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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文化无处不在，而且蕴含巨大的能量。之所以我会专门强调威胁探测、谣言和道德化描述这三种互有重叠的现象，是因为它们可以创造出调动大量参与者并导向大规模社会及政治变化的社会动态。在一定层面上，宣传攻势对参与者（无论是自认为捍卫道德信念的坚定支持者，还是普通追随者）来说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使联盟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心理信念。
非洲的阴茎窃贼和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邪恶宗教仪式只存在于谣言传播者及其信徒的想象中。这些现象对我们秉持的一些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心智的“设计原则”是用来获取环境中的有用信息的，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提取错误信息？心理学家瑞安·麦凯（Ryan McKay）和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提出，我们要认真考虑所谓的“适应性错误信念”（adaptive misbelief），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认知失误（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持有错误信念）可能会提高个体的生存适应性。低质量信息的传播，如谣言、都市传说和阴谋论，似乎就是这一机制的例子。如果我们只考虑心智系统的主要功能，即保持对生物体所处环境的精确表征，那么这些信念肯定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心智系统并不是只在这个意义上有用；从更普遍的视角看，它们的“设计主旨”是为了增强适应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精确表征确实可以增强适应性，但也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
我们通常认为，信息扩散是基于其认知价值及其带来的潜在适应性价值，这解释了文化知识传播现象，其中也包括了有利于欺诈者的欺骗性交流。如我们所分析的，认知价值并不是驱动人类传播信息的唯一因素，探测威胁性信息的需要以及在集体行动中有效动员（或至少评估他人对集体行动的潜在承诺）的需要也是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垃圾文化毫无认知价值，但在进化层面上却自有其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