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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家
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
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教授，主要研究压力对人的影响。
萨波斯基既是神经科学家，也是灵长类动物学家。他从小就花很长时间阅读，并想象与大猩猩一起生活的情景，毕业后前往肯尼亚研究大猩猩的社会行为。他的经典代表作《行为》（ Behave ）被称为目前对人类行为前所未有的完整分析，他用一本书回答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行为从何而来？
科学的发展不是为了终结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究，而是不断地重塑并振兴它。
——罗伯特·萨波斯基
我如何成了一名科学家？这必须从美国情景喜剧《吉利根岛》（ Gilligan’s Island ）说起。我在布鲁克林长大。8岁时，我成了《吉利根岛》的忠实观众。其中一季讲述7人在一个下午乘坐小船从夏威夷出发，半路遭遇暴风雨，被迫停留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这一住就是许多年。在岛上，这7人组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团队，成员形形色色，包括一名船长、一名大副、一对上流社会的富裕夫妻、一个著名女演员、一个农场女孩和一个人称“教授”的无名氏。“教授”虽然受困于荒岛，但仍在树干中坚持写书。你能想到的难题他都能回答出来。他总是能临时组装出某种科学设备搭救团队成员。“教授”无所不能，他却无力让团队逃离荒岛。
这些情节引人入胜，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教授”与玛丽·安妮（Mary Anne）可能存在的情愫。安妮就是那个农场女孩，她穿着法兰绒衣服，扎着马尾辫。我是从主题曲里推断出他们可能存在感情的。歌词是这样的：“有一座吉利根岛，岛上有一名船长，还有一位百万富翁和他的夫人，一个电影明星，‘教授’与玛丽·安妮。”因为他们的名字挨着出现，我猜测他们之间一定有点感情。我当时还未进入青春期，对感情懵懵懂懂，认为有“感情”就是两人经常牵牵手。因此，我自然而然地希望长大之后成为一名教授，在偏远的地方开展实地研究。
童年的经历应该能够解释一切，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依然有两大悬而未决的问题：
· 为何我最终的研究领域是灵长类动物及人类的大脑？
· 我为研究工作所倾注的大量情感究竟从何而来？
我身兼双重身份，既是研究人脑的神经生物学家，又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每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属于前者。我把这些时间花在斯坦福的实验室里，研究压力与神经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我们试图了解压力激素如何损坏神经系统，即皮质醇如何导致神经元系统损伤及如何令存活的神经元细胞减少，从而制定基因治疗策略以保护神经元不受外界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并非一帆风顺。而在每年剩下的时间，我会前往东非塞伦盖蒂草原研究一群野生狒狒。25年了，年年如此。东非的研究工作是实验室工作的补充：压力害人不浅，但为什么有些人抗压能力更胜一筹？和狒狒待在一起时，我会研究影响野生狒狒的社会等级、个性及社会关系对抗压能力的影响。
我想先谈谈我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身份。8岁左右，我就渴望研究野外的猩猩。这个想法并非起初就有，也并非受到认知的影响，纯粹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迷恋恐龙了。最初我渴望研究恐龙。我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史学家，曾经做过一点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我又迷上了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在那之后，我又对研究人类始祖的头骨化石感兴趣。后来，布朗克斯动物园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了我的乐园，与那里展出的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始祖的骨骼及古迹碎片则黯然失色。
显而易见，看着活生生的灵长类动物上蹿下跳，比对着头骨碎片想象人类始祖有趣得多。更重要的是，我和它们之间有某种心灵感应，我现在仍能感受到，但无法解释。我是一个独来独往、天性孤僻的小孩，可能因为这种性格，我尤其容易沉迷于某些事物。但是我与它们之间出现的感应之强烈至今让我困惑不已。灵长类动物不仅看似有趣，而且能用某种原始的方式给予我慰藉。我倒不是想离家出走和山地猩猩住在一起，而是渴望成为它们中的一员。灵长类动物让我心驰神往，哪怕现在每次看见它们，我依然有这种渴望。
我心醉神迷，把灵长类动物的图片贴得到处都是，废寝忘食地在《时代生活》 [1] 上读着相关话题的文章，浅尝辄止地阅读了相关学术文献。高中时我开始学习斯瓦希里语，为前去非洲从事实地调研工作做准备。我还以粉丝的身份给几位灵长类动物学家写了信，他们有些现在已经是荣誉退休教授了，但他们依然记得我在信中的笔触稚嫩但感情浓烈。
当时我并没有专攻某一研究领域的想法。那时的我有如下打算：去野外和偷猎者激烈斗争，保护濒危灵长类动物；在研究室研究灵长类动物，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促进世界和平；证明非人灵长类动物已悄然演化出语言能力和宗教信仰；证实传说中的雪人
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切都是《吉利根岛》出现过的场景。到了大学，我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物人类学。同一时期，哈佛大学生物学系的著名学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出版的《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
）引起了轩然大波，是学术界数十年来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哈佛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和威尔逊是同一阵营的。社会生物学的学术论文清一色地认为动物行为（包括人类的行为），甚至利他行为的产生都是动物演化的产物，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威尔逊的研究领域有些问题让我感到困惑，可能是他引发的争议让我感到颇为不适。社会生物学本身带着一丝右翼色彩，偏理想化，少了一些实质内容。左翼学者则大加批判，他们列出了威尔逊的数条“罪名”，其中一条是他为白人男性的父权制进行了辩护，将其解释为自然发展的必然，是生物演化赋予他们的权力。对于左翼人士的愤怒，我感同身受，我个人的行事作风也更接近左翼学者。哈佛社会生物学权威学者大多来自美国南部，他们白天一边抽烟喝酒，一边从事科学研究，晚上通宵打牌，这样的行事作风让我目瞪口呆。
从纯粹社会生物学角度看待事物让我不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措辞似乎太过尖锐，只容一家之言，至少当时确是如此。当时学术界围绕着社会生物学、行为主义、遗传学和智商展开的争论堪称百家争鸣、群雄激辩。除威尔逊外，还有理查德·陆文顿（Richard Lewontin）、B. F.斯金纳（B. F. Skinner）、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斯蒂芬·古尔德等。人人各执己见、针锋相对，好一派热闹的景象。空气中四处弥漫的“火药味”，驱使人们各自为营、剑拔弩张。那一刻，人人成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笔下的刺猬。
“自然选择可以解释动物的一切行为。”
“谁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选择演化的结果，谁就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意图。”
“后天环境对人类成长的影响是无比重要的。”
“智商主要靠遗传。”
诸如此类。
我在导师梅尔·康诺（Mel Konner）那里找到了一丝慰藉。导师对我的影响可能超越了任何人。康诺当时还是一名助教，他对激辩各方表现出的狭隘和片面深恶痛绝。他认为，我们应该不矜不伐，进行多元化思考。演化过程和生态环境确实影响着人的成长，但是，我们也需要从神经分泌学、发展心理学、发展哲学的角度加以思考，再结合大量文献，才能让我们的研究更加完善。任何教条主义言论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唇枪舌剑，因此，他谨小慎微，不愿多说一言，那些忙着争辩的重量级人物并未留意到他。
他提倡的多元化思考与我一拍即合，我无比赞同他的提议。从那时起，我就选择采用协同方式进行科研，尝试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进行实地研究时，我要研究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和内分泌生理学，有时我还不得不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进行科学实验时，我要交叉研究神经内分泌学、神经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同时还要进行大量临床科学实验。
进展顺利时，各个学科相互指引，硕果累累。进展不顺时，我就如同一个菜鸟滑行于薄冰上，跌跌撞撞。同时，对自己的科学家身份，我的认识也更加复杂：我是一名穿着登山靴在野外考察的生物学家，还是一名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我是在保护动物，还是在残害它们？我更喜欢基础科学还是治疗人类疾病的应用科学？我喜欢和狒狒待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可以为我提供可靠的数据，还是因为我喜爱它们？
以上问题，我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现在谈谈影响我的研究领域的感情因素吧。我的感情和科学研究密不可分。科学研究让我如痴如醉，不管是别人的重大发现，还是我自己的探索过程，抑或是我尚未解答的难题都让我乐在其中。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取得重大科学突破，造福人类。 我认为，若要与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正面交锋，与粗鲁的右翼人士正面对决，与宗教偏执人士正面抗衡，那么科学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有力武器。
我时常想起科学的这一重大作用，文章里也写过，上课时也说过，都说腻了。我从青少年时期就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但我在正统的犹太家庭中长大，犹太教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饮食规定：肉类和奶制品必须分开存放，器皿一旦沾上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就必须埋在花坛的土壤里。童年的我循规蹈矩，不知为何，当时我觉得遵守繁文缛节与热爱灵长类动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动物的演化和个人宗教信仰井水不犯河水。你可以既是一只山地大猩猩，又是一名犹太男孩。宗教信仰对我来说不过是顺从和仪式。
13岁时，我的内心出现了矛盾。在逾越节
上，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出埃及记》的故事让我内心矛盾不已、备感煎熬。我一反常态地想：为什么马群一定要被淹死？初生子犯了什么错要被处死？我的内心在自由意愿与神的意志的问题上来回挣扎。摩西对法老说：“何不赐吾民自由？”法老拒绝。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瘟疫。法老道：“罢了，汝等离去吧。”
“后来，耶和华神让法老变得铁石心肠。”
法老被迫言而无信，再次遭到惩罚。如果耶和华神可以随意更改法老的意愿，那神的职责何在？神为何要降怒于法老和埃及的牛群？我百思不得其解。《塔木德》
的评论称灾难的降临是人类咎由自取。这么骇人听闻的话，想想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听了是什么感受。
直到有一日，我听到了一条古训，才让我从此真正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当时，拉比
向我们布道，告诉我们身体有缺陷的人无法成为牧师。
我问道：“什么是有缺陷？”当时的我患有骨质疾病，腿上还套着支架。因此，附近的熊孩子经常抓住我就是一顿暴打。
拉比回答：“你还不明白吗？如果身体有缺陷的人主持寺庙的仪式，对于神来说是一种亵渎啊。”
这对我如同五雷轰顶。谁是侏儒、谁是瘸子是上帝决定的。上帝怎么会被自己故意创造的东西亵渎呢？上帝又怎能因为自己所为去惩罚跛足之人？这是什么道理？我一头雾水、焦躁不安。到了傍晚，我由焦躁不安变成了怒不可遏，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最后，在怒火中，我选择躲进爱丽丝掉进的兔子洞里，在光怪陆离、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找出符合逻辑的解决之道。我继续诵读祈祷，颂赞那位刚刚被我腹诽过的神。但我无法一直生活在内心的矛盾挣扎中。两天后，我在午夜梦回之际，突然清醒地意识到：神真的存在吗？胡说八道！
自那以后，我不再有宗教信仰，事实上，我无法再去信奉任何神明了。我开始用机械论解释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爱情、养育子女，还是人类存在的原因。在我看来，大千世界的生物体系错综复杂，芸芸众生之外，根本没有什么自上而下的意志，没有目的，没有起因，钟表匠理论
纯属无稽之谈。我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全无感情色彩的，和13岁的我一样，现在的我依然感情丰富，科学研究和感情丰富并不矛盾。我也并不认为，我从事科学是为了寻找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只是科学最终彻底粉碎了我的宗教信仰。
[1] 《时代生活》（ Time-Life ）是美国发行的老牌周刊杂志，在美国家喻户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