界的可探测信息降低了有机体内部的不确定性。有机体内部存在许多工作机制，这些机制会根据接收到外界信息的不同而触发不同的运行模式。 6 基因以及由基因参与掌控的复杂结构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遵循的就是相同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