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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文化中，人类最坚定的信念之一是，我们是一种容易上当受骗的动物，而且我们总是觉得其他人更容易上当受骗。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很自然地解释了为何其他人经常被误导。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抛开自吹自擂不说，人类真的容易上当受骗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认知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都假定人类具有过度接受来自他人的信息的倾向，我们尤其容易被有说服力的人影响。许多研究看起来都证明了暗示和说服的力量，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所开展的一个实验就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被广泛宣传报道。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完成一系列知觉判断任务，如几条横线中哪一条最长，答案其实很明显。然而，如果房间里有人在被试回答之前就说出其他选项（这些人其实都是实验员假扮的参与者），被试也有可能同意他人说出的答案。这个结果令人震惊，因为它说明了人们多么容易被说服——他们宁愿相信他人而不相信自己的双眼。20世纪80年代，记忆研究者用类似的实验模式展示了如何说服被试相信一件其实从未发生过的童年往事，如他们曾在购物中心迷路。 14 如果使用修改过的照片或被试兄弟姐妹提供的“证言”（虚构的），他们甚至能确实“回忆起”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件。 15
尽管这些效应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广为接受的知识，但其真实的实验证据其实要比概括性的结论复杂得多。当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系统地重新审视关于人类易受骗的证据时，他发现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也包括许多教科书相互引用）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最初的实验发现。 16 例如，在阿施著名的从众实验中，大多数被试并没有根据其他人的答案来改变自己的判断结果，事实上，阿施的研究目标是探讨如何克服固执己见的心态。同样，在虚假童年记忆实验中，大多数被试都没有回忆起虚构事件，许多人甚至坚持认为它不可能发生过。而该研究的初衷也被人忽视了，记忆研究人员试图证明的是，在大量虚构的“证据”和可靠的第三方（比如亲戚）的“帮助”下，人们可能会相信某些（没发生过的）事件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重要且有价值的结论，与之对应的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被压抑的记忆”理论。许多治疗师会连续数月对病人采用暗示甚至催眠技术，直到病人“回忆”起一些他们遭受虐待的经历，但这些事情其实根本不存在。 17 而关于虚构记忆的实验证明，暗示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记忆，但前提条件是暗示（的持续时间及证据）必须足够强大。研究并没有表明人们的记忆是容易被愚弄的——恰恰相反，要篡改记忆需要付出极大成本。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许多所谓的说服效果。人们似乎很容易被脆弱的证据和无力的论点说服，许多研究也支持这种想法。但实际上类似效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如，被试只能接触实验呈现给他的信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参考信息。另外最重要的，涉及的信息与他们自身无关。当信息与自身有关或者有几个信息来源可供参考时，人们就很难被说服了。 18
对于人类心智并不“情愿”从他人那里汲取信息这一结论，我们其实并不应该感到太过惊讶。如果从进化的角度考虑，那么把人类看作一种无条件接受他人传达信息的“信念接收机”其实是一个很古怪的想法，因为轻信会导致受剥削和利用。人类的交流能力比其他任何物种都复杂得多。我们可以通过交流来改变他人的心理状态，例如，我们可以在某人的头脑中植入一种信念（“看！有一条鳄鱼！”）或制造一种动机（“你能把盐递给我吗？”），当然还包括许多其他精妙的过程。当一个生物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另一个生物体的信念时，它（他/她）当然要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来做出这种改变。例如，当生物体的利益出现分歧时，所发出的信号可能就具有欺骗性。雄家鸽会让自己颈部的羽毛膨胀起来（夸大自身个头和活力），误导雌性的判断。
但这将导致沟通的大幅贬值，没有人能从交流中受益，因为信息完全不可靠。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欺骗是一种进化适应策略，利用它可以剥削其他个体，但这种策略也会对另一种与之对应的策略形成进化压力，因此生物会具备看穿欺骗的能力。当欺骗能力和侦察能力大致旗鼓相当时，就达成了一种策略间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并不稳定，任何在欺骗方面稍好于其他同类的个体都会获得优势，因此它会将欺骗能力传递给后代，直到整个种群都具有这种欺骗水平。但随后高效的侦察能力又变得更具适应性，于是整个种群又以类似方式逐渐都拥有了新的侦察能力。这种欺骗和侦察之间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在自然界极为常见。
在人类的交流系统中，也存在说服与反欺骗之间的军备竞赛。一方面，我们总是想让自己的话语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保证自己不被他人欺骗。丹·斯珀伯（Dan Sperber）和他的同事们称后一种能力为“认知警觉”（epistemic vigilance），即人类有强烈的动机去发现和丢弃不可靠的信息，并检查论点的真实性。 19
认知警觉解释了人类在沟通时表现出的许多特征。人们会注意信息的来源并对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评估，这会影响他们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反过来，越是可疑的信息，我们越容易认为其来源也是不可靠的。而且，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他人陈述中的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一旦探测到类似问题，信息以及信息来源的可信性都会大打折扣，此时人们不太倾向于将这些信息作为行动指导。对信息中因果关系的怀疑也会引发同样的结果，比如，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袋鼠跳得高是因为草原天气炎热，我们会对这一言论以及发出言论的人都产生不信任。
在认知发展的早期阶段，认知警觉就已初具基础。例如，幼儿似乎对专家和新手之间的区别很敏感。当幼儿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时，他们就会利用能力线索来判断不同个体话语的分量，他们会不信任那些之前做错了事的人，或者那些看起来想剥削他人的人，还有那些就他们不可能了解的事情（比如他们看不到的物品）而高谈阔论的人。 20
最重要的是，实验表明人们非常擅长甄别合理的观点（并接受）。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尤其是这些信息涉及个体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时，他们通常非常善于选出与之相关的证据，并基于证据决定哪些是有理有据的观点，哪些是不合逻辑的观点。事实上，梅西耶和斯珀伯认为，推理思维——一种以抽象方式思考论点的能力——正是源于我们的进化适应优势，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从他人提供的信息中提取最具价值、最能发挥功效的那部分，同时抛弃靠不住的建议和可疑的知识。换句话说，推理的适应性功能不是针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它是一套社交工具，通过这套工具，我们要说服他人，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偏好和选择；同时，我们还要通过这套工具来发现他人提供的信息和观念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21
然而，以上结论其实都更凸显了垃圾文化的悖论。心理学家已经收集了大量证据来证明人类的认知系统在获取信息时有几个重要倾向：我们要获得的是有价值信息，尤其是与适应性相关的信息；我们更接受那些可靠同伴发出的信息；同时我们还会确保信息的质量要达标。这些都是认知进化的直接结果。就像我们的视觉系统被设计成利用光线反射这一有价值信息一样，我们的推理系统也应该被设计成能获取可靠信息，这种能力的每一点提升都可以转化为生存优势。那么，为什么人类会乐得用那些没有价值、看起来没有任何优势的低质量信息填满自己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