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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可观察到的人类社会中，个体与群体层面的暴力都时常上演，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有一种普遍的攻击本能？大量通俗作品曾对此进行过描述，仿佛每个人都会积累攻击性能量，当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能量必须宣泄出来，于是就造成了暴力行动。人们会将年轻人的攻击本能比作水，而战争或暴力运动则是水管，他们需要借助战争或暴力运动来释放天生的攻击本能。这样的比喻让人难以反驳，因为当我们想到愤怒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时，基本不会有任何分歧。我们还会说人们“气炸了”，或者他们在盛怒之下彻底“爆发”，释放了被“压抑”的感受。这也是世界上许多语言中人们描述愤怒的方式，因为当想到让我们生气的事情时，似乎确实有一股越来越强的能量在体内积蓄，而我们在通过言语或行动表达了愤怒感受后会更容易控制自己，就好像某些压力真的得到了释放。 57 但很明显，这些只是比喻。心理过程不是水压装置构成的，也不会通过安全阀释放积累的压力，人类的头脑里没有这种东西。
如果你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行为是生物遇到困境时的解决方案，攻击冲动概念就完全说不通了，尤其是对于像人类这样高度社会化的生物来说。人类会经历许多不同种类的社会互动，在一些情况下暴力是一种有效策略（例如，你发现一个窃贼正在偷你的羊，或者一个陌生人试图从你怀里抢走你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会成为失败策略（例如，如果一大群入侵者试图偷走你的牛）；另外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互利合作是最好的选择（例如，几群农耕者需要修建引水灌溉设施）。如果人类被一种与环境无关、不受抑制的暴力本能驱动，他们在不同情况下采取的策略就不会有所区别，头脑一发热就动用武力会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相比之下，那些视情况来启动攻击、隐忍或合作策略的个体会有更好的生存发展前景，因此他们会比那些头脑简单的暴力分子留下更多与他们特征相似的后代。换句话说，相比于引发无差别攻击行为的基因，那些使得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发动有条件攻击的基因会有更高的复制传播概率。 58
族群之间的战争真的是我们祖先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特征吗？倘若如此，这种选择压力会塑造我们的认知和动机吗？霍布斯认为人类会始终陷在相互对抗的泥潭中，直到一位伟大的君主建立统治秩序，带来安全与稳定。 59 但在卢梭的描述中，原始社会是和平的伊甸园，只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文明的演进，人类才具有了暴力冲动以及其他各种恶劣品质。 6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人类学家倾向于支持卢梭的观点，因为他们在所研究的小规模社会中很少看到犯罪和部落战争。人们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或其他巨大风险去争取一些只要付出一点儿劳动就能轻松换来的东西。此外，当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不同于农业社会拥挤的生存条件，史前社会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因此不太可能发生战争。 61 但只要通过更仔细的观察和更系统的研究，就可以推翻这种对祖先生活过于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虽然人类学家在原始社群中观察到的犯罪很少，但考虑到社群规模，这些地方发生暴力事件的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某些部落中一个人被杀的危险性甚至要远高于美国大城市旧城区贫民窟的凶杀率。 62 另一个导致人类学家对原始社会的暴力冲突程度有所低估的原因是，当他们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时，殖民当局已经开始干涉原始部落的生活，由于它们的阻碍和干预，许多部落战争还没爆发就被掐灭了火种。 63
在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中，族群或部落关系的常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许多线索其实都表明群体冲突贯穿人类进化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是一种领地动物，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群体中，人们都认为政治体与领土是共生的，“我们的”空间与“他们的”空间之间有着明确界限。确实，早期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但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通常发生在一个固定区域内。事实上，狩猎采集需要广阔的领地，这导致狩猎采集部落会非常憎恨其他群体的越界或入侵。
所以说，霍布斯与卢梭都没有描绘出早期人类生活的真相，或者说他们都只描绘了早期社会某个方面的真相。部落生活当然包含着大量的合作、贸易与和平，但也充斥着频繁的谋杀、抢劫和绑架（既发生在部落内，也发生在部落间）。霍布斯和卢梭的错误都在于认为人类被一种根深蒂固、缺乏弹性的暴力或和平本能所主宰。驱使人类走向战争或合作之路的并非具有稳定性、普遍性且与环境无关的侵犯或和平偏好，而是一套条件机制，它会根据当前环境权衡两种策略的价值。 64
从这一角度考虑，原始社群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会采取何种形式的战争？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表明，几乎可以确定它不会表现为开阔平原上大规模军队间的激战。这种有组织的交锋在一些部落社会中会偶尔发生，但它们大多是为了作秀——双方互相怒视、威胁和辱骂，之后各自打道回府，并不真的拔刀相向。更严重的对抗往往采取突袭的形式，这种侵略行动并不需要大量战斗人员——事实上，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偷袭要尽可能避免大规模动员。偷袭者的目标是在敌人察觉并发动反抗前，尽可能多地杀死敌方的男性成员，掠夺可携带的财产，很多时候还会把敌方的妇女或奴隶带回自己的营地。 65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察，几乎所有小规模部落社会都存在这种形式的群体攻击，而在狩猎采集社群中它也会频频上演。例如，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制造的工具很少，但武器却很多；因纽特人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也会设法尽量制造武器和盔甲；普韦布洛人会将村庄建在山顶上，这样他们能够更及时地发现敌对者的入侵行动。各种证据都证明了暴力攻击的普遍性，包括口耳相传的故事和考古证据，例如澳大利亚或北美的古老洞穴岩画上描绘的部落战争，旧石器时代冲突死难者的墓葬遗址。尽管传统部落明白实现和平与建立联盟的意义，但它们还是会被持续不断的部落战争困扰。这并不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插曲，对某些原始部落的人口统计学研究表明，5%～20%的男性可能死于战斗。 66
通过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构想出一幅关于原始战争的相对可靠的图景。使用“原始”一词，并不是要强调其古老性。“原始”的意思是，这种形式的冲突不需要与杀戮有关的先进科技，也不需要像现代战争那样对大量士兵的行动进行组织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骚乱、城市游击战、许多叛乱以及街头帮派之间的血腥冲突都是原始战争的例子。它们具有高度相似的模式，而且对参与者心智能力的要求也基本一致。
第一，这种原始战争建立在不均衡优势的基础上，在某些情况下，不均衡其实只是信息不均衡，因为一个群体的成员知道他们发动攻击的确切时间，但遇袭群体的成员则会在任何时间都担心遭遇攻击。此外在这类突袭中，人们只有在认为己方具有明显数量优势时才会参与战斗，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对待敌人。基本上，人类对邻近群体的袭击与黑猩猩之间发生的群体冲突并无太大区别。再者，当侵略者意识到战斗对他们不利时，为了保命他们会放弃战斗转身逃跑。 67
第二，正是由于种种不均衡，许多突袭都会非常成功，即使攻击者不能给他们的目标造成严重损失，至少他们可以保证自己在不受太大损失的情况下全身而退。因此，为了预防遭遇袭击而先发制人就成为一种明智策略。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因为敌对群体会不断壮大，而且他们能在任何时候向我们发动袭击，所以我们应该在还能对付他们的时候率先动手。再加上他们可能也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也了解先发制人的意义，这就使得我们的抢先入侵行动更合理也更有必要。最重要的是，先发制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打击敌对群体的士气，还在于可以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因此，袭击的目标不能只是压倒对方，而是把他们彻底消灭。为了避免被先发制人，所以要“率先”先发制人，这种安全困境导致部落间的战争（至少是相互猜忌）永不停歇。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设法通过缔结群体联盟来摆脱安全困境，常见的联盟标志包括互赠礼物与联姻，但这些手段终究只能暂时性地让人们免于先发制人的威胁。 68
第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原始战争，男性都是暴力活动的主要实施者。一些男性会不顾其他男性反对，坚决开展袭击计划，而针对女性的绑架、侵犯与攻击即便不是袭击的主要目标，也至少是袭击造成的常见后果。这种性别不均衡性还体现在对肉体的暴力伤害上，而且并不仅仅出现在群体竞争的背景下。对于女性来说，身体遭遇暴力攻击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因为伤害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她们的生育潜力，而对于男性则不然。反过来看，保护自己配偶免受伤害的能力对于男性的繁殖价值来说则至关紧要。 69
不过，既然群体冲突会带来这么大的风险与损失，为什么人们仍然会参与其中？战斗似乎会削弱适应性，因此在基因的代际复制过程中，“好勇斗狠”基因应该远不如“望风而逃”基因成功。但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来看，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就成本而言，入侵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要比在正面激战中承担的风险小得多。而参与者在部落冲突中获得高价值收益（如绑架女性、得到奴隶）的概率又超过了重伤或死亡的概率。也就是说，中低水平的死亡风险会被声望、权力和繁殖机遇这些可预见的投资回报所抵消。正如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德斯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行动中存在一份默认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即使战争的代价是确定的，但究竟由谁来承担代价——重伤或死亡的是哪些人——也是未知之数，而另一方面，一旦行动成功，参与者应该能确定享受到战争红利，否则他们会拒绝参与其中。 70
久远的原始战争让我们理解了许多当代冲突所体现出的令人费解的特征。人类极其擅长处理各种成本收益计算，这使得原始战争成为可能。例如，无论是街头帮派成员还是族群冲突中的暴徒，都不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就能了解对无辜平民实施极端暴力所带来的利益。他们从直觉上就能明白威吓信号的力量和先发制人的好处。他们也能猜到，对男性和女性实施动员或威胁的方式应该有所不同。所有参与者都具有高度相似的心智系统与直觉思维，这是群际暴力冲突的可预测性之所在，也是其悲剧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