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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都涉及这种招募过程，一些人最先散播信息，然后有效地说服他人加入其中。例如，巫术指控就是这样，一个人声称自己受到了亲戚或其他村民的巫术伤害，于是争取到社群其他成员的支持，他们迫使被指控的巫师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赎罪。 43 一项事业的动力常常始于个人或小群体偶然间获得的信息，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代价或风险，努力说服其他人加入同盟。
那些致力于某项事业（如禁止饮酒、暴力反对政府、烧毁少数族群社区、主张儿童不应接种疫苗或其他任何目的）的人会向他们的听众传播一些明确的信息。首先，他们通常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他们会强调这些威胁不仅对自己有潜在危害，更重要的是对其他人也有潜在危害。其次，他们会指出，要应对这些威胁，必须借助集体努力。最后，他们会将参与集体行动描述为一种道德责任，支持或反对所他们所提倡的事业不仅关乎个人偏好，更重要的是它是道德品质的体现。 44
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对谣言的解释方式有些过于夸张了，如果说谣言传播背后主要的行为动机是集体行动动员，可在许多情况下，很多谣言并没有明确与之相对应的集体行动。那些谴责官方策划了“9·11”恐怖袭击的网站（通常）不会要求人们推翻政府，宣称中央情报局为了消灭黑人而发明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也不会号召黑人去占领中央情报局大楼。然而，即使没有提出具体的集体行动，行动呼吁的战略价值仍然不变。这是因为发动实际支持行动之前，人们需要感知到潜在支持的信号，所以他们要评估周遭联盟的可靠性与凝聚力。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描述的，有实验证据表明人们确实会监控社会环境，而且他们能根据一些间接或内隐信息来自动探测联盟关系——谁认识谁，谁和谁站在一边，哪些人有相似的口音，以及其他类似的线索。
传播威胁信息可能会引发人们表明自身立场的反应。如果听众同意你散播的观点，这其实暗示他们已经准备好追随你的事业，加入你即将鼓动的集体行动。而那些要求你提供进一步证据或质疑你观点的听众，当然不是你想要团结的盟友。当巴吞鲁日市民散播关于新奥尔良灾民的可怕故事时，他们也是在确认彼此属于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陌生人和新造访者与他们没有共同利益，而且他们可能会检验彼此对社群的忠诚。
这种道德化的动员可能会导致人们的“愤怒表演”进入一种军备竞赛状态。如果你对威胁信息的回应体现了你的道德价值以及你对潜在集体行动的承诺，那么你就有足够动力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你的反应。而在一个每个人都相信谣言、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道德上被冒犯了的群体中，最明确的承诺信号就是比大多数人表现得更愤怒。这种动态性存在于许多激进运动中，运动参与者会宣称当前境遇极不合理，也完全无法让人接受，通过此类表态，他们会争取到集体或权威的认可，但造成的结果是事态升级。另外，当联盟中尚有一些人态度摇摆不定时，其他成员可能通过极端立场和强硬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如果有些人同意我们应该禁止烈性酒，我们就倡导禁止所有酒类；如果有人同意驱逐组织中的叛变者，那我们就主张直接杀死他们。这种极端化趋势也时常出现在激烈的领导权争夺战中，因为运动领袖对组织的承诺和忠诚不能低于普通成员。从阿尔斯特的爱尔兰共和军，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再到美国三K党以及秘鲁的“光辉道路”，莫不如是。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