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仁之和我相识在七十五年前的燕园。我于1931年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学。在位于适楼（现名俄文楼）一层西南角的那间课室里，我们听洪业（煨莲）教授讲授“史学方法”。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从1932年作为新生踏进燕京大学校门起，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一步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影响着仁之的学业探索。1932年顾颉刚教授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探讨历代疆域和政区的演变，后又发起成立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学会”，设在位于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3号寓所。仁之在这里参加过学会的活动，聆听过顾先生的教诲。学会的同名刊物《禹贡》半月刊也于1934年3月出版，成为交流学习心得和信息的学术园地。仁之学生时期在《禹贡》上先后发表过十余篇文章。

1935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写了《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一文。由此，他开始关注历史上水利的兴修并阅读水利史的典籍。他的学士论文便是关于清代黄河的治理，题目选为《靳辅治河始末》。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辅佐靳辅治河的陈潢起了重要作用，却被诬陷入狱、迫害致死。洪业教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要仁之以“陈潢治河”为题，结合现实，著文宣扬为民除害、以身殉职的陈潢，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

仁之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这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留校后，仁之担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都要带学生到事先选定的古遗迹或古建筑物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仁之根据参考资料，写出简要的介绍文章，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考察的参考。我每次参加，受益良多。这项工作使仁之进一步认识到野外实地考察的重要。他后来多次徒步跋涉，跑遍了北京大半个郊野，尝试将文献的考证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顾颉刚教授为躲避日寇追捕，被迫离校出走。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爱才惜才的洪业教授注意到仁之的学术思想开始向研究历史时期地理学的方向发展，便着手为他安排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计划，后因欧战阻隔，未能按时成行。

1939年8月，我们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婚事不张扬，仪式从简，只备便宴。司徒雷登校长是证婚人，我们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及他们的夫人在座。从此，仁之和我相随相伴，从二十岁时的同窗，到现在九十多岁的老伴，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

仁之在洪业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于1940年7月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任教。引导仁之走上治学之路的洪业教授、顾颉刚教授、邓之诚教授教学有方，传业授徒，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之间，给学生以熏陶。仁之亲炙教益，承继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为日后学业和持身律己立下了根基。我师“育我之亲，爱我之切”，仁之一生对此感念不忘。

华北沦陷后，为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同时秘密协助爱国学生离校前往解放区和大后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司徒雷登校长任命仁之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以协助委员会主席、美籍教授夏仁德（R. C. Sailer）。辅导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立即被封。师生二十余人，包括司徒雷登校长、陆志韦教授、洪业教授等先后遭到逮捕。刚刚度过三十岁生日的仁之，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戴拷押至北平入狱。十一名燕京大学教员在狱中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仁之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1942年6月，仁之被日寇军事法庭审讯，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无迁居旅行自由。仁之只得随我寓居天津我父母家。为避免日伪不断上门纠缠，仁之先后在达仁商学院和天津工商学院任教，继续写作因被捕入狱而中断的专题论文《北平金水河考》，并对天津聚落的起源做进一步的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作为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五名成员之一，仁之立即回校接管燕园，清查校产，筹划复校。五十六天后燕京大学复学。仁之奔波在京津之间，同时在燕大和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已无暇写作。

1946年8月，按照七年前洪业教授为他制订的计划，仁之负笈远行，乘船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就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当年书信往来走海运，总要两三周的时间，真是家书抵万金。仁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年的紧张生活：“我现在每周换三个人：第一个‘我’是大学一年级的fresher，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学校读书上课，做制图实习；第二个‘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与晚间，在宿舍做个人的研究工作；第三个‘我’是《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星期六读一周报纸杂志和做参考笔记，星期日用整天写通讯。”仁之以充沛的精力，在三重身份中转换。随课业的深入，达比教授的学术理论及其对当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实践，使仁之愈受启迪，并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1947年7月5日，仁之接我信后感触甚深，前往书店购得《普通制图学》（ General Cartography ）一册，题签以志纪念：“今晨得瑛来信对于治学为人多所勖勉。有‘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有学有识的人才，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愿我临学成归来继续努力，有如大学者之终身孜孜不息，当以国际最高学术标准为标准，勿为目前局促狭窄眼光所范限’等语。”（按：侯仁之称张玮瑛为“瑛”，张则称侯为“临”，因其小名为“光临”）仁之愈发努力，倾注三年心血，对数年来积累的有如“砖头瓦片”般的资料和思考重新加以审视、提升，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构建写作了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1949年夏，仁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原本保存在利物浦大学图书馆，仁之随身携带副本回国。虽然历经半个世纪沧桑和“文革”抄家的劫难，文本居然保留至今而大体完好。

仁之获得博士学位后，赶在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三天，回到了祖国，并立即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祖国的文教事业中。1950年7月，他发表了回国后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当时仁之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地理学，又应梁思成教授之邀在清华大学讲授“市镇地理基础”课程，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由梁思成教授推荐，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仁之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这使仁之得以立即展开首都都市计划中西北郊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发展过程的实地考察，提交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文。此时，仁之产生了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设想，并得到梁思成的鼓励和支持。1951年5月，梁思成教授亲自给中国科学院写信，申请为仁之配置一名专职绘图员，以协助他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仁之任教于北京大学，又担任了繁重的行政工作。1951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平日我住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近代史所的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家。那时，仁之虽然年富力强，但长期负荷繁重，使他患了三叉神经痛，痛得不能入睡，不得休息。不过，只要有些缓解，他就又忙起来。白天的课程、会议、社会活动总是排得满满的，只能挤晚上的时间写作。当时，我们住的燕南园没有接通学校的暖气管道，各家各户靠自己烧煤取暖。在楼上靠近楼梯口的地方，我们支起一个很高的洋铁皮炉子，烧煤块加煤球，火力很大，楼上各房间的供暖都靠它。仁之很会“伺候”这炉子，自己添煤、捅火、铲灰，控制火候。晚上，先把孩子们住的房间门打开，让暖气进去。等孩子们睡了之后，再把各房门关上，让热气集中在楼道里。夜深人静，仁之坐在楼道角落的一张小枣木桌前，摊开纸笔，文思流畅，时常到午夜或凌晨才搁笔。

围绕着古代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选择、历代水源的开辟、城址的变迁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与规划设计等方面，仁之热情饱满地写了大量文章。50年代初崭新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水的需求急剧增长，仁之深感水源的开发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撰写了《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昆明湖的拓展，十三陵水库及官厅水库的建设使仁之兴奋不已，不但屡到现场，还写了多篇短文欢呼水源的开辟，讴歌战斗在水库工地上的英雄们。

由于西北沙漠地带的扩大和蔓延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58年10月，国务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西北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仁之代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出席，会后组织多学科力量投入沙漠考察。从1960年到1964年，除教学和行政工作外，他年年暑假都带领学生和年轻同事进沙漠。1960年夏赴宁夏河东沙区，1961年夏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1962年夏赴内蒙古及陕西榆林地区毛乌素沙漠。1962年底，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领导的治沙科学研究小组，考虑用十年时间（1963—1972）完成从内蒙古西部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设想。仁之根据这个计划，1963年夏再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1964年夏又赴陕西榆林地区及毛乌素沙漠。那几年正处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粮食、油、糖定量，进西北荒漠条件更是艰苦。仁之凭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斗志不减。一次，乘坐的吉普车出事故翻进沟里，插在胸前口袋里的两支钢笔都折断了，他万幸没有受伤。白天冒酷暑出没沙丘，晚上和当地的老乡交谈。在旅途中随手写下的《沙行小记》及《沙行续记》是那一段经历的生动记录，充满了乐观与豪情。平日烟酒不沾的仁之，为了表示对当地习俗和地方领导的尊重，在主桌席上敬酒回酒，直到主人和宾客一个个醉倒被搀扶而去，他还能应付自如——这还是最近我从当年随他进沙漠的学生那里听到的。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仁之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斗、抄家、关押，遭受到人身迫害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我也受到牵连。1969年仁之从“牛棚”出来，又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劳动两年，我随社会科学院去了河南“干校”，孩子们在北京。那三四年的时间里，全靠写信寄包裹传达互相的惦念，每封信都是在三地之间转一圈传阅。仁之很惦记我下到“干校”后出现的心绞痛毛病。直到1973年我从河南息县回来，我们才得以团聚。那时的我们，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

从江西回来后，仁之继续受监管在校内劳动，不过多少可以有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了，他迫不及待地拾起中断的研究。“文革”后期，“四人帮”的政治蓄谋加紧实施，四处发展势力网罗人才，学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1974年初，仁之还在劳动着，突然接到通知，紧急集合上火车，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下车后才知道是到了江青树立的典型——天津小靳庄。几天后返校又被召去开“座谈会”。仁之警觉到情况不好，想走。我们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历次来北大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每每议论总以“三点水”代其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不愿从命，然而又脱身不易。仁之进城去看我们信赖和尊敬的燕京大学学长翁独健。独健先生已从旁知道仁之被点名去了小靳庄，对他说了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好这时有报道，邯郸在战备“深挖洞”时发现地下城墙夯土和战国时期文物，北大地理系的师生要前往“开门办学”。仁之借此机会立刻出走，及时避开了“四人帮”的纠缠。那两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河北和山东。虽然还戴着“有问题”的帽子，但是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于是他便全力以赴，先后对邯郸、承德、淄博三座城市做了实地考察。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仁之在承德。赶回北京后，看到由于余震，人们都在户外露宿，仁之便在院子里一棵大槐树下支了个棚子，架起一条水泥板当桌子，即伏案工作起来。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和科研系统同样是百废待兴。1972年，仁之从江西鲤鱼洲回校后半年，写了一份意见书，正式提出希望能有机会继续进行西北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因为如果按照1962年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治沙小组当初的设想，1972年本应是完成西北沙漠十年考察的时候。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意见书根本无人理会。直到六年后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仁之才得以重整行装，奔赴十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的大西北沙区。当6月4日火车奔驶在包兰线上，仁之在随笔《塞上行》中兴奋地写道：“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浩荡的东风把我送上再次前往大西北沙区的征途。”这次他参加科学院沙漠综合考察队，对从内蒙古西部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古阳关一带沙区的成因和治理做了综合考察。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使仁之更加坚定：“历史地理工作者必须勇敢地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在当前生产任务的要求下，努力开展野外的考察研究工作。”

从大西北沙区回到学校，仁之迎来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立刻带领他们去安徽芜湖进行历史地理与城市规划的专题研究。在1978年北京大学庆祝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仁之提交了论文《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为结合生产实际，力求解决现实问题，建议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选择北京地区作为基地，从历史时期北京附近河湖水系的变化入手，探讨区域环境演变，同时继续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考察。

北京是仁之心中的“圣城”。仁之说，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他写了多篇学术专题论文和科普读物介绍古都北京，阐述北京作为帝王之都的规划设计有其鲜明的帝王至上的主题思想，在进行旧城的改造和城市规划建设中，应以新的主题思想“人民至上”取代，既要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体现人民首都的新面貌、新格局。

1980年起，仁之利用出国开会、讲学、做学术研究、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向国外宣传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期间，仁之从美国同行中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于1976年正式成立，而我国还没有参加这个公约。回国后，仁之立即为此事多方奔走。1985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仁之起草，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委员的同意，联合签名向大会提交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起草后，仁之随即在《文物》上发表《万里长城》一文，表示：“殷切希望我政府能早日批准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送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后获得批准，中国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从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1993年，北京铁路西客站工程破土动工。最初有选址在莲花池的意见，后来主楼东移，使莲花池得以完整保留。仁之一直惦记着莲花池。在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后，就要亲自去看。我陪他去，那时还没有安装电梯，扶着他爬楼梯一直到顶，看到的是个干涸的莲花池底，而且已经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莲花池的命运使他非常担忧，他立刻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建议进一步开发莲花池的水源。在北京城里，另一处令他萦绕于怀的地方是什刹海。没有当初的什刹海，就没有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及沿中轴线的整个城市布局。仁之说，什刹海及其周围一带，是老北京最具有人民性的地方；作为新时代文化生活活动中心，什刹海的开发应该提到全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他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1993年，仁之再次讲授全校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作为一生教学的“结业式”。随后，便在暑假带领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考察。不料大雨冲垮了路基，火车只到京郊怀柔就返回了。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结束了，那一年，他八十二岁。

算起来，从1936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仁之工作生涯中的第一个三十年。“文革”开始，全部工作戛然而止，他抱憾不已。而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仁之又获得了生命中的第二个三十年，他对此无比珍惜。他本是勤奋之人，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刊物《鲁铎》上，那是1929年他中学时代的习作。自此，除了特殊境况，他几乎每年都有文章发表。然而一生写作的高峰期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仁之更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他的习惯是，清早三四点起床之前，把想到的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卡片”其实就是剪开的厚信封或是药品包装盒，只要背面是浅色的即可。他的枕头下总有这些笔头和纸片，“一日之计在于晨”正是借助了这些“卡片”。到中午时分，他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八小时了。”在复印和扫描技术未出现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后，总要缮写誊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这很费时间。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我也帮他在内容上“把关”，帮他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当然我还是他的“收发室”，处理来信，去邮局寄稿，事情总是排得很满，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在我看来，这第二个三十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九十岁。

十年之前，一个已有秋意的黎明，仁之和我在天光云影中，携手漫步在未名湖畔。对于身旁的他，我想到了四个字：勤奋坚毅。正是由此，我佩服他。近年来，走路困难加上视力衰退，不能出远门，他的目光回归到了早年学术道路的出发地，围绕海淀和燕园，完成了《未名湖溯源》《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和文化渊源》等论文。现在，他再不能像以往一样地投入工作了，失却了生活的重心，使他伤感。幸运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

张玮瑛
2007年12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