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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12日讲）
今天讲初唐和盛唐的诗歌，算是一个略论。
何以称唐诗、宋词、元曲？因为唐诗最突出。何以诗到唐便兴盛起来？这也很值得研究。
有人分唐诗为四段，初、盛、中、晚，其中只推崇盛唐而卑视初唐。明人非盛唐诗不摹拟，为什么？
我认为诗歌发展到唐代是壮盛时期。以诗歌广义的概念来说，元曲、宋词何尝不是诗？一篇好的散文，也等于是诗。狭义而言，诗则专指五言、七言、歌行、乐府、古体……就这一范围而言，唐诗正处于壮盛的时期。为什么说唐诗处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壮盛时期？这需要和以前的诗歌状况做比较，才能做出结论。
袁宏道（中郎）是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明万历时公安人，谭元春是竟陵人，合称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盛极一时。袁宏道的诗和关于诗的见解都很好，他说：“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而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笔研者。今人之诗即工，然句句字字，拾人饤饾，才离笔研，似旧诗矣！夫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见江盈科《敝箧集序》所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有类似转引。）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专事摹拟唐诗中所谓气势浩大者，便是假古董。我认为袁宏道之言，甚有道理。
汉魏六朝诗有成就，但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譬如一枝花，从孕苞到开放、凋谢，应有一个过程。我认为汉魏六朝诗是含苞欲放的花。有人说汉魏六朝的诗好得不得了，古雅得很，其实不对。我认为，《诗经》在诗歌史的长河中与唐诗相比，如童稚语，朴实天真，不是长歌咏叹。传说毛主席曾说过《诗经》“没有诗味”，又说现在的梯形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光洋，否则我才不看。此说是否真实，且不管它。我个人是十分赞成这种看法的。现在有人仍用四言诗作挽诗，我感到表达力太差，难以尽兴。“诗三百”是诗的源头，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出语朴实，不俗。后人如再重复，便落入俗套。当然，《诗经》中也有比较成熟的，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类，便很有韵味，给人留有余地。
汉魏和西晋的诗比《诗经》大进了一步，能直接地吐露思想感情，这是好事，但未免失之太实。曹植的诗很好，与六朝、初唐诗已经很接近。其他如王粲、左思、陆机等，也大抵如此。左思的诗很像李白，但仔细一看，仅似是而非。如《咏史》诗云：“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后面两句诗如对联，诗歌中称作“合掌”，意思都一样。这不是左思不行，而是当时对诗的要求就是如此，无须打磨得太光。前所引的第一首是无根底之言，有些像李白的豪语，其实都算不上是好诗。但就那个时期而言，是好的作品，只是与唐诗相比，那就差远了。
汉魏间有无超出一般水平的好诗？以“超脱”论诗虽不贴切，但也不妨借用一下，即写诗要给人留下空隙，留有余地，这就叫“超脱”。反之则为拙劣，把一切都说尽了。一如图画，总得在图画之外留有余地，否则就变成纯图案了。曹操的四言诗已很成熟，诗意跳跃很大。他借用《诗经》，信手拈来，毫不拘束。正因为他的诗跳跃性大，其间留有空当，故很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曹操的诗是在汲取《诗经》和民歌养料的基础上而获得成功的。
诗不能如火车，老在一条轨道上跑，它必须有跳跃。南朝民歌《西洲曲》便富于跳跃性。我认为曹诗的成就比《诗经》要高。
不死不板，谓之超脱。汉魏六朝诗有这个成就，但还相当粗糙，琢磨得太少。陶渊明在诗中消胸臆愤懑，正如鲁迅所说，他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陶渊明的诗表面平淡，其实有许多的愤懑和不平。如写辞官为其妹奔丧一诗，内容与奔丧完全无关，而且他根本就未去武昌奔丧。汉魏重名教，陶渊明表面奔丧，是敷衍名教；但诗中又实写其事，足见其蔑视名教。“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便是陶渊明诗歌的写照。他越是写得平淡，内容也就表现得越深。他在诗中不能不顺应当时畅谈玄理的风气，也说一点理，但更多的是避讳它。他在诗中抒写情感，但又留有余地，并不过分。后人将陶渊明和谢灵运并称，其实不妥。清人周济认为陶渊明应与杜甫相提而论，理由是他们都有什么说什么，敢于直抒胸臆。
大家如能将汉魏到唐的诗歌加以比较，则可以看出陶渊明诗歌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思想方面，在艺术上陶诗也是自有特色的。当然，陶渊明在艺术技巧、音韵和用字方面，不如唐人成熟，这也是符合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
王粲投奔刘表，至武汉，写《七哀诗》，其间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句，是夸张，但也实在。杜甫诗却不一样。他在成都盼望长安，诗意就很不一样。《秋兴八首》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诗意比王粲要有余地得多。宋人张舜民被贬到湖南，“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诗意又更进了一层。到辛稼轩“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更别有一番气象。同是望长安，几位诗人的处境、思想、感情乃至运用技巧不同，诗意便大不一样。比较起来，王粲的诗显得太实，毫无缝隙可言。
《诗经·硕人》云“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其写美女的手法也并不高明。曹植《洛神赋》的“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虽写得稍好一些，但仍显得笨。李商隐写冯贵妃：“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此是从侧面写美女，但人的容貌、神态、情感、作用都表现出来了。故前者只是如画，后者却如电影，既立体，又能动。六朝诗和唐人诗写离别都写泪，淋漓尽致，李白却不落俗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的写法，就比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要高明得多。王勃的诗较前人已颇有更新，但仍撇不开一个“泪”字。
晚唐诗人许浑“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情调虽较李白低沉，但情感已是很深。
可见唐人诗较之前人，已很成熟。只是汉魏六朝诗在唐仍有余波，此不可不察。
张文恭《佳人照镜》诗有“两边俱拭泪，一处有啼声”的描写，貌似巧妙，写镜内外之人都在拭泪，但只有临镜之人这“一处”会有哭声，其实手法极为拙劣、俗气。孟子有“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句，《红楼梦》用作谜语，谜底为“镜”，这就高明多了。张诗使我们想起一首民间搞笑的瘸腿诗：“发配到辽阳，见舅如见娘。二人齐落泪—三行。”为什么是“三行”？因为其中有一人为独眼也。这与张诗“两边俱拭泪，一处有啼声”有何区别？张文恭诗本想作得巧妙一些，灵活一些，不想弄巧成拙。
张九龄，唐前期诗人，后半生历唐明皇世。一般人认为他是盛唐时的诗人，但其诗中，不乏初唐货色。如《过王濬墓》诗云：“汉王思钜鹿，晋将在弘农。入蜀举长算，平吴成大功。与浑虽不协，归皓实为雄。孤绩沦千载，流名感圣衷。万乘度荒垄，一顾凛生风。古节犹不弃，今人争效忠。”（此诗系“奉和圣制”。）可见盛唐也有这种诗，甚为拙劣，是未能消化题材的产物。刘禹锡是中晚唐诗人，他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说的也是晋的统一，但就深沉丰富得多。张九龄和刘禹锡生活的时间相距不远，却有如此的差异。当然，刘禹锡诗也有拙劣的，张九龄诗也有佳作。
就诗这种艺术而言，在汉魏六朝未被完全消化，其间颇有硬块。但到了唐人手中，不仅被消化，还颇为流畅，有生意。尽管其中也有未完全消化者，但属余波。
初唐诗有哪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李商隐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他认为初唐诗人只会对对联。这说明初唐诗虽然较汉魏六朝有所“消化”，但不如盛唐诗成熟。李商隐这两句仍属有联无篇。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盛唐人轻视初唐，杜甫却深知初唐人作诗的甘苦。他熟悉《文选》，自谓“精熟《文选》理”。自己读过“选体诗”，知道初唐人披荆斩棘的艰苦，也知道他们消化汉魏六朝人的功绩。初唐人确有自己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五言抒情诗
此派源于阮籍。我极反对钟嵘《诗品》硬派诗人渊源，这是勉强的比附，虽然也有符合事实的一面。诗歌的格局、形式是可以有继承性的，人的情感却是无法继承的。
阮籍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此是好诗。一般地说来，他的诗很难懂。此中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作诗有许多苦衷，故模模糊糊。但是，他用五言诗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却被后人吸收。东晋玄言诗虽然也说理，写景却有诗意。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尽管末尾仍归于玄言说理，写景还是很好的。阮籍以《咏怀诗》抒写怀抱，于六朝的影响还不甚大。但到初唐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感兴》诗，则可见其影响，而且他们的诗较阮籍更为成功。
（二）“四杰”之七言律调长古诗
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到卢照邻《长安古意》《行路难》，全用四句小律调堆砌起来，此是元白长庆体的来历（元稹《元氏长庆集》、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清人吴伟业专作长律调古诗，亦以初唐为渊源。这种体式乃汉魏六朝所无，汉武帝《秋风辞》仅有几句，《柏梁诗》是胡乱联句，毫无意思。皇帝吟“日月星辰和四时”，郭舍人联“啮妃女唇甘如饴”，岂非胡闹！庾信的《春赋》有不少七言律句，然不完整，终不如初唐诗成熟。
初唐律调长古诗仍有不消化的痕迹，还局限于就事写事，只是形式很规整、合辙，眼界也大一些，但仍未脱离宫体诗的束缚。
（三）律诗格调之成熟
此是初唐人的功绩。律诗格调六朝已具雏形，隋朝已有规模，但总有一两字拗，总不协调。隋诗中仅有两三首纯正。初唐完成了格律诗的创体。武则天在石淙游玩，事后将骈体文的序刻于水口处北边墙上，其他文人所作的律诗，刻于水口处南边石壁之上。现《夏日游石淙诗并序》刻石仅存序，诗已泯灭。武则天《石淙》诗尚存，其中仍可见不纯之处。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七律却很合律，别人的诗，包括武则天，总有一两句不合调。宋之问与沈佺期合称，虽然诗的内容不足称道，但在格律的完成上却是有功劳的。沈宋诗亦非全都属于律调。
杜甫的律诗均合格律，即有拗句，也是有意为之，这是初唐所未曾达到的境界和高度。
有的先生研究杜诗格律，专挑他晚年故意带拗句的诗，认为杜甫到晚年还不会作律诗，本人以为不妥。如杜诗《秋兴八首》第一首的第一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后三字为平仄平，就是拗句，而像“强戏为吴体”的诗更是有意作拗体。我们绝不能因此认为律调在杜甫手上仍未完成。其实，早在沈宋手中，律调便已完成。
（四）表达的手法也有进步
骈体文是诗的一个别种。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有人说他是抄袭庾信《华林园赋》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我认为即便是“抄袭”，也抄袭得好。后者“落花与芝盖齐飞”，形象便很勉强。试问芝盖如何与落花共飞？王勃则高妙多了。抄得好，是点铁成金，可以超越前代。
（五）宫体诗
宫体诗无疑是腐朽的，但它何以会产生？当时文人多应诏作诗，不仅限题，而且限韵，所以只好瞎写。偶尔也有对上的，却不足为法。六朝以来便有应制、限题、限韵的流习，诗歌创作，颇受其弊。但宫体诗究竟有无一点积极的作用？有些宫体诗不是应制品，何以仍会是那些内容？回答是，无论应制与否，都为的是娱乐皇上。正因如此，当时的诗歌很注重形式，有如图案。
骈体文也是图案，句法有规矩。戏中演古人，得有一定的道具，一定的表演方法，如果抛弃这些，便演不成古人。骈文和散文的关系，便是如此。无论宫体还是骈文，其形式与内容应是统一的。
初唐尚未脱离奉旨、应诏为文，尚未脱离骈体文的影响。
下次讲李白和杜甫，可以先读读他们的作品。阅读中除注意内容的精华与糟粕，也应注意形式的精华与糟粕。
现开列以下书目：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统签》、清代大官僚季振宜《唐诗》抄本。后康熙命人加工，成《全唐诗》，交江南织造曹寅刻印。《全唐诗》其实并不全。北京大学王重民先生从敦煌出土的材料中选出《全唐诗》所无者刊登在“文革”前的《中华文史论丛》上，最近又刊登了一部分。
《历代诗话》是何文焕辑的，属丛书性质，丁福保印过，这个版本比较好。诗话一类的书不可不看，却不可多看。应自出手眼，直接看原作。
要研究唐诗，应先看《文选》所选的诗歌与小赋。这些小赋其实就是抒情诗。赋者，古诗之流亚也，本来就是古诗的一部分。陶渊明的诗应该读，《文选》选得不够。《文选》其实是图案选，写意的、有诗情画意的，《文选》都未选。它主要选近“文”的，故陶诗未入其流。谢灵运诗好，读之较难，现在实在读不懂，可以放一放。
杜甫墓系铭（铭属韵语，铭前的序称“系”）和《李太白集》前的序都应该读读。
《杜诗镜铨》较好。《杜臆》《读杜心解》纯属评论，颇多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