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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概念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对应一个人们基于共同传统、价值、语言和历史而构建的社群。从进化尺度来看，民族国家显然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现代人类已经存在10万年以上了，但国家是最近才被“创造”出来的，最多也就几千年的历史。但如果我们试图理解群体和群体冲突，从国家开始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们如何意识到某些种类的群体认同既不言自明，又富有吸引力。
19世纪的欧洲地图上出现了许多新兴民族国家：有的是许多政治体间完成了政体统一，如德国和意大利；有的是从古老的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独立国家，如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还有新形成的民族，如爱沙尼亚。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民族国家理念占主导地位，根据该理念，国家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和语言基础上的政治体，而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又源于共同血脉。当时盛行的理念是，国家应该与那些“自然的”和“祖先传下的”共同体相对应——现代民族国家不像传统帝国一样通过征服将土地归并到一起，而是建基于国民间的自然亲近感与凝聚力，而后者又源于国民拥有共同祖先和传统。精英浪漫主义运动强调了族群文化特征，并将现代民族国家看作共有文化特征在政治领域的延展。从这个视角（有时被称为“原生论”）看，塞尔维亚、立陶宛和意大利可以说早就是“潜在国家”了，它们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组建自己国家的政治时机。 1
与此相反，一些主张“现代论”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相信，在许多情况下民族是由国家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一旦你建立了一个国家，你就会开始注意或强调国民的某些共同特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意创造出一些共同特征。例如，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指出，民族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社会的结果，他认为，分工明确的工业社会对现代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官僚国家需要行政管理通用语、一定的合法性，还需要具备行政能力的中下层政务工作者。在盖尔纳看来，民族国家满足了所有这些需求。国家资助的学校培养了官僚阶层，从不同方言中提炼整合出的语言构成了通用的官方语言（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看上去建基于国民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和共同血脉，那么这个国家就更具合法性。 2 关于起源的神话增强了国民命运共同体的感受，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幻想的承诺：一旦建立主权国家，民族就可以回归到所谓的黄金时代。 3
根据这种功能性的解释，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声称的民族国家概念其实源自实用功能，而且许多关于民族的事实其实是被编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目标是统一某个地区并把它变成一个有效政治体，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寻找一些可利用的起源神话以及挖掘方言间的相似性，将该地区所有人转变成具有共同文化、语言和血脉的民族，进而创造出建立民族国家的情感诉求。例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精英们发明挪威语之前，其实没有统一的挪威语；在精英们努力建成爱沙尼亚这一国家之前，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爱沙尼亚人。同样，历史学家经常饶有兴致地戳穿一些欧洲国家“被发明的传统”，例如，苏格兰裙和英国王室礼仪通常被描述为古老而真实的传统，但它们实际出现于19世纪，当时一些英国上层精英认为得体的国家应该保留过去习俗的遗迹，因此才将它们“发明”了出来。 4
然而，这种对“建构”民族的描述过于夸张了，主要是因为其仅仅关注一时一地，也就是19世纪的欧洲帝国。但在其他地方，早在现代官僚政治国家出现前，人们就已经看到了语言、族群和政治体之间的直观联系。例如，虽然数千年来中国不同地区间的冲突错综复杂，但中国人都认定他们国家必须包含汉文化（不管统治者是汉人还是胡人、蒙古人或女真人），甚至连朝鲜人和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许多完全不同的地区，如希腊城邦和约鲁巴王国，人们都会产生基于共同传统和语言的民族认同，它们的时代要远远早于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出现的时间。 5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共性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在意这一点？事实上，即使“现代论”的描绘是正确的，即使国家实际上是由来自不同群体的精英建立起来的，我们也应该追问：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共同身份很有吸引力？为什么他们会捍卫（可能是虚构的）民族遗产？为什么精英们会编织出关于民族的谎言来说服大众？实际上，关于族群的理论论述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答案在于一种更普遍的现象，与集体行动和稳定群体的构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