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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大多是关于负面事件的，而且往往是对这些事件的邪恶化解读。它们会描述有意伤害我们或者已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以及如果不采取相应举措就会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例如，政府参与对民众的恐怖袭击，医疗机构密谋在儿童中传播精神疾病，其他族群计划侵略我们，等等。换句话说，谣言描述了潜在的危险以及我们可能会受到哪些威胁。
谣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具有消极性质吗？心理学家早就注意到人类认知系统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所谓的“消极偏见”。例如，在一组单词中，消极单词比积极单词或中性单词更能吸引人的注意；比起积极事件，人们会对消极事件进行更全面仔细的加工；在人际互动中，消极印象比积极印象更容易产生，也更难消退。 26 但这也只是对谣言这种现象的特征描述，而描述不等同于解释。正如许多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人类会特别关注消极刺激，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我们的心智被设计成对指示潜在威胁的信息特别敏感。这种倾向在我们的注意系统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例如，我们在花中察觉到蜘蛛的速度要比在蜘蛛中察觉到花的速度快得多，危险的刺激刚一露头就会被我们瞬间捕捉到，这表明我们的心智中存在专门探测威胁的系统。 27
经由进化而形成的心智如何评估和预测潜在危险？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人类心智装载了专门探测威胁的系统。对所有复杂生物而言，探测环境中的潜在危险并采取适当预防行为都是进化的必然选择。因此，人类的威胁探测系统会特别关注那些在进化环境中对自身生存构成威胁的刺激，比如凶猛的野兽、陌生侵入者、污秽物、传染病、社会侵犯等等，这完全不足为奇。 28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这些信息，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中才出现的威胁往往会被搁置在一边，即使它们实际上更危险。同样，儿童倾向于注意与特定威胁有关的信息，但却对真正的危险漠不关心，比如枪支、电、泳池、汽车和香烟，但他们的恐惧幻想中会出现狼人、吸血鬼和其他不存在的捕食怪物，这证实了威胁探测系统适配的是祖先的进化生存环境。与威胁探测系统有关的心理病理现象，如恐惧症、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也主要聚焦于特定目标，如危险的动物、传染病和入侵者，它们都是人类在进化生存环境中要经常面对的威胁。 29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威胁反应系统有一个问题：它们对危险线索和安全线索的反应是不对称的，这很重要。危险线索是环境的实际属性。比如，小型啮齿类动物能探测到猫等捕食者的气味并采取合适的行动。它们会花更多时间来勘察环境，会避免穿过无遮蔽的场地，会躲藏起来，等等。这是因为环境的一个特性——在此是一种气味——被视为潜在危险的明确信号。而“不危险”是不存在明确信号的。没有猫的气味，不代表那里一定没有猫，因为很多时候，猫在那里，只是气味没有传到潜在猎物跟前。 30
对危险的敏感性会导致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行为深受来自同类的信息影响的人类，很少对同伴提出的防备告诫进行检验。实际上，这正是文化传播的一大优势，它使个人可以直接做出应对措施，而不必先系统地探测所处环境以识别出危险来源。举个简单的例子，亚马孙部落的几代人都被告知，木薯是有毒的，只有经过适当的烹饪加工后才可以放心食用。人们不会想亲自试试木薯根中的毒素到底有什么影响，显然在文化传播中通过选择“相信”而获取信息是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数技术知识是在没有经过太多有意检验的情况下代代相传的。人们相信久经时间考验的食谱，这样做可以说是搭上了前人经验的顺风车。 31 预防措施的特别之处在于，如果你严肃认真地看待它们，就不会有太多动机去予以检验。例如，如果你相信生木薯是有毒的，那你就会避免食用生木薯，而不是去尝一尝。
这表明，人们有一种信任（或至少暂时信任）威胁相关信息的危险预防机制。心理学家丹·费斯勒（Dan Fessler）证明了这一结论，他在实验中测试了人们对消极论述（“10%的心脏病患者在10年内死亡”）和积极论述（“90%的心脏病患者能存活10年以上”）的反应，结果发现，尽管这两种说法严格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但人们更相信消极论述。 32 其他研究也表明，人们在阅读文章（比如与徒步旅行相关的文本）时，如果文章包含了一些与威胁相关的信息，读者会认为作者更有能力和见识。 33
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使得与威胁相关的信息更容易得到传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主动散播这么多聚焦于潜在危险的谣言。甚至一些不算特别恶劣的都市传闻也遵循这一模式，许多传闻都描述了那些忽视潜在危险的人会遭遇什么后果。比如用微波炉烘干湿小狗的保姆，由于从不洗头而在发髻上长出蜘蛛的女人……还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人物或故事。它们都旨在用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警告我们，当没有察觉到日常环境所隐藏的危险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34
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人们特别渴望获得与威胁有关的信息。当然，并不是所有这样的信息都能引发谣言，有几个因素会限制谣言的传播。
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描述一些基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态，貌似合理的警告会更容易获得成功。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易懂的道理，但是它确实会对日常交流形成很大制约。比如，让我们的邻居相信杂货店在卖坏掉的腐肉，比让他相信杂货店老板有时会变身成爬行动物要容易得多。当然请注意，到底什么事是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要取决于听众自己的衡量标准。一些有先在信念（如相信世界末日的存在）的人可能会被在他人看来非常不可信的谣言说服（例如世间出现了传播疾病和瘟疫的神秘骑士）。
其次，预防成本相对适中的谣言更容易获得成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让人们相信不要在黎明时分绕着一头牛转七圈是非常容易的，如果真有人想过要这么做的话，因为遵从这一叮嘱基本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那些需要一些成本但同时成本又不太高的预防举措往往会被广为传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普遍存在的禁忌或迷信划定的“标准行为”与普通行为只是稍有不同。加蓬的方族人打开新瓶子时会将几滴水洒在地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冒犯死者。高成本的预防举措很可能会引发人们严谨的检验，所以它们不可能像“廉价建议”那样被大范围散播和采纳。
最后，不采取预防措施、不听忠告的后果应该非常严重，这才足以激活信息接收者的威胁探测系统。如果有人告诉你，从佛塔左侧走过的唯一后果是你接下来会打喷嚏，你可能会无视这条劝诫。但冒犯祖先或神灵似乎要严重得多，尤其是你不清楚一旦冒犯了他们，会引发什么样的惩罚和报复。
因此，看起来当威胁探测系统发挥作用时，我们的认知警觉机制会暂时关闭，威胁探测系统获取的信息会成为我们的首要行动指南，特别是遵循劝告的成本并不太高而忽视劝告却可能招致未知的危险后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