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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
伊格尔顿之辩：
这个看似诱人的想法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史以来出现过的对资本主义最透彻、最严历、最全面的批判，也是唯一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批判。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淘汰了它的对手之后，才会自我淘汰。
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过去工厂林立而充满饥饿，骚乱四起，煤矿工人和烟囱清洁工等广大劳动阶级在苦难生活中挣扎。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马克思主义也许多少还有些道理。但是，在当今这个阶级差异日渐消融、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只有那些冥顽不化、内心恐惧或蒙蔽至深之人，才不肯接受世界已经彻底改变的事实，且不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
“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这样的话，可能会使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可以离开游行与纠察队伍，回归伤心的家人的温暖怀抱，在家里享受一个平静的夜晚，而不用去参加又一个冗长的委员会会议。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愿望恰恰是不再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做一个佛教徒或者百万富翁截然不同，做马克思主义者更像做一名医生。医生都是一些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他们通过治病救人让人们不再需要他们，从而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工作。同样，政治激进分子的任务就是努力让自己早点退出历史舞台，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们就可以安心地谢幕，烧掉格瓦拉海报，拿起久违的大提琴，聊聊比亚细亚生产方式
更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大约二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仍然存在的话，那样的前景将让人感到遗憾。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临时产物，所以那些完全将自我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恰恰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要领。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生活仍将继续，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所在。
不过，这个看似诱人的想法却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史以来出现过的对资本主义最透彻、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也是唯一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批判。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淘汰了它的对手之后，才会自我淘汰。然而，最新的情况显示，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衰败。
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对此都没有异议。不过他们宣称，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几乎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正是他的观点不再适用的原因所在。在对这一观点进行仔细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本人对他所挑战的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特性是知之甚深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教给了我们资本的不同历史形态：商业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既然马克思主义早已洞悉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么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此外，马克思本人曾经预言到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数量的增加（稍后我们将谈到这一点），还预见到了所谓的全球化——这对一个“思想陈旧”的人而言是很奇怪的。不过，也许正是因为马克思观念的“陈旧”才使其时至今日依然适用。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过时之时，却丝毫不顾及当今资本主义正日渐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平等水平这一事实。
1976年，相当多的西方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确有道理；而到了1986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这样认为了。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无暇他顾？还是因为某项震撼世界的新研究成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抑或是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份失落已久的马克思手稿，发现马克思本人早就承认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笑？我们并没有失望地发现马克思其实是资本主义的打工仔。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清楚这一点。如果没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事纺织品制造的父亲在索尔福德（Salford）开设的艾尔曼-恩格斯纺织厂，长期穷困潦倒的马克思恐怕根本活不到对纺织厂老板们口诛笔伐的那一天。
在这十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 [1] 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后工业时代”文化——消费主义、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全能型和无阶层企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市场管制解除，工人阶级运动遭受猛烈的法律和政治攻击；传统的阶级忠诚被削弱，而区域、性别和民族认同日益凸显；政治越来越受到管控和操纵。
随着一部分跨国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把生产和投资扩展到世界各地，新的信息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量制造业被外包到“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让一些鼠目寸光的西方人误以为重工业已经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了。紧随这一全球流动趋势而来的，是大规模的跨国劳工迁移，而随着大量贫困劳动力涌入发达经济体，又造成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当那些“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劳工、公共设施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蛮横不公的贸易条款之时，来自发达国家的衣冠楚楚的执行官们却摘掉了领带、解开了衬衣领口，操劳起员工们的精神幸福来了。
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得轻松而愉快。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新的好斗姿态如同大多数侵略行径一样，来源于一种深深的忧虑。一旦这个制度变得疯狂，那必然是因为它面临着潜在的不景气。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战后经济繁荣的突然消退。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使利润率不断降低，使投资来源不断枯竭，使经济增长不断放缓。如今，即便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也已经变得过于激进而昂贵。这样的舞台正中了里根和撒切尔的下怀，他们推波助澜，破坏传统制造业、遏制劳工运动、任由市场肆虐，同时强化国家压迫手段，推行一种以厚颜无耻的贪婪为宗旨的社会哲学。投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金融业和通讯产业，正是对持久经济危机的应激反应，而不是什么除旧布新的伟大跨越。
即便如此，大多数激进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改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并非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棉纺厂越来越少了。他们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剪掉连鬓胡子、摘掉头巾的同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抗的是一个难以摧毁的政体。事实证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并不是新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美好幻景，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当然，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者竭力为自己的沮丧态度寻找借口，声称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改变，那么它也就没有必要改变。然而，信仰的丧失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工人阶级运动惨遭挫折且付出了血的代价，左翼政治团体又退缩不前，光明的未来看来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某些左翼人士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促使他们幡然悔悟。即便是现代最成功的激进思潮——革命民族主义——此时也已成强弩之末，于事无补。后现代主义文化连同其对于所谓“宏大叙事”的否定，以及胜利宣称“历史的终结”
，植根于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这样一种信念。或者，如一位热情洋溢的后现代主义者所说，未来不过是“现在加上更多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之所以遭到践踏，主要应归因于一种日益加剧的政治无能感。在变革中坚守信仰不易，当变革不期而至时则更加艰难，哪怕此时正是最需要你坚守信仰的时刻。毕竟，如果你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也永远不可能明白这不可为之事是多么的不可为。如果当年那些心灰意冷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把自己的信仰再坚持二十年，他们就能见证那个曾经充满活力且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如何在2008年勉强逃脱了关闭大街上的自动提款机的厄运。他们还将看到，巴拿马运河以南的整个南美大陆如何毅然决然地转向了政治左派。“历史的终结”现在已经走到了终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也应该对失败感到坦然了。他们还经历过比这更大的灾难。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那些令人陶醉的愿景和让人热血沸腾的希望，却将这次经济衰退酿成了一杯尤其苦涩的酒，让那个时代的幸存者们难以下咽。
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可信，并非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改弦易辙。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一如既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挫败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时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仅丝毫没有变得温驯和仁慈，反而比过去更加无情和极端。因此，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更加切中肯綮。在全球范围内，资本已经变得更加集中和更具侵略性，而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里，超级富豪们居住在守卫森严的社区里，而数以十亿计的贫民窟居民则蜷缩在散发着恶臭的茅屋里，终日生活在由瞭望塔和铁丝网形成的禁锢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就好像说因为纵火犯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狡猾和神通广大，所以灭火已经过时了一样不可理喻。
就像马克思曾经预言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不平等已经大大加剧。今天，墨西哥的一个亿万富翁的收入就相当于他最穷困的1700万同胞的收入总和。资本主义虽然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繁荣，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像天文数字一样惊人——这不仅仅体现在极端贫困的人在数量上已经高达数十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全球有27.4亿人平均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我们所面临的未来世界，极有可能发生拥核国家因争夺稀缺资源而大打出手的危险；而这种稀缺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种占据人类社会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不仅滋生出种族主义、四处传播文化愚民主义、把我们推向战争和赶入劳动营，并且具有了将我们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抹去的能力。只要有利可图，资本主义就能干出反社会的暴力勾当，而在当今时代这将意味着一场无法想象的大规模人类浩劫。曾经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传言，如今看来不过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传统的左派口号“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社会”，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伤心地一针见血，这决不是什么修辞手法。在这种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恰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所写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必将重现人间。”
[2]
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帝国主义战争、愈发沉重的剥削和越来越压抑的状态：如果说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的典型特征，那么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近两百年来一直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人们指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今天的世界带来一些启示。当年在马克思移居的国家英格兰，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城镇工人阶级，这一充满暴力与血腥的进程让马克思震惊不已。而今天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正如特里斯特拉姆·亨特
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戴维斯
的作品《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真实地描述了今日拉各斯（Lagos）或达卡（Dhaka）随处可见的“粪便堆积成山”的贫民聚居区——堪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现代版。
或许过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呢？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就已经耗尽了前进的动力。全盛时期曾大大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炫耀其现代性，它都充斥着幻想、拜物教、神话和偶像崇拜。资本主义的启蒙——它对自身优越合理性的自鸣得意——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即便资本主义能够取得某种惊人的进步，那也蕴含着另外一层意义：它不得不竭尽全力以便能够维持现状。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本身，因为资本的不断再生产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跨越的边界。所以，在历史上最具活力的这样一个政体中，却包含着一些静止不变和不断重复的令人好奇的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基本逻辑的恒定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适用的原因之一。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能够真正冲破自身的藩篱，开创出一个根本无法想象的全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它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它的现实特征完全不同的未来，所谓“更多的选择”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
资本主义创造了伟大的物质进步。虽然这种组织我们事务的方式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展示其全面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但是至今它离实现这一目标的距离与以往相比并没有缩短。我们还准备给资本主义多少时间来造福人类？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这种生产方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在适当的时候便会被所有人共享的神话？这个世界会以同样谦逊与宽容的“等等看”态度对待极左翼提出的类似论点吗？右翼分子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但他们同时又宣称那不过是有些艰难而已，如果选择其他的政体，情况要糟糕得多。这些人虽然貌似冷酷，但是他们至少比那些一味鼓吹事情总会好起来的人要来得诚实。如果说这世间恰好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么世间恰好也有富人和穷人，富人的优势也许恰好可以向穷人溢出。但是，如果说一些人贫穷另一些人就必然富有，那就好比宣称这个世界有警探就必然有罪犯一样。虽然事实如此，但是这种说法混淆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因为有了罪犯，才必须要有警探……
[1] 虽然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参见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反对后现代主义》（ Against Postmodernism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五章。
[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理论的意识形态》（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伦敦，2008年），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