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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信念控制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进化缺陷，我们应该考虑一种情境，想想人们急切获得并传播低质量信息会有什么意义。大多数谣言都会牵涉到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件，而且往往是巨大的悲剧事件。例如，纽约“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数百个留言，声称美国政府或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参与其中。当美国新奥尔良市因“卡特里娜”飓风而遭遇洪水时，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人试图在附近的巴吞鲁日市找到避难所。城市里突然出现了成千上万张陌生的面孔，这足以让关于他们的谣言迅速滋生蔓延，好像他们犯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罪行。灾民涌入几天后，大多数人都从各种渠道听到了类似的故事，而他们听到这些故事后会继续散播下去。 22
再举个例子，许多美国人深信，可卡因和艾滋病病毒是特勤机关或其他政府机构设计并传播的，目的是消灭黑人或让黑人成为罪犯。在这一故事另外的版本中，其他群体成为政府阴谋迫害的对象。虽然没有人真正为这些阴谋论给出证据，但很多人确实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可以举出之前官方虐待相关人士的例子作为间接证据。 23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切？在心理学上，对谣言的系统研究始于战争年代的美国，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奥·波兹曼（Leo Postman）的经典著作《谣言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umor）将该方向的研究推向了顶峰。这两位心理学家对战争、经济危机或生态灾难背景下由集体压力引发的谣言特别感兴趣。 24 奥尔波特和波兹曼将对谣言的信任解释为“寻找意义”：在一些重大但不甚明朗的事件发生后，人们因为对结果的不确定而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例如，驻扎在前线的士兵会散播即将发生袭击的谣言，这样他们就能解释清楚自己的处境以及人员和物资的流动问题。谣言可能会减轻焦虑，因为它让世界变得更透明，更易于理解。总体而言，直到最近，对谣言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拓展和增加细节，认为不确定性、失控和对事件解释的需要是主要因素。 25
但是，这种对谣言的标准理解方式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当我们幻想来自新奥尔良的“犯罪分子”在巴吞鲁日街头横冲直撞时，我们在巴吞鲁日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变得更有意义。认定艾滋病病毒是由特勤机构设计的，并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艾滋病的传播机制，事实上，如果你不相信关于艾滋病的谣言，艾滋病流行反倒更好理解。对于相信主流看法的人来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其他通过性传播的病毒非常相似，所以并不神秘，但对于相信谣言的人来说，这种病毒的传播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未解之谜。
至于谣言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这一说法，它同样符合直觉，但有许多含混不清之处。确实，洪水、流行病和恐怖袭击是不可预测的，但把它们解释为源自政治阴谋似乎并没有增加它们的可预测性。事实上，这种做法反而提高了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必须想象出一个或一群强大的掌权者，而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意图和目标。相比“暴雨会导致水位飙升”这种简单的道理，那些“恶魔”的阴谋更加难以捉摸。同样，如果一个人认定“9·11”袭击的策划者是美国特勤局而不是恐怖分子，当他们预测和解释同类事件时，会陷入更加焦灼无助的境地。
即使我们承认谣言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少了不确定性和焦虑（这并不是确定的结论），但该理论仍然不能解释几个关于谣言的重要问题。首先，为什么人们想要传播谣言？许多人确实急于传播谣言，我们所获取的大量谣言类信息——例如艾滋病是中央情报局制造的——并不是我们向他人反复恳求后才得到的，它们往往来自那些坚持己见的人积极主动的观点散播。他们似乎致力于让我们听他们说，并接受那些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真相。他们有强烈的沟通欲，其中许多人还会创建网站向全世界宣扬他们的想法。
还有，为什么要让别人相信自己？传播谣言的人通常非常注意他人的反应。对他们来说，听众是否相信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并理解其含义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些告诉我们中央情报局制造了艾滋病病毒的人非常急切地渴望我们真的相信这一“事实”。他们通常不会认为分歧只是在权衡事实，怀疑论调会被他们视为严重的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