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有很多名头,但他说自己的本职是教师。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起,他从教已七十一年,今年他已九十二岁高龄,仍不顾体弱多病坚持亲自指导十余名博士生。可以说仅从所付出的心血和工作量来看,他确实不负这一本职称号。但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从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他教授的主要是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直到解放、院系调整后,他仍是以教授作品选为主。因为那时有明确的规定,像他这样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又不是左派的人,是不能担任文学史史论课程的,因为这些课程涉及唯物史论和唯心史论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讲。众所周知,启先生是一个大杂家,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诗词理论、经学、小学、语言学、版本目录学无所不晓、无所不通,就是恩准他去讲文学史,也未必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更何况只让他讲几篇古文呢?所以他从教的时间虽然很长,但前二十年真正能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反右”之后,他连上讲坛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而“文革”中斯文扫地,被剥夺权利的又何止先生一人。于是中间二十年荒废殆尽,根本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真正能在这个本职岗位上展示才能的只有这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他先后招收多届硕士生、博士生,给他们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不但有了上讲坛的权利,而且不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可以自主选择最适宜、最擅长的课程。于是他先后开设了以唐代文学、明清诗文为主的文学史课,以汉代、宋代、清代为主的历代学术思想史课,以文化常识和文献常识为主的古籍整理基础课,以及其他一些课程。这些就构成了这部书的四部分:第一编:论文学;第二编:论学术思想;第三编:论古籍整理;第四编:其他。
在这些讲授中,启先生总算找到阐发自己学术观点的机会,也确实讲出了很多精辟的观点,笔者早想把它们整理出来与广大读者分享。所幸的是,或得益于有心的学生,在技术条件还不够发达普及的情况下,靠详细的笔记,把先生所讲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第一编就是万光治先生等根据当年的笔记整理的;或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如第二、三、四编就是根据当年的录音资料,主要由张廷银先生整理的,于翠玲、朱玉麒、张斌荣等先生也参与了整理工作。全书由赵仁珪负责统筹编辑。不幸的是:一、这部书仅收录了启先生近二十多年的讲课、讲学内容,以前的四十年虽不能随心所欲,但终究有许多精彩的内容,因尚未搜集到较为详细、系统的记录而未能收进;二、仅就近二十多年来看,仍有许多遗漏,有些很重要的讲学内容因种种原因未能记录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而更大的遗憾是,先生本可按这些讲学的思路自己写成专著,笔者就多次听到先生发愿要写一部学术思想史和一部古籍整理基础知识的专著,但这二十多年先生实在是太忙了,身不由己,能抽出一些时间写出一些相关的单篇论文已很不容易了。最近眼疾加剧,更难以亲手操觚,不得已,只能先奉献大家这样一些简略的提纲和片段的论述。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向大家推荐这部书。它虽然不是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讲文学的,也有论学术思想的,还有谈古籍整理的;在每一部分中,既有宏观的总体概括,也有具体的分析释例;尤其可贵的是能拉通各代,从史的角度观照历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变化,如在论学术思想时,从初民文化谈起,一直谈到汉学、宋学、清代的今古文经学,充分体现了启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总体观照。启先生在教学中最反对机械死板地分科分段,提倡通识、通才教育。如何才叫通识、通才?如何才能通识、通才?这本《讲学录》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与示范,这一意义已超出他所讲的具体内容了。这本书也很好地体现了启先生在具体讲授之中的风格:生动,有趣,充满智慧。它虽然仅是一部笔记,不可能有更多、更详尽的论述,但这绝不影响它有很多很新颖的见解。我们能不时地从中发现很多很有趣、很富于启发性的观点,顺着这些思路思考下去,我们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得出更深刻、更新鲜、更全面的认识。这部《讲学录》如能达到这一目的,也就足够了。
作为一部讲学录,还有一些需要补充:因为是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手段、经不同人整理的,所以最后呈现出的文字风格各有不同;因为是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听众所讲的,所以有些内容难免有交叉;又因整理者条件、水平有限,有些记录可能不够明晰,甚至会有错误,对此整理者应负责任。对于出现的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对于出现的其他情况,我们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谅解。
赵仁珪
200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