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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900多年前，宋代苏轼，面对赤壁，万端感慨。21世纪的今天，被西方人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让人不禁发出“大浪淘沙始见金”的历史慨叹——人类漫长的思想史，思想家群星闪烁，马克思却只有一个！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思想先导。”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时期，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学说；文艺复兴时期，有但丁、薄伽丘、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一批思想大家；后又产生了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都曾光芒耀眼。20世纪以降，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也纷纷为缓和、修补社会制度弊端而开出药方。
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近170年来，尽管人类思想的天空星汉灿烂，但唯有马克思主义独具魅力，永葆青春。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此前长期掩藏于“现代化”“金融市场”“工业主义”等一系列华丽假面之下的资本逻辑，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嗜血成性，再次暴露于世人面前，重新唤醒了西方世界对于马克思
的思考与怀念。
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深刻且不流于诡辩地批驳了广泛流传的十个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细致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合理阐发马克思的理论本质，在学理明晰的过程中完成了西方世界对马克思诘问的理论回应。
伊格尔顿设十问，作十答，在一定程度上对百余年来在西方世界深陷曲解与误读的马克思做了一次正本清源，为马克思及其主义作了发人深省、掷地有声的辩护。
首先，伊格尔顿批驳“过时论”，论证马克思理论的有效性，捍卫了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战后的经济繁荣让西方世界做起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已解决”的黄粱美梦。而苏东剧变肇始之时，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即有断言：“马列主义已丧失了它的历史地位”，“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
；随后的苏联解体更是激起了福山等人“终结历史”的高涨热情，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体的最终形式”的妄断，宣判了马克思的“永久离场”。
伊格尔顿则以事实战胜雄辩，提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扩展、资本主义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当今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虽有结构变化，但数量有增无减，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致贫者愈贫、苦不堪言。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弊端就在于资本本身不可遏制地向外拓展，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的稳定性。21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最佳证言。
其次，伊格尔顿批驳“决定论”，论证马克思的理论的辩证性，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反马克思主义者肤浅且片面地认定，建立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就一定意味着以经济活动决定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即经济或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的自由意志无任何用处，即马克思主义是“只见物而不见人”的经济决定论。
伊格尔顿则认为，事实绝非如此。马克思在说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着手的，但他强调经济的主导作用并非唯一因素，在研究许多历史事实的深层经济矛盾的同时，还要调研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创见，正是在于将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相融合，创立全新的唯物史观。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力鼓吹“为生产而生产”、奉行金钱至上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即便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劳动”，也不仅指满足物质需求的物质劳动，更侧重的是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创造哲学。
再次，伊格尔顿批驳“暴政论”，论证马克思理论的政治归属，捍卫了马克思的人类自由解放理论的真理性。反马克思主义者以偏概全，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建立的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暴政，其失败的政治后果证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水火不容。伊格尔顿则重申了马克思眼中的革命并不以举国动荡的暴力来定义，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结束暴力与奴役。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而非西方世界少数人的假民主。反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则始终伴随着殖民掠夺、世界大战、种族奴役甚至灭绝，这才是真正的暴力掠夺史。
此外，作者还针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有害论、宿命论、乌托邦论、机械唯物论、阶级痴迷论、极权国家论、地位边缘论等反对、曲解甚至诬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一一批驳。《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中的“十辩”，显示了伊格尔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有的理论水平。
我们重读《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不能不为伊格尔顿的学术勇气和理论智慧鼓与呼。
纵观历史长河，在任何文明之中，历史都曾不可避免地有过一次、甚至于不止一次地终结。随着一种文明产生出某一普遍性的国家或社会，它的人民因沉浸于汤因比口中的“不朽的幻想”而甘于盲目，笃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是如此。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粉碎了资本主义文明独霸世界的魔咒，从思想上探寻并揭示摆脱社会现实痼疾的途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中表现出各异的形态。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具体化所做出的突出的理论贡献，令人钦佩不已。向世界上一些唱响的社会主义“政治无力感”、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等各种打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亮剑”，在世界秩序变化的新语境中，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这是今天最值得我们称道的。
不无遗憾的是，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有值得再商榷的空间。他对马克思的分析、评价、论证的时间向度基本上指向过去和现代，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命运和趋势少有深刻分析和预判；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切题性”，但对马克思在世界历史波谲云诡中如何展现世界观和方法论魅力则缺少必要的笔墨；他关注了西方世界的“变”与“不变”，但其视野基本上没有朝向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绩单及其对世界历史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所要解决的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层出不穷的共同问题，它坚信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在此意义上，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任何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天敌。在资本主义百弊丛生、西方乱象层层凸显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深层悖论的预言已充分印证，让人类明辨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历史契机已然显现。马克思以其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其着眼点始终是人类的未来发展。因此，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点，也应是以未来发展为指引，实现其科学理论与当代世界的对话，与现今人类的对话，以深刻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解决当代社会问题，而不是笼统、宽泛地仅以史实辨析。我们更应该独有创见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自觉，从既有理论研究转向未来指向性研究。尤其不应漠视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具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赋予了马克思以新朝气与活力。
伊格尔顿之为马克思“十辩”，实际上反映了在马克思的终极关怀“尘埃落定”之前，人类社会对马克思攻击与捍卫、贬伐与褒扬的不同立场、观点、方法、态度，这是一场关于遮蔽或是彰显马克思真理之光的伟大博弈，虽然尚无尽头，但启示深刻。
2016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拙著——《马克思不过时》，我在该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永恒真理，但我们仍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马克思出身于资产阶级，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普通劳动者；马克思曾经自认为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上的伟大变革，但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但没有结束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
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马克思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日本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动摇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
法国历史学家吕·费弗尔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
回顾历史，验之事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对的，也绝没有过时。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引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同行，甚至可以说，其每一次传播都对中国的思想解放发挥了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积极地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成果，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是我们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神圣的历史使命和应有的时代担当。
早在几年前这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文版刚刚出版之际，我就曾读过此书，并在拙著《马克思不过时》一书中用专章予以评介；今天，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能再版。与上一版本比较起来，这个版本纠正了一些提法上的错误，纠正了若干错译、漏译的情况，行文也更加通顺、流畅，这是一件好事情。
希望本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代、大众化。
田鹏颖
2017年6月17日于东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