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社会：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世界》

这一切有适应性吗？

“宗教”有适应性吗？当然，没有社会科学家认为特定的宗教教义或观念是自然选择进化的直接结果。但有人推测，支持或信仰某种形式的宗教可能会对适应性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接受宗教概念与规范的倾向可能已经成为我们“选定的”心理机制。显而易见，这一切是否具有合理进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如何解释宗教的“某种形式”以及它到底如何对适应性产生影响。

一些进化人类学家认为，宗教行为的某些方面可能构成了对群体承诺的信号。他们的论点是，考虑到宗教活动似乎代价高昂，例如，祭司仪式、个人祷告、宣教、建造宗教场所以及维持神职人员组织等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而人们原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获得更高的生存和繁殖收益。 ⁴² 正因为成本不菲，参加此类活动也许能表明一个人对集体的忠诚。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受到进化生物学中信号理论的启发。我们知道信号可以是诚实的——用来传递关于生物体真实特征的信息，也可以是不诚实的——用来欺骗接收者。例如，雄鹿的鹿角尺寸就如实地表明它有多么强壮，而猫在紧张时背上立起的毛则是为了让观察者误以为它个头很大。回到人类的交流问题，对一个群体的承诺当然可以通过口头表达，但这种方法非常廉价。相比之下，参与成本高、耗时长的集体仪式可能会构成更诚实的信号，因为它们需要高投入。那些为了宗教活动不惜付出高昂代价的人，例如屈从于残酷的入会考验、将自己一部分财富赠予修道院以及承办昂贵的宗教仪式等，都在表明他们愿意为群体利益做出牺牲。 ⁴³

这种解释的一个问题在于，宗教活动的成本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高。例如，祭祀似乎代价高昂，参与者通常是这样描述的：他们会说自己把最好的家畜献给了祖先。但所谓的“献给”只是象征性的，祖先的灵魂不可能真的带走供品，所以祭祀仪式上那些被屠宰的家畜最终其实会被参与者吃掉。而无论是否有祖先崇拜，那些家畜也都会被屠宰，因为人们饲养它们就是为了获得肉食。换句话说，当我们判断一种宗教行为的代价时，应该考虑其他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你没有把那头牛献给祖先（事实上是求得祖先庇护后，与亲戚朋友一起吃掉它的肉），你会用它做什么？次优选择是在没有求得祖先庇佑的情况下与亲友分食，而最糟糕的选择是既不求得祖先庇佑，也不与亲友分食，由于当时没有足够好的冷冻保存技术，这种独食行为会浪费掉大部分的肉。如果这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所谓的“牺牲”其实是一个很划算的经济决策，特别是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一个人从宴会参与者那里获得的名声和信誉收益。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许多其他表面上看需要巨大投入的宗教活动，那些大型仪式的发起者或赞助者会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社会连接或“人情债”，正因如此，这种形式的慷慨分享才会如此普遍。无论是否有神灵或宗教背景，财力雄厚的人都有动机做出这种行为。

不可否认，在某些时代某些地区，宗教活动可能确实需要个体付出巨大代价。例如，人们建造教堂、庙宇和清真寺，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深奥的教义，或将他们的财产捐赠给宗教组织。然而，这些活动可能与信教倾向的进化问题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些高投入选择只在教义宗教的背景下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它们是与成文宗教教义、专业神职群体和宗教组织等现象相伴相生的。而这些现象都出现于大规模社会，从人类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如此“近现代”的事件不会对我们心智设计产生影响。而在我们更遥远祖先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没有此类高代价信仰活动，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没有发现关于祖先参与这种活动的记录。

但宗教信仰和进化之间可能还有另一种联系。宗教观念提高个体适应性的途径在于说服个人与他人进行慷慨合作，而不是剥削利用他们。在很多地区，祖先、神灵或上帝被描述为拥有神奇的力量，同时对人类是否遵守社会规范非常在意，他们会惩罚那些违反传统的叛逆者，也会惩罚那些利用他人的自私者。一个人如果秉持了这一信念，就可能会比他人更慷慨、更乐于互惠合作，这将提高其适应性，因为长期来看，此人能从合作和集体行动中获得更多好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可能已经发展出一种倾向，他们会支持超自然观念中那些令人信服的概念。 ⁴⁴

的确，这是许多宗教传统的共同点，人们把具有超级力量的神灵和亡灵看作“全知者”，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了解人们做了什么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⁴⁵ 那么这样的信念有进化优势吗？如果其他人真的认为他们的行为受到神灵无处不在的监控，如果他们确实相信神灵的惩罚会让他们的欺骗行为付出更多代价，这可能会抑制他们的欺骗冲动，让社会交换更有利。同样，如果其他人通过你的信仰相信你自认为行为受到了神灵的监督，他们也会更信任你，你将会从合作中受益。

然而空谈是廉价的。你可以假装坚信祖先在监视自己，但实际上毫不克制欺骗冲动，这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你的福祉。对抗这种虚伪策略的方法是，提高信仰证明的成本，让人们无法轻易伪装信仰。这就像如果你想向意中人传递浪漫承诺的信号，买一枚昂贵的订婚戒指会比唱一首情歌更有说服力。同样，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对神灵的信仰，多付出一些时间精力成本要比单纯的口头承诺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如我们先前所述，小规模社会中的宗教行为通常并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人们在祭祀仪式上表面看起来要付出很多，但实际损失并没有多少；人们向萨满寻求帮助时确实会支付一定的费用，但这与合作倾向没什么关系；年轻人的“成人礼”往往表现为入会仪式，但这一过程一般不涉及祖先或神灵。因此，从当前人类学研究给出的证据来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小规模社会中的人们可以从彼此参加宗教仪式的情况推断出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承诺，更不用说以此评估他们的合作倾向了。

我们对小型社会宗教活动的探究表明，总的来说它们对互利合作的贡献很小。认为存在这种关联的学者在某方面确实是对的——他们认为合作行为存在陷阱，在短期内欺骗往往比合作更有利，所以选择诚实的合作伙伴更有优势。但是正如我在第五章将详细阐述的，人类已经通过其他途径成功地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不需要在评估一个人的信仰后才能断定他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