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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过时理论的幽灵妨碍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当然，要消灭那些像僵尸一样纠缠不休的“讨厌鬼”是极其困难的。例如，解释人类行为似乎需要我们谈论“天性”和“文化”或“本能”和“教养”对我们行为的各种影响，仿佛我们能够且必须区分出哪些能力与偏好是先天的，哪些是后天的。或者想想更具体的问题：参与战争的倾向是“文化主导的”还是“天性主导的”？男性和女性行为模式上的显著区别来自先天差异还是后天差异？道德感是我们“生物学”的自然产物还是社会压力和文化规范的产物？
这些结论或问题涉及的对立立场蕴含了一种陈旧的遗传学观点，即在基因与环境的互动中，前者稳定且缺乏弹性，后者灵活多变且不可预测。但这是双重误导，环境其实包含许多不变的特性，这正是自然选择可以起作用的原因。比如，当我在前文描述鸟类的习性时，我就提到了一个高度稳定的环境因素——地球规律的公转运动使得四季轮流交替，这使得某些适应这一环境特征的基因被选择出来，促成了鸟类的繁殖周期。而某些基因的激活开关是由另一组基因以及基因化学环境中的其他非遗传物质来控制的。事实上，分子遗传学的一项伟大成就，就是揭示了简单的遗传物质如何通过多重互动构建出了高度复杂的特征和行为。 3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一种行为是生物进化的特征或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基因编码了这种特征或行为本身，就像鸟类繁殖的例子所清晰呈现的。它也不意味着，不管外部环境如何，这种特征或行为总是一成不变地发生，或者行为缺乏弹性，无法改变，又或者行为倾向在生物诞生时就以某种方式存在。它只表明，对于大多数正常发育的生物体来说，一旦它们遇到合适的条件——用更准确的术语来描述，它们的生存环境与某种基因被“选出”时的环境相似，环境信息就会激活这种基因的开关，使生物表现出与该基因相关的行为。因此，不同环境会引发不同行为，假定一只候鸟在宇宙飞船里被养大，它的繁殖周期就可能与地球上的候鸟有很大差异。我们通过很多真实的悲剧性案例也了解到，在完全隔绝于人类社会的环境中长大的幼儿无法习得人类语言。 34 而只要环境符合使某种基因得以进化的稳定特征，我们就可以预测生物体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会表现出哪些（与该基因相关的）典型能力与偏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那些陈旧的幽灵扔到阁楼上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心智如何从环境中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此处我描述了一些典型的人类行为，比如学习母语，使性偏好符合社会环境，通过注视推断他人心理状态，以及适应社会规则，等等，它们都是人类进化塑造的结果。随着我们继续探讨更多的典型人类行为，尤其是那些有助于构建人类社会的行为，我们将看到，在任何一个领域试图提及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区别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孤立、不变、不与其他因素发生交互影响的“先天”与“后天”。 35 而把人类“文化”视作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更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