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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的匮乏与物质的短缺。
伊格尔顿之辩：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役、种族灭绝、暴力和剥削的历史。资本主义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出来的……
马克思本人是反对死板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专制国家权力的。
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财产、社会阶级和剥削，让经济权力置于实际生产者的手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更加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很有道理，但每当付诸实践之时，结果却往往是恐怖、暴政和难以置信的大规模屠杀。对于那些衣食无忧、将自由和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学者说来，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饥荒、艰辛、折磨、强制劳动、经济破败和国家暴政。那些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的人不是头脑愚钝、自欺欺人，就是道德堕落。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的匮乏；同时由于市场被废除，社会主义又必然意味着物质的短缺。
在西方，有很多人狂热地追求血腥的体制，例如基督徒。众所周知，那些体面而富有同情心的人都是浸透着鲜血的整个文明的支持者。此外，还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役、种族灭绝、暴力和剥削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也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出来的，只不过它存续的时间较长，人们已经基本忘记了它在过去造成的恐怖罢了，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主义则截然不同。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患上这种健忘症，部分原因乃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尚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麦克·戴维斯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中记述了19世纪末期，数千万印度人、非洲人、巴西人、朝鲜人、俄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被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饥荒、干旱和疾病夺走了生命。而在这些灾难中，许多都是自由市场的教条一手造成的，因为（例如）飙升的粮食价格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忍饥挨饿。这些可怕的灾难并非都来自于维多利亚时期。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每日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人口数量几乎增长了一亿。 [1] 今天，三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救济线以下，而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内心还愤愤不平。
当然，资本主义在带给我们这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后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未曾料到的珍贵的东西。如果没有马克思衷心赞赏的中产阶级，我们就不会得到自由、民主、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等一大批宝贵遗产，同样在历史上也不会出现贫民窟、血汗工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梅尔·吉布森。
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自己的成就。中国和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建立了现代工业化国家。而这种代价之所以会如此巨大，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对态度。也正是西方的敌意迫使苏联加入了军备竞赛，从而使其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并最终迫使其走向崩溃。
尽管如此，苏联在不断把卫星送入太空的同时，还为欧洲一半的市民提供了廉价住房、燃料、交通以及文化、充分就业和令人钦佩的社会服务。与此同时，苏联还为自己和东欧国家提供了远远高于这些国家之前的平等程度和（最终）物质生活水平。共产主义的东德自称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儿童保育系统。苏联在对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推翻世界殖民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还成功地在其国民中培育出了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而这一点西方国家似乎只有在杀害其他国家的土著居民时才会体现出来。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代替自由、民主或商店里的蔬菜，但是它们同样也不可忽视。当自由和民主匆匆赶来拯救苏联和这些东欧国家时，它们开出的药方就是经济“休克疗法”，美其名曰“私有化”，其实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的一种形式，它造成上千万人失去生计，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公费幼儿园关闭，女权丧失以及曾经在这些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几近崩溃。
即便如此，共产主义的成就还是无法掩盖它造成的损失。苏联成立之初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生存环境，因此其政府采取某种程度的独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实行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主义。总的说来，斯大林主义已经是失败的血腥实验，它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让世界其他许多本该从社会主义中获益的地方嗤之以鼻。那么，资本主义的表现又如何呢？就在我写作此书之时，西方国家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并且仍在继续攀升，资本主义经济只能依靠从囊中羞涩的市民那里挪用的数万亿美元才得以避免经济崩溃的厄运。亲手将世界金融体系推向深渊边缘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正在争先恐后地接受整容手术，唯恐满腔怒火的百姓认出他们并把他们大卸八块。
的确，资本主义有时候也还管点用，这主要体现在它为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虽然斯大林等人付出了高昂的人力代价，但是他们也做到了。这已经不仅仅是大屠杀、饥荒、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对大多数人实施剥削的情况下才能创造财富。没错，长远来看这也许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早晚会毁掉我们这个星球。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 [2]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在穷国实施这样的工程，就好比在中世纪投资创建互联网一样，差了好几个时代。在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可行的，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当社会财富本就少得可怜的时候，你拿什么来重新分配给所有人。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因为剩余物质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人们对剩余物质的争夺反而会重新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一场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翻译得粗俗一些就叫“同样的臭狗屎”）死灰复燃，其结果无非是社会化的物质匮乏。如果你想或多或少通过白手起家积累资本，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利润动机，无论其方式多么残酷。贪婪的利己主义有可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虽然与此同时这也必然导致惊人的贫困。
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否则就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冷静的唯物主义主张，而不是虔诚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这样一个生产专业化且分工明确的世界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利用全球资源去实现消除物质匮乏的目标。仅仅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财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的怪异概念是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明创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大林对其他国家没有能够向苏联施以援手而作出的愤世嫉俗的自圆其说，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在某一地开始发生，但是却不可能在一国范围之内最终完成。以在一个极度孤立的国家中得出的结论来判断社会主义的优劣，就好像从一纸卡拉玛祖
精神病人的研究报告中得出有关整个人类的结论一样荒唐可笑。
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是一项艰辛而令人沮丧的任务。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恐怕都不会乖乖屈从于蕴含其中的困苦。因此，实施这项工程必须循序渐进，将其纳入民主管理框架之下并确保其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就需要一个集权国家的介入。布尔什维克时期的俄国实行的对劳动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努力奠定经济基础的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如大众民主和真正的自治）被毁。就好像你应邀去参加一个聚会，却发现你不但要亲自烤蛋糕、酿啤酒，还得打地基、铺地板，哪里还有时间享受欢乐。
理想的社会主义需要掌握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优秀政治素质的民众，还需要繁荣的公民组织、高度发展的技术、开明的自由传统以及民主习惯。如果你连自己屈指可数的几条高速公路都无钱维修，或者连保障人民抵御疾病的保险制度都没有，更或者除了屋后棚舍中的那头猪早已食不果腹，那么就根本不具备上述构建理想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尤其是那些遭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更不可能拥有我列举的这些条件，因为从来也没有哪个殖民国家在其统治下的殖民地里热心地培育公民自由或建立民主机构。
正如马克思坚称的那样，社会主义还要求缩短每天的工作时数——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的男人和女人提供自我实现的闲暇，部分原因是为了给政治和经济自治创造时间。如果你的人民穷困得连鞋子都穿不起，那么你就干不了社会主义；而要把鞋子分发到数百万人的手里，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如果你的国家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俄国那样，遭受到数个敌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建立一个集权政府就尤为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虽然远非独裁国家，但是也决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而且人们也不指望它会成为一个自由国家。
也就是说，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必须富裕到相当的程度，这种富裕是从字面以及象征意义两个层面而言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或者说，如果你自己还不够富有，那么你就得有一个既富有同情心又拥有物质资源的邻居出手相助。以当年的布尔什维克为例，这就意味着它的邻国（尤其是德国）国内也要发生革命。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推翻本国的资本主义统治者，把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保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使其免遭沉沦的厄运。这听上去有点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并非不可能。那时的欧洲到处燃烧着革命的火焰，在柏林、华沙、维也纳、慕尼黑和里加等地，工人和士兵代表委员会（或苏维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清楚地知道，一旦这些暴动被挫败，他们自己的革命也将变得岌岌可危。
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从贫困的地方开始，而是说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就会扭曲变形，最终成为斯大林主义那样的荒诞的畸形产物。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现自己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军队团团包围，而国内则面临着反革命势力、城市饥荒和血腥内战的威胁。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农村，大量对新生政权满怀敌意的农民即便在枪口的威胁之下也不愿交出他们辛苦攒下的余粮，支援饥饿中的城镇。由于俄国薄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物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公民组织缺失，工人阶级损失惨重、精疲力竭，农民暴动不断，官僚机构的臃肿程度堪比沙皇俄国时代，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最终，布尔什维克还是依靠着枪杆子将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和极度厌战的俄国人民赶进了现代性的大门。许多政治上最为坚定的工人在西方支持的内战中牺牲了，这严重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基础。没过多久，布尔什维克党就篡夺了工人苏维埃的权力、取缔了独立的言论和司法体系；它还开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操纵选举和实行军事化劳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残酷政策，都是在内战爆发、饥荒蔓延和外部侵略威胁的背景下出台的。俄国的经济土崩瓦解，社会建构支离破碎。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反而被证明最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真是整个20世纪颇具悲剧色彩的讽刺。
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
用他无与伦比的雄辩才能描述了这一史实。当时俄国的局势“意味着人类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展开，既不能利用集约国际分工的优势，也无法借助于古老而复杂的文化传统的有利影响，只能在物质和文化的极度贫乏、原始和粗陋状态之中挣扎前行，从而践踏或者扭曲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努力”。
[3]
这也使得那些格外厚颜无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宣称，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专制主义教条。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明天接管了伦敦周围诸郡，不出一个星期就会在多金
建起劳动营。
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本人是反对死板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专制国家权力的。他主张政治代表要对选民负责，还严厉斥责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集权政治。他坚持推行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对英国强行将农民变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做法（以他自己在英格兰而不是在俄国的亲身感受为例）感到震惊，并坚持认为乡村的公有制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强制推行。既然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无法在贫穷的环境中取得成功，那么他应该完全懂得俄国革命为何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斯大林主义不仅没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如果你想为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根据，那你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答案。单纯地从道德上对其进行批判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它产生的物质条件、运行的机制以及何以走向失败。对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流观点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中，有许多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或者这样那样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他们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对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他们从来都不满足于恳求得到更多的民主和公民权利，而是呼吁推翻整个压迫制度，并自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如此，他们几乎从斯大林掌权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发出这样的呼吁。与此同时，他们也警告说，如果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垮台，就必然落入掠夺成性、饥渴难耐且一直伺机而动的资本主义手中。列夫·托洛茨基准确地预见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将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历史已经在二十年前证明了他是对的。
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情景：一个有些狂热的资本主义组织，试图在毫不现实的短暂时间内将一群前现代部落人改造成为无情而又贪婪，掌握各种先进技术，满口公共关系和自由市场经济陈词滥调的企业家。可想而知，这个实验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它难道就能成为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论据吗？当然不能。这就好比因为女童子军不能解决某些量子物理学上的难题而必须予以取缔一样荒唐。马克思主义者不会相信，从托马斯·杰斐逊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建立起来的强大自由天堂，会因为中情局监狱里的虐待穆斯林事件而被废止，即便这样的秘密监狱已经成为当今自由社会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们却不愿意承认，审讯秀和大规模恐怖行为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些人持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即使你可以在富裕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没有市场你又如何运营复杂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你不必管。在他们看来，市场仍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生产资料将由全社会共有，但是自治的合作社将在市场中相互竞争。 [4] 通过这种方式，市场的优点得以保持，市场的缺陷得以摈除。在单个企业层面上，合作可以确保提高生产效率，事实也证明其效率几乎总是要高于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常常还高出许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竞争可以确保不出现传统的斯大林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的信息不畅、分配不均和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者，至少马克思相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过渡时期内市场会继续保持。他还认为市场既具有解放性也具有剥削性，能够把世间的男人和女人从他们过去对地主和雇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市场抹去了社会关系的神秘光环，将它阴暗的真面目展现在世人眼前。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是如此敏锐，以至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将《共产党宣言》开篇部分称为“你见过的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褒奖”。
[5]
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指出，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一些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就连他也是支持市场的，但市场只能存在于步入社会主义之前的过渡时期中，而且必须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他认为，市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对计划的充分性和合理性进行验证，因为“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核算是无法想象的”。
托洛茨基与苏联左翼反对派都强烈反对所谓“指令性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财产、社会阶级和剥削，让经济权力置于实际生产者的手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更加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依然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保留了太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将存在商品生产、不平等、失业和人们无法驾驭的市场力量。在持续资本积累的驱使之下，工人们难道就不会蜕变为集体资本家，从而只追求利润最大化、降低产品质量、忽略社会需求、迎合消费主义等不良风气？我们如何避免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短视行为，如何克服无视整体社会图景的不良习惯，如何规避因其作出的支离破碎的决策而带来的长期反社会影响？教育和国家监管可能有助于减少这些风险，但是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倾向于建立一个既非中央计划亦非市场控制的经济体制。 [6] 在这样一种模式中，资源的分配由生产者、消费者、环境保护人士和其他有关各方，在由工作场所、社区和消费者委员会构成的网络内共同协商决定。资源总体分配、增长率和投资率、能源、交通和生态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由地方、区域和国家级的代表大会分别决定。然后，这些重大决策——比如分配——将会下达到区域或地方一级，由它们渐次制定出更为详细的计划。在每一个决策层面，都需要结合其他可选计划和决策方案进行公开辩论。这样一来，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都由社会需求而不是由私人利润来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无权决定到底应该建造更多的医院还是生产更多的早餐麦片。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会定期享受这样的自由。
这种人民大会的权力，是通过民主选举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进行传递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代表了商业或生产领域的各个部门，它们将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协商制定投资计划。价格将由生产单位在综合消费者、用户、相关利益集团等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而非中央政府决定。这种所谓“参与型经济”的一些支持者接受的是一种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与社区利益密切相关的商品（如食品、保健、医药、教育、交通、能源、生活必需品、金融机构、媒体等），都必须置于民主和公众的管控之下，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更大利益的诱惑下，容易做出反社会的不当行为。而那些非社会必需品（例如消费产品和奢侈品），价格仍将由市场决定。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体制过于复杂，根本无法实现。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在于耗费了人们太多的时间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到现代信息技术可能成为这个体系加速运转的润滑剂。就连宝洁集团的前副总裁都承认，现代信息技术使工人自治成为真正可能。
[7]
此外，帕特·迪瓦恩
提醒我们注意，目前资本主义的管理和组织同样耗时费力。
因此，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社会主义耗费的时间比资本主义更多。
参与型经济模式的一些倡导者认为，无论人们在才能、技能和职业上存在何种差异，只要他们做的是等量的工作，就应该获得同等的报酬。正如麦克·艾伯特所述：“医生们在设施豪华、舒适而富有成就感的环境中工作；装配线工人们则在可怕的嘈杂的环境中冒着致残甚至丧命的危险工作，他们不得不忍受工作中的枯燥和屈辱，不管工作时间有多长，又有多辛苦，他们挣得却总是比医生少得多。”
实际上，比起医生或者学者等获得相当丰厚报酬的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给那些从事枯燥、繁重、肮脏或者危险工作的人支付更多的报酬。或许我们应该把大多数这样的脏活累活交给前皇室成员们去做；我们和他们的优先顺序需要颠倒过来了。
既然我刚刚提到了媒体的公有制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范例来探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雷蒙德·威廉斯
在其名为《传播学》
[8]
的杰出小册子中为艺术和媒体勾勒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规划。一方面，艺术和媒体历来反对国家对其内容的监控，另一方面它们也希望挣脱利益驱动的藩篱。而在威廉斯设计的体制中，积极的媒体内容提供方将把表达和沟通工具控制在自己手中。实际的艺术和媒体“工厂”——包括广播电台、音乐厅、电视网、剧院、报社等——将被收归公有（公有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它们的管理人员将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任命，而这些机构的组成人员，既包括公众代表也包括媒体或艺术机构的代表。
这些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委员会，将负责公共资源的分配，并且负责将社会拥有的设施“租赁”给个体的艺术从业者或者独立、民主的自治公司，这些自治公司由演员、记者、音乐家等组成。然后，人们将在没有国家管控和畸形市场压力之下自由开展创作。除了其他诸多好处之外，我们更可以避免那些疯狂追逐权力和贪得无厌的政客们利用他们掌握的私人媒体资源给公众洗脑——也就是向公众灌输他们的利己主义观点和让公众拥护他们支持的制度。一小撮商业恶棍仅仅为了增加他们银行存款的余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粗俗的政治观点腐蚀公众的思想。当我们回顾历史，看到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时，我们就会幡然醒悟：社会主义已经不言自明地确立了自己的正确地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媒体都尽可能回避具有高难度、争议性或创造性的工作，因为这些都不利于获取利润。所以，他们只满足于散布陈词滥调、哗众取宠和鼓吹偏见。与之相反，社会主义的媒体将不会禁止任何东西——除了勋伯格
、拉辛
和被篡改了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流行剧、电视、报纸，应有尽有。“流行的”未必都是“低俗的”。纳尔逊·曼德拉就很“流行”，但是他却并不低俗。许多普通人都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报纸杂志，里面充斥着外行人无法理解的专业术语。只不过这些刊物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垂钓、农具或者狗的繁育，而不是美学或内分泌学。但是，当媒体想要以最小的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在市场中掠得最大份额的时候，“流行的”就变成了垃圾。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商业利润的驱使。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仍将继续就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节问题争论下去，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可供利用。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完美，你不妨对比一下资本主义经济：它目前的运行秩序依然无可挑剔，但同时对贫困、浪费和经济衰退也拒绝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不过，资本主义承认是它造成了惊人的高失业率，但世界上那个领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一缺陷的极富创意的办法。在今天的美国，超过一百万人被“安置”到了监狱里，否则他们都得找工作。
[1] 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伦敦，2002年），第5页。
[2]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从悲剧到闹剧》（ 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伦敦，2009年），第91页。
[3]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The Prophet Armed:Trotsky 1879-1921 ）（伦敦，2003年），第373页。
[4] 参见亚历克·渃夫（Alec Nove）：《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伦敦，1983年）；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反对资本主义》（ Against Capitalism ）（剑桥，1993年）以及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编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争》（ Market Socialism: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纽约和伦敦，1998年）。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所著的《市场、国家和社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牛津，1989年）为市场社会主义作出了更富有哲学性的辩护。
[5] 马尔文·希尔（Melvin Hill）编辑：《汉娜·阿伦特：公共世界的复兴》（ Hannah Arendt: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纽约，1979年），第334—335页。
[6] 参见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民主与经济计划》（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剑桥，1988年）；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反对市场》（ Against the Market ）（伦敦，1993年）；麦克·艾伯特（Michael Albert）：《参与型经济：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 Parecon:Life After Capitalism ）（伦敦，2003年）。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在他所著的《反资本主义宣言》（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剑桥，2003年）第三章中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总结。
[7]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市场社会主义神话》（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载《新左派评论》，第169期（1988年5月/6月），第109页注释。
[8] 雷蒙德·威廉斯：《传播学》（ Communications ）（哈默兹沃斯，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