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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合适的应对之策？看起来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使某些垃圾文化成为大规模的流行病。与威胁相关的信息在大脑中遵循特定处理程序，它们会绕过我们的认知警戒系统。道德化威胁是有利于组建联盟的强力动员信号，这是进化的必然选择。因此，面对低价值信息也能招揽大批信众这一景象，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人类还创造了许多其他“认知制度”，它们包含一系列的规范和程序，作用在于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当然，这些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但它们展示出了我们有寻求可靠信息的动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会自发改善认知警戒的工作方式，拓展其工作范围，这里有一些例子。
占卜术几乎存在于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中。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相信鸟的飞行轨迹或掷骰子所提供的信息比普通意见更确定无疑。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大多数占卜并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关乎一些不可观察的事件。比如，祖先们是否生气了？你的姻亲嫉妒你的成功吗？你的配偶或商业伙伴真的忠诚吗？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占卜师所提供的东西不同于专家的意见和智慧。它包含了某种被认为能提供“真相保证”的技术。为什么会有人采用这种技术？对占卜术的质疑可不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古罗马的西塞罗曾用强有力的措辞表达了质疑。 46 但占卜术却一直大有市场，在主流知识领域对占卜术嗤之以鼻的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是什么让人们如此沉迷于占卜术？为什么动物的内脏、乌龟壳或者骰子能提供智者无法给出的信息？为什么一副卡片会比一个亲密良善的朋友更能揭示你家庭的某些真相？看起来这都是完全违反直觉的事情。答案可能是，占卜术给出的结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事实上，占卜仪式会特别强调，占卜者和委托人对占卜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一副塔罗牌完全打乱后，没有人能知道每张花色的顺序；骰子被随手丢出后，没有人能预测一定会是什么数字；天上的鸟不受任何人的控制；羊在被献祭前，任何人都看不到它的内脏。换句话说，占卜仪式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占卜者给出的答案。当然现实中的具体情境千差万别，比如有的占卜者会故意歪曲占卜结果。但即便如此，占卜仪式的一个基本规则是：无论是单纯的机械占卜（如掷骰子）还是灵媒，占卜者都只是真相的代言人（至少表面如此），而不是真相来源。占卜师和委托人都同意，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占卜结果是确定的，事实真相决定了占卜的表现，如骰子的滚动数字或鸟的飞行轨迹。 47
这种可见的公正性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占卜似乎比其他方案更有效的原因。在利比里亚，人们有时会用“基尼格木（sassywood）审判法”来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被告会被要求喝一种用基尼格木树皮熬制的汤剂，这是一种强力毒药。根据审判规则，如果此人有罪，就会被毒剂杀死。假如被告拒绝接受审判，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毒药审判法当然不是探索真相的最佳途径。诚然，这种毒药有时会致人死亡，有时不会，但这与被告是否真的犯罪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与该地区的其他审判程序相比，这一程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平的。而一些法律学者则认为，该程序明显比当地腐朽、堕落且成本高昂的官方司法系统更有效率。基尼格木审判可以为任何人所接触和使用，并且它能以较低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犯罪信息（许多有罪者不敢喝药）。 48
这就引出了认知制度常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法律论证。在一些彼此迥异的文化环境中，人们都建立了关于举证和推断的规则，旨在指导法官该如何采纳证据、厘清责任以及裁决罪行。这显然不是西方法律传统所独有的，例如，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就可以找到此类复杂规范。 49 在一些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中也有这种规范的例子。例如，特罗布里恩岛的岛民开发了一个复杂的规则与论证系统，用于裁定土地所有权以及处理与之相关的争端。 50
第三个同时也是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科学制度，更概括地说，是创造了我们所知科学研究的那类“不可思议的社会互动”。几十年来针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已证明，孤立的心智无法实现科学进步，科学进步有赖于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社会组织。 51 但是，我们很难具体指出这类特定的社会互动有何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为什么它产生的知识比人类通过其他途径所获得的都更准确、更严谨以及更具解释效力。如果仔细考察在科学活动背景下激活的各种认知能力和进化动机，也许我们能获知答案，但这一探索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52
真相检验制度的存在表明，我们的未来并非完全暗淡无光，人类社会并非注定在错误信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与这种乐观的态度相反，有人可能会主张，现代技术，尤其是互联网通信技术，会强化垃圾文化的传播，原因有二。
首先，我们都知道，网络连接使获取信息与传播信息的成本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不仅是因为上网容易，还因为声望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我们可以再想想小规模社会的情况，在这样的群体中，巫术指控可能要承担巨大代价。你无法确定人们是否会与所谓的巫师站在同一边，如果你是唯一一个对某个人提出控告的人，遭受惩罚的将会是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公开的指控只有在经过长期谨慎协商后才会发生，而且在一些地方指控从不公开进行。 53 相比之下，现代网络同时保证了匿名性与地理空间隔绝，这就几乎消除了指控和造谣的社会成本。因此，互联网上的一些谣言（尤其是一些恶毒言论）能够如此迅速地浮现并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 54
其次，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连接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陷入共识幻觉，从而助长制造和传播垃圾文化的倾向。想象一下，在一个小规模社会，那些脑海中迸发出某些新奇信念的人可能会认为身边很少有人会同意他们的古怪想法。相比之下，在几十亿用户参与的互联网世界中，不管多么幼稚、轻率或极端的主张都有可能被成千上万的人所拥戴。因此，网络连通很可能会让所有人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一种强烈的被认同感——这种倾向已经在实验研究中被多次证实。 55 如果人们还产生了另外一种错觉，认为揭秘了“阴谋”的消息来源是彼此独立的，那这种共识效应还会成倍强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都同意我们的观点，比如世界确实是由外星爬行动物控制的，我们会惊讶于有这么多伟大的头脑同时认清了这一真相，然而事实可能是所有人都读了来自同一个网页的谣传。
面对这些问题，或许一种应对策略是让人们有足够的途径了解真相。如果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有巨大的市场，那么信息质量保障也一定有巨大的市场。也就是说，对他人主张进行评估从而换取物质或声誉回报的服务可能大有可为。有人也许反对，认为这种工作最终会变成无休止的倒溯论证，因为一条信息的真实性必须以其他的可靠信息为保证，而其他可靠信息的真实性又要以更上一层的可靠信息为保证，如此无限循环。如果一个人要探索的是科学真理，那当然应该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必总是这样，我们只需要一个好的保证，足以警诫那些居心不良者，让他们不要枉费时间精力去散播谣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