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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门都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咖啡产区。咖啡的植物学名“Coffea arabica”本身就表明这种植物源自阿拉伯地区。所以在1700年前后，也门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家乡是这种提神饮品在世界上的唯一产地。然而实际上在红海彼侧的东非大裂谷西南仅几百公里处就一直存在着另一个生机勃勃的咖啡种植地，那里至今仍在大面积地种植咖啡。关于咖啡的故乡，欧洲也流传着许多奇特的说法。比如在17世纪，英格兰旅行家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和詹姆斯·豪威尔（James Howell）就曾提出：古斯巴达人（alter Spartaner）曾饮用过咖啡，并且为之赞不绝口。 [1] 欧洲人似乎知道，很久以前就有人在非洲大陆的腹地种植过咖啡这种灌木。但是由于16和17世纪访问阿比西尼亚帝国（Kaiserreich Abessinien） [2] 的天主教圣职并未在行记中提及咖啡，所以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当时的非洲早已不再种植这种作物了。当然实际状况或许并非如此，毕竟当时能够前往阿比西尼亚的欧洲人只有极少数。而且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局限在该国的中心地带，并没有涉足位于西南边陲种植咖啡的卡法王国（Königreich Kaffa）。 [3] 所以直到19世纪都没有出现欧洲人曾亲赴咖啡故乡的记录或报道。
虽然存在着一些无知的误解，但非洲之外的人们绝非对埃及以南以及今苏丹地区 [4] 不感兴趣。事实上对地中海世界而言，埃塞俄比亚高原及其以南地区自“古典时代（Altertum）” [5] 以来就散发着神秘的吸引力。尼罗河（Nil）源自何处？变幻莫测的月亮山脉（Mondberge） [6] 伫立何方？俾格米人（Pygmäen）又乡居何地？还有古文献中传说的“邦特之地（Lande Punt）”可能就静卧在红海南岸的某处，甚至其可能还囊括了阿拉伯南部或非洲东北部的一隅。曾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奇珍异宝自那里涌入地中海。但更重要的是，尼罗河大洪水每年都会从内陆某个不知名的高原泛滥而来，灌溉两岸的农田，滋养埃及尼罗河河谷内的一切生命。邦特之地与埃及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往来很可能与数千年后的咖啡贸易一样借助于红海航线。通过这条贸易线输入的象牙与龟甲会在地中海地区被制成梳子或其他生活用品。现在，这种龟可能已经灭绝，而这些制品如今则被人们称为“古典时代的雕刻艺术（Plastik des Altertums）” [7] 。
关于红海与印度洋当时的商业交通状况，现在仍有两部精彩卓越的一手文献存世，它们皆出自公元前2～前1世纪的希腊人之手。一部是由柯尼多斯的阿伽撒尔基德斯（Agatharchides von Knidos）所作的旅行手记，另一部是由匿名作者所著的举世闻名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 Periplus des Erythräischen Meeres ） [8] 。这两部作品详细描述了该区域的贸易航路和沿海港口情况，对内陆地区的生活状况也略有提及。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对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通常都将埃及以南地区视为未经开化的蛮荒之地。居住在那里的“食鱼者（Fischesser/Ichthyophagen）”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城市，更没有国家之类的概念。其中最为糟糕的是奥塔伊人（Autäer）：“这些野蛮人完全赤身裸体，像一群牛一样共同生活，男人们有共同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只懂得痛苦和愉悦这些最原始的情感，丝毫没有道德观念。” [9] 然而这些人尽皆知的荒谬偏见却往往比那些民族志学者实地考察来的资料更易被人信服和口耳相传。
这些刻板印象在中世纪大行其道，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这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帝国开始关注阿比西尼亚，各自着力于巩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1555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位于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边境的红海西南岸地区。短短23年后的1578年，他们的控制区域便扩张到了今天的索马里，将该地区并入了帝国的阿比西尼亚行省 [10] 。除此之外，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帝国依《旧约》中记载的所罗门王（König Salomo）在该地的统治宣称其王权的合法性，并继续在阿比西尼亚高原（即埃塞俄比亚高原）扩张势力。两大帝国的争斗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才在官方的一致承认下结束。
在欧洲，阿比西尼亚自14世纪起就被认定为所谓“祭司王约翰（Priesterkönig Johannes）” [11] 的故乡。这个说法不但颇为一厢情愿，而且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因为在当时西非到东南亚间的广阔区域内充斥着伊斯兰教势力，基督教世界亟须在这里找到一股可与“异教徒”对抗的力量。为了寻找这位虽然从未实际存在，却与“基督教阿比西尼亚”的设想完美契合的祭司王，葡萄牙国王于1520年派遣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率队进入该地区。 [12]
埃塞俄比亚概览
地图“埃塞俄比亚概览”粗略勾勒出了卡法王国的所在，它位于人尽皆知的今埃塞俄比亚的西南部。这里就是阿拉比卡咖啡的故乡。在人们的印象里，北非地区总是持续干旱并且频发区域性危机，但实际上这里也有许多得到了大自然青睐和恩惠的地方，卡法就是其中之一。大块堆积于海拔3000米山脊上的季节性云团给它带来了充足的降雨；遍地的火山灰土壤使大地肥沃膏腴。 [13] 与这些相配的广阔葱郁的山地雨林深深打动了日后抵达这里的欧洲旅行家；德国人马克斯·格吕尔（Max Grühl）写道：“造物之手成就中非原始丛林，又掷其碎片于卡法山区，遂成卡法林地晦暗沉郁之美。” [14] 但在雨季中这里供人穿行的只有烂软泥泞的颠簸山路，这一点直到几十年前方才得到改善。于是格吕尔在1920年代激动地感叹道：“这是什么路！毋宁说完全没有路！仅有及膝的烂泥、接连不断的泥坑、陡峭的山坡和只能跳跃行进的巨石堆！最令人恶心的是从参天巨木上掉落的水蛭直黏在你的身上！” [15]
卡法人的传统居住区域北起戈耶布河（Fluss Gojeb），南到奥莫河（Fluss Omo），西迄苏丹南部沼泽，东临山区与东非大裂谷湖泊链隔山相望。其最南端则延伸至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Turkana-see，又名“鲁道夫湖（Rudolfsee）”］。卡法王国的都城邦加（Bonga）位于海拔2000米的高原上。距今数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个不足千人的小村落，村民居住在茅草圆顶遮盖的泥棚里；而现在却今非昔比，人口已逾20000，城市的标志性景观是鳞次栉比的铁皮瓦棱屋顶。曾经毗邻城市的原始森林则历经两代人的耕耘早已化为田地。 [16]
尽管卡法王国存在过的痕迹早随往日荣光的逝去几近于荡然无存，但19世纪以前它确是举足轻重的区域性力量，几百年来以自身的影响力塑造着青尼罗河（Blauer Nil）以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里曾输出过数量众多的奴隶和麝香，当然还有咖啡。 [17] 独立的卡法王国据说在1390年由一位名叫“明乔洛吉（Mindjolotji）”的国王建立。 [18] 卡法王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扩张领土，终于在17世纪末达到版图的巅峰。也是从这时起，卡法逐渐在各方面被与其相邻的大国阿比西尼亚所控制，其中尤为显著的是自该国渗透而来的东正教信仰。 [19] 1897年，卡法王国的末代国王被迫向阿比西尼亚全面投降，数百年历史的王国才最终成了其强大邻国的一个省。所以回顾历史，咖啡的故乡绝非今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一个被其东邻凭借军事实力暴力吞并的王国。
虽然“咖啡（Kaffee）”与“卡法（Kaffa）”在拼写上极为相似，但人们至今仍无法确定二者是否存在联系，更无法确定咖啡之名是否源自卡法的国名。传说卡法王国的名称来自阿拉伯语的“Yekaffi”，意为“足够了”。据说很久以前，一位穆斯林宣教士由非洲东岸进入阿比西尼亚腹地传播伊斯兰教，当到达卡法地区时他听到真主对他言讲：“到这里便足够，你该停下，不必再进。”于是该地区便依诫谕称名为“Kaffä”。但这个传说现在几乎完全无从验证。19世纪中叶的德国传教士约翰·路德维希·克拉普夫（Johann Ludwig Krapf，1810～1881）认为这种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说法不足取信。当然，这种观点也可能系克氏的职业身份所致，因为他同样认为卡法地区不可能存在阿拉伯式的“咖瓦（kahwa/qahwa）” [20] 。 [21] 此外，咖啡在当地的阿姆哈拉语（Amharisch）中被称为“bunna”，与“Kaffee”毫不相似，这也令人们无法在“咖啡”和“卡法”两个名称之间建立联系。
1850年以前，欧洲人对卡法的认识非常模糊，在他们的报纸新闻中很少提及该国或者该国人，流传欧洲的只有那些人尽皆知的刻板印象和关于该地咖啡种植的暧昧信息。1520年，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赴阿比西尼亚考察。他通过道听途说获知卡法地区住着“卡法人（Cafates）”，他们的肤色比周边地区的居民浅一些，民风阴险狡诈。有人还告诉他，这些人白天潜伏在山区或丛林深处，每逢黑夜便潜行而出，四处抢劫杀人。 [22] 总而言之，阿尔瓦雷斯那时对咖啡植株似乎还一无所知。
150年后前往非洲的夏尔·雅克·蓬塞（Charles Jacques Poncet，？～1706）是谈及卡法咖啡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来自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 [23] ，曾在开罗做过一段时间的药剂师。人们对他的了解极其有限，也不清楚他为何前往埃及。总之，有一天他突然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此展开了一段伟大的旅程。那是1698年，阿比尼西亚统治者伊亚苏大帝（Jasus des Großen，即伊亚苏一世）因病向耶稣会（Orden der Jesuiten） [24] 传教士寻求医疗帮助。此事得到了法国驻开罗领事的大力支持，法兰西人显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想借此良机拉拢阿比尼西亚。对他们而言，与陌生国度的统治者进行接触并不罕见，1686年路易十四（Ludwig XIV，1643～1715年在位）就曾在凡尔赛宫接待过暹罗（Siam，今泰国）使团，并于17世纪末遣人常驻该国国都。 [25]
蓬塞作为传教士的随员参与了这次深入非洲的考察。然而这位传教士在途中不幸故去，蓬塞便独自继续旅程并最终抵达了阿比西尼亚宫廷。如今，我们不得而知在医疗方面他是否帮助过阿比西尼亚统治者，但我们知道他的归途并不顺利。由于遇到海难，伊亚苏大帝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几乎全部遗失，被带回凡尔赛宫的只有象鼻和象耳的腌制标本。蓬塞返回法兰西后仅作短暂停留便再次出发前往开罗，后来又到过印度和波斯，最终在波斯结束了一生。 [26]
1699年，蓬塞出版了这次非洲之旅的行记，该书十年后被译为英文。 [27] 在这本书中，人们第一次见到对于非洲咖啡植株的描述，但蓬塞显然没有去过卡法，也未曾亲眼得见咖啡植株，他的描写都是源于耳闻。
咖啡植株酷似桃金娘（Myrte） [28] ，但其常青的叶片较大也较浓密。其果实像开心果一样带有果壳，里面包裹着两枚被称为“coffee”的豆子……有些人声称本地人为了使咖啡豆无法发芽会先用沸水烫过再出售，这是绝对错误的。在售出之前，他们只会将咖啡的果壳剥下，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处理。 [29]
虽然这些信息仍然粗略，对咖啡植株的描述也似是而非，然而蓬塞至少注意到了咖啡果实需要去掉果皮，能够出售的只有里面的豆子。这个时期，来自也门的报告表明也门人会在出售前先令咖啡豆丧失发芽的能力。因而蓬塞写作这段文字时可能有些混淆，将阿拉伯半岛的报告误认为发生在非洲。这份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证明，早在1700年前后蓬塞和同时代的欧洲人就已经知道非洲存在咖啡了。然而公众几乎完全忽略了蓬氏的这份报告，这许是因为这本行记问世之初人们便对它的真实性有过怀疑。同时代的英格兰人曾反驳道：“……这样描述咖啡非常奇怪。我们曾经有人在阿拉伯绘制过咖啡树，从图片来看这种树和桃金娘完全不同。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错误。” [30]
第二则关于非洲咖啡的信息来自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730～1794），他既是一位苏格兰酒商也是一位非洲探险家，曾在1768年赴非洲寻找尼罗河之源。布鲁斯粗略描述了卡法的状况，提到那里有许多山地和大片沼泽，沼泽边缘则生长着野生的咖啡植株。他并没有亲自进入卡法，因此对该地区缺少直接的认识。1830年代的传教士克拉普夫也是如此，但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信息。这位路德宗（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 [31] 传教士来自德意志西南部地区，代表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远赴阿比西尼亚传道。他主要活动于阿比西尼亚高原的中部地区，曾在今肯尼亚建立过传教站，还是现代意义上肯尼亚山脉（Mount Kenya）的发现者。他撰写的行记为进一步探索尼罗河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虽然克拉普夫没能亲临卡法，但他也和阿尔瓦雷斯或蓬塞一样根据本地人的口述写下了卡法的情况。他在叙述中提到了卡法王国的都城，那里坐落着统治者的广阔宫院。卡法的地势比阿比西尼亚低，房屋也比较简陋，所以住在村庄里会感到闷热难耐。因此来自北部偏凉爽地区的商人不愿久滞，总会尽快离开。但本地人很欢迎陌生人到访，至少很欢迎来自外埠的陌生商人。卡法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棉布和奴隶，这些奴隶即便在本地也是苦工；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盐、铜、马匹、牛只和染色纺织品。
据克拉普夫所述，卡法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巴力（Balli）”的女王，我们今天还不能确认她的身份和事迹。她极少出行离开国都，但当她出行时臣民必须用布帛为她铺路。卡法王国的家庭内部盛行严厉的等级制度，妻子未经许可不得在丈夫面前进食或饮水，否则将面临最长三年的监禁。克拉普夫笔下描绘出了一幅原始闭塞且隔绝当时世界上一切主要交流和贸易途径的社会图景。他还深信卡法居民身上确实存在上古传说中的野蛮人习气。 [32]
第一位真正踏入卡法的欧洲人是来自法国的旅行家安托万·汤姆森·达巴迪（Antoine Thompson D’Abbadie，1810～1897）。1840年，达巴迪参加了阿比西尼亚地方首领阿巴·巴基博（Abba Bakibo）赴卡法迎接第十二位新娘的求爱之旅。虽然他在卡法停留了整整11天，但显然活动范围较小，对该国的认识也极为贫乏。关于这次旅程的出版物过了几十年才问世，而且叙述毫无系统性，以致人们一时间纷纷质疑这段经历是否属实。 [33] 欧洲与卡法真正建立起长久有效的联系是在1855年，也是从这时起欧洲人对卡法才有了较为广泛真实的认识。塞泽尔·德·卡斯泰尔弗兰科（Césaire de Castelfranco）是一位隶属于嘉布遣小兄弟会（Orden der Minderen Brüder Kapuziner） [34] 的意大利修士，他定居卡法后建立了罗马天主教传教站，后来还迎娶了一位本地女性为妻，并因此遭到了教会的绝罚。尽管他建立的传教团在尔后的几年里一直由阿比西尼亚圣职主导，但还是为卡法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门。 [35]
到了帝国主义的曙光时代，随着蒸汽船运业的蓬勃发展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主权国家阿比西尼亚及卡法省逐渐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或自居探险家者的游乐场。 [36] 在这一时期，奥地利民族学家暨非洲探险家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比伯（Friedrich Julius Bieber，1873～1924）对卡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1905年，他与阿尔方斯·弗赖赫尔·冯·米利乌斯（Alphons Freiherr von Mylius）一同在卡法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国别区域研究考察。 [37] 后文我们还会再次介绍他们所观察到的当地咖啡的种植情况。
整整二十年后，德国作家兼探险家马克斯·格吕尔组织了一次貌似私人性质的阿比西尼亚之旅。他为本次旅行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德意志的尼罗河—鲁道夫湖—卡法大探险”。然而实际上他带回来的成果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格吕尔在那里的行为和对卡法的描述无法避免帝国主义时代特征下欧洲人的自大与偏见，但他个人化的观察角度和亲身体验仍然颇具意味。与格吕尔同行的还包括他14岁的儿子瓦尔德马尔（Waldemar）、一位摄影师以及一些本地随员。他们取道下埃及前往上埃及， [38] 又经吉布提（Djibouti）和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eba），最后抵达卡法。这次旅行的目的很模糊，似乎只是格吕尔出于对人类学—民族志学爱好的一时兴起之举。就像自我吹嘘的那样，格吕尔使用随身携带的设备依帝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凭借狡黠和计谋，一次次成功地诱使本地人或半裸或全裸地站在照相机前，进而测量他们的头骨和身体尺寸。甚至连卡法的部落祭司也未能在格吕尔的研究冲动下幸免：“我还是骗过了祭司，将他带到了我们的照相机前。” [39]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行为显然是有问题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感谢他在行记中写下了许多关于这一地区的生动见解，毕竟1920年代的卡法仍然远在当时的主要贸易线路之外，难以被世人所了解。最令格吕尔印象深刻的不是咖啡，而是被锁链串在一起如无尽的火车般由卡法向东行进的奴隶行列。克拉普夫也曾写道：“男人、女人和儿童全都衣不蔽体甚至全裸。他们或被推搡前进，或被捆住负在其他人背上，或被锁链拴在一起牵行。一些大汉无情地驱策这支长长的队伍穿过泥泞的道路。他们就像一群牛般被对待，甚至比牛还遭。” [40] 所以即便到了20世纪，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这个世界上还远未能成为过去。
格吕尔在从阿比西尼亚国都前往边境戈耶布河的路上见到了遍地生长的咖啡植株：“一路上遍布肥沃的耕地和咖啡林，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居民勤劳友善，整洁的房屋隐在香蕉丛中，这里就像上帝的乐园。 [41] ……这里的人们是造物主亲手造就的杰作。” [42] 然而格吕尔对这里如天堂般的印象显然不是坐在咖啡树上沉思的结果，而是以窥伺的目光观察大自然的优美造物所生发的感受：“在香蕉树和咖啡树掩映的小径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是如此青春健美，我在此前的旅途中从未见过。” [43] 这位本地姑娘使格吕尔着迷，除了她的黑色眼睛，还有她的“末端垂挂一枚护身符的珍珠项链环绕颈项，垂于双乳之间”。 [44] 但是她很快就没入森林消失不见了，至于其中的理由，今天的我们似乎也可以想象。格吕尔搜索了整整一天终于在本地人的帮助下再次找到了她，并将这位姑娘捕捉到自己的镜头中。
尽管这些20世纪的欧洲旅行家对卡法的态度和认识程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描述无不或多或少地证明：在这个业已成为今埃塞俄比亚一省的地方，咖啡自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据传说——克拉普夫也曾提及此事 [45]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只灵猫（Zibetkatze）从中非的原始森林将第一粒咖啡种子带来卡法。 [46] 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置信，却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卡法确实栖息着灵猫，而且它们真的会食用咖啡果实，并通过排泄将咖啡豆自然散播到各处发芽。然而很多迹象表明，咖啡植株自古以来就生长在卡法，不太可能由灵猫或别的什么动物带来。邦加市周围海拔1400～1800米的高原至今还生长着野生咖啡植株，那里的年均降雨量可达2000毫升，足以为咖啡植株提供充足的水分。
根据这里的另一项传说，咖啡植株是从紧邻邦加的小村庄托戈拉（Togola）蔓延至整个卡法的。格吕尔实际上曾经在这里见到过“咖啡灌木的原始家园”。 [47] 然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邦加周围的原始森林里看到的“荒废的咖啡林”就是原生的咖啡植株，他以为那些是遭到弃耕的人工咖啡林。现代自然科学也可以佐证卡法是咖啡故乡的假设。最近有植物学家分析了野生咖啡植株的遗传因子，结论证明在“自然选择（Zuchtwahl）” [48] 的前提下，有5000多个咖啡植株变种选择埃塞俄比亚邦加的周边地区作为最适合的栖息地。在全球只有这里能够匹配如此多样化的咖啡品种。从生物学观点来看，野生阿拉比卡咖啡的故乡就是卡法及其周边地区。 [49]
因此，生长在当今世界各地的阿拉比卡咖啡植株，都是数个世纪前由这里输出的咖啡植株或种子的后代。埃塞俄比亚以外的产区所种植的咖啡的“遗传基础（genetische Reservoir）” [50] 比这里要狭窄得多。20世纪初，由于对这个事实缺乏认识，一批“良种”咖啡种子被从也门运到阿比西尼亚，以便种出和也门一样优质的咖啡豆。 [51] 直到1960年，人们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导项目的推动下才将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植株移植到世界各地，以此扩充各大洲的咖啡遗传谱系。正如赖纳·克林霍尔茨（Reiner Klingholz）所说，这种做法在今天无疑会被打上“生物盗版（Biopiraterie）”的标签。 [52]
虽然“阿拉比卡咖啡”现在已被世界公认为优质咖啡的代名词，但是这一称谓其实并不恰当。20世纪初，奥地利民族学家比伯曾试图为该品种引入一个新的名字：“比伯氏卡法咖啡（Coffea Kaffensis Bieber）”。据说这样更加确切，也更加符合事实，但显然更符合的是他个人的雄心壮志。理所当然，这个新名称并未被世人所认可，因为比伯既非欧洲第一个描述卡法咖啡的人，也未在其卡法之旅中对相关问题有所创见。
除了野生咖啡植株，欧洲旅行家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卡法发现了人工咖啡种植园。在这里种植咖啡的商业成本很低，产出则经常被用来交易本地稀缺的盐。据传教士克拉普夫所述，一块价值不足1格罗特（groat） [53] 的盐可以换到60～70磅咖啡。 [54] 1897年，卡法与阿比西尼亚之间的长年战争宣告结束，卡法被完全吞并，其咖啡产量也自此开始急剧下降。
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比伯留下的大量清晰照片使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卡法省的咖啡种植状况。据他观察，流向市场的咖啡大都来自大型咖啡种植园，农民小规模种植的咖啡则大多为了自用，他们会将“12～24棵咖啡灌木种植在菜园中”。 [55] 这样的小规模种植园常被建于未经开垦的原始森林中，以便敏感的咖啡植株始终得到天然树荫的遮蔽。咖啡植株可以通过种子或扦插的方式种植。本地人常常在野外寻找长好的咖啡幼苗，连根部周围的土壤一起带回就可以种植在自家的园地里了。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咖啡植株的遗传多样性，增强抗病害能力。大型咖啡园则建有正规的苗圃，它们会先让幼苗在苗圃中生长到半米左右再移植他处。咖啡植株生长到一定高度后便无需特意照料，只要有充足的水分和荫蔽就可以茁壮成长，毕竟它们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也是这样生存的。人们只需不时除草以免杂草影响植株生长，然后大约三年后就可以初次采收咖啡果实了。值得一提的是，卡法虽然不算大，但其各区域所产的咖啡品质却各不相同。北部的恰拉（Čarra）生产的咖啡豆最为优质，曾得到卡法王室的尊崇。王室不但会自己享用这些咖啡豆，还会将它们作为礼品赠送给最尊贵的客人。
据比伯观察，1900年前后，卡法人通常在8～12月间的旱季采收咖啡，采收方式是一种很可能由来已久的集体作业。他们首先会清理地面，然后男人们会爬上咖啡树将枝头已经成熟的和半熟的咖啡樱桃摘取并抛落下来。妇女和孩子们则负责将掉落地面的果实收集进大篮子里。收获之后立即开始干燥作业，人们将咖啡樱桃厚厚地铺在小小的浅坑中每日翻动，大约一个月后，这些果实就会基本干透，那些摘下时还是半熟的果实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存放成熟。接下来人们会将果实铺得更薄更分散，并在阳光下曝晒一周以便其彻底干燥。最后再使用专门的木制工具去除咖啡樱桃上的果皮。与也门不同，剥下的果皮在这里会被直接扔掉。 [56]
据卡法的本地传说，除了咖啡植株本身及其商业种植，就连咖啡饮用也源自该地区。传说在公元6～9世纪的某一天，一位名叫“卡尔迪（Kaldi）”的牧羊人弄丢了羊群。他寻找了一段时间，终于在一片偏远的丛林中发现了牲畜。但当时这些羊正在食用一种他从没见过的植物叶子和红色樱桃状果实，边吃还边咩咩大叫，显得兴奋不安。卡尔迪也尝了尝这种果实，但是味道苦涩得令他打了个寒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家人带回了一些果实。他的妻子建议将这些古怪邪门的果实送往附近的基督教修道院。最终，它们被修道院认为是魔鬼的造物而被投入火中，然而这些果实烧了没有多久，一股诱人的烤豆子香味就从火中散逸而出。在场的圣职立即判断这种香气比果实更有威胁，匆忙将快要烧尽的果核从火中抢出。为了避免魔鬼的灵魂从中逃脱，他们还决定将这些烧焦的果核磨碎并浸泡在水里。但是当晚，一位好奇的修士经不住魔鬼的诱惑品尝了浸泡果核的液体，作为兴奋剂的咖啡就此诞生了。 [57] 这则传说很早以前就传播到了也门，并在1671年经由东方主义作家安托万·法奥图斯·奈龙［Antoine Faustus Nairon，也称“安东尼乌斯·福斯图斯·奈罗诺斯（Antonius Faustus Naironus）”］的作品《论咖啡》（ De saluberrima cahue seu café nuncupata discursus ）而在欧洲广为人知。 [58] 现在，该传说已被演绎出无数版本流传于世。
然而，我们至今仍不清楚早先的非洲东北部居民是以何种形式食用或饮用咖啡的。根据当地流行的传说，最先食用咖啡的是加拉人（Galla） [59] 的祖先，很久以前他们就曾因频繁的战争活动扰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和平。前已述及的詹姆斯·布鲁斯就曾在《尼罗河溯源之旅》（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 ）一书中写道：
加拉人是一个非洲的流浪民族。他们侵入阿比西尼亚后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穿过广阔的沙漠，以便毫无预警地掳掠那里的城市和村庄，而行军过程中的给养则主要依靠咖啡灌木的浆果。他们按特定的比例将烘烤和研磨过的咖啡与动物脂肪混合，再反复揉捏到台球般大小，然后将这些球状食物装入皮袋随身携带。 [60]
在漫长的征战中，加拉人常被饥饿所困，这时生长于丛林中的野生咖啡果实正可解燃眉之急。这些营养丰富且令人兴奋的小小能量球在作战行动中陪伴着战士们，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能量。据说只需一枚就足以支撑一名战士一整天的活动，而且比吃面包或肉类更能激发肉体和精神上的能力。尽管今天已无法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毕竟在20世纪的战争中，士兵们也会以“巧咖可乐糖（Scho-Ka-Kola）” [61] 、“咖啡浓缩膏（Kaffee-Konserve）”或“咖啡片剂”等多种形式摄入咖啡因。
除了上述传说，早期的阿拉伯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关于前近代时期咖啡在阿比西尼亚使用状况的零星信息，但其中并没有涉及卡法的资料。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在14～15世纪伊斯兰教向非洲东北部扩张时，阿拉伯世界才发现了咖啡这种植物。我们从阿拉伯文献中也无法确认阿比西尼亚人当时摄入咖啡的方式是直接咀嚼还是制成汤剂饮用。 [62] 但我们从当时阿拉伯语的习语中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在提到“咖啡植株”或“咖啡豆”时，阿拉伯语使用的“bunn”沿用了阿姆哈拉语中的“bunna”；在提到“咖啡果皮”时，阿拉伯语使用的是“qishr”；而提到“摄入咖啡”，阿拉伯语则会使用“qahwa”一词。学界根据这种措辞上的差异推测，“qahwa”不是指咖啡这种植物的某一部分，而是指一种饮品。另外，部分学者还认为阿拉伯语中的“qahwa”在阿比西尼亚地区的语言中可能不仅指“咖啡饮品”，还泛指一切对人体具有刺激性效果的“植物饮品”。 [63]
我们并不清楚后来在阿比西尼亚使用咖啡的习惯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蓬塞17世纪末的报告曾提到该国并没有人享用咖啡，现在我们可以推断，他只是没有遇到那些食用或饮用咖啡的人。 [64] 但接下来19世纪的一则消息则在一定程度上与蓬塞的印象相符。著名的东方旅行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曾在阿比西尼亚东部城市哈拉尔（Harrar）逗留十日，那里当时有着广阔的咖啡种植园。他记载了本地人使用咖啡的情况。
在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产区哈拉尔和也门，人们会将咖啡果实保留下来出口。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人们认为咖啡果皮有益于健康，会将其用于交易或自己食用。咖啡豆则被认为是一种燥热而有损健康的食品。相反，这里的人们认为咖啡果皮饮料是一种女士饮品，因过于燥热而不适合男人们在本地空气稀薄的环境中饮用。作为替代品，男人们一般饮用一种将咖啡叶烤干磨碎后制成的饮料……在英格兰我们也会煮饮咖啡叶，但不会事先进行烘烤。 [65]
伯顿完全没有提及用咖啡豆调制的饮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哈拉尔看到的因性别而有所不同的咖啡享用方式：男性饮用咖啡叶饮品是当地社会的普遍习俗，而且他们认为这样有益于健康；咖啡果皮饮品则被这位英国旅行家称为“女性饮品（Ladies’ Drink）”。
上述报告虽然粗略且不确切，但至少可以通过它们了解非洲东部享用咖啡的大致情景，而且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卡法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初，西方世界才了解到一些卡法传统的咖啡享用方式。1920年代，前面提到的马克斯·格吕尔曾到访邦加附近山地雨林中的部落，他认为这里的部落民是名副其实的“咖啡饮用鼻祖（Ur-Kaffee-Trinker）”。格吕尔在茂密的丛林中信步漫游，偶然发现了一个村庄，这里的居民住在简陋的芦苇草房里，全部家当充其量只有“几个陶罐和几张草席”。 [66] 格吕尔认为这些人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主要靠种植香蕉和咖啡来维持生计。“等他们不再那么害羞了……”便邀请格氏参加了一个使用咖啡的朴素欢迎仪式。在他看来，这种仪式极具民族志学意义。
由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饮用咖啡的人，他们调配咖啡的方式或许可以堪称咖啡制作的原始配方。我将其记录如下：先在石头上将刚刚烤好的新鲜咖啡豆磨碎，然后混入黄油、蜂蜜和香料调成膏状，最后灌入陶瓶煮沸。 [67]
格吕尔之前曾见过本地人在周围森林中收集蜂蜜，显然这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将这些人推定为“原住民”，这在学术上就算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也是大有问题的。在格吕尔的想象中，他徜徉在一座上古的露天博物馆里，然而实际上居住在这里的是已经与外界接触了几个世纪的现代部族。此外，他所记录的咖啡制作方式与比伯二十年前在此地所见的互相矛盾。据比伯所说，咖啡豆必须在客人面前现场烘烤，这是当地社会交往饮用咖啡时不可或缺的步骤。烘烤后咖啡豆会在钵中被研磨捣碎，然后再被冲泡成咖啡饮品。这种饮品常直接饮用，既不过滤也不加糖。 [68] 我们可以假设加蜂蜜和不加糖的饮用方式都存在，也许是因为两位旅行家在那里逗留的时间较短，所以各自只见到了其中的一种。
探究完卡法享用咖啡的方式，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当地的咖啡贸易状况。早在也门成为咖啡产区之前，阿拉伯人对这种非洲饮品就已经非常熟悉了。随着它变得愈发流行，由非洲输入阿拉伯半岛的咖啡出口量也越来越大。卡法、阿比西尼亚和也门之间的早期咖啡贸易很可能因循了一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出发，经红海和亚丁湾（Golf von Aden）抵达今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沿岸进行贸易。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最迟在公元前500～公元1年就已经开始有文化和商业交通了。即便是在伊斯兰教扩张的年代里，受基督教影响的阿比西尼亚腹地与穆斯林控制下的红海海岸及亚丁湾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依然保持活跃。 [69]
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史诗《诸王礼赞》（ Kebra Nagast ）中有一段公元前9世纪示巴女王赴耶路撒冷拜访所罗门王的故事。在该故事中，示巴女王被描绘成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二人相见后关系愈渐亲密，膝下还育有一子。这位王子成人后返回了母亲的故乡，并在那里以“孟尼利克一世（Menelik I）”之名建立了所罗门王朝（Salomonische Dynastie），该王朝直到1974年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s I）退位才宣告覆灭。 [70] 虽然这则故事也许只是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建国神话，但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非洲东北部与前东方地区之间的确保存着密切的联系。
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尚无法确定咖啡由非洲进入红海贸易航路的确切时间。传统研究认为，正如阿拉伯文献所记载，咖啡是在15世纪末作为贸易品输入也门的。但这个观点现在看来颇值得商榷，因为1990年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库什遗迹（Kush） [71] 考古发掘出了13世纪的咖啡豆。目前，我们还有许多相关问题无法解决，比如这些咖啡豆是如何到达波斯湾的？这个发现是偶然的孤证还是大规模商业交流背景下的冰山一角？波斯的著名医生和学者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 [72] 似乎曾给出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提示，但其有效性在学界仍备受争议。阿维森纳在自己的经典著作《治疗论》（ AlGanum fit-Tebb ）中提到过一种植物，并问道：“什么是‘bunchum’？”“bunchum”一词的发音与阿姆哈拉语中的“bunna”极为相似。显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种什么植物，因为他马上自问自答道：“有人说它来自阿尼盖伦（Anigailen）。” [73] 文中还暗示在也门也可以找到这种植物。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bunchum”到底是不是咖啡，但与考古发掘出的蛛丝马迹相联系，或许可以令我们产生一个模糊的设想：咖啡远远早于15世纪就在阿拉伯半岛为人所知了。
咖啡出现于红海以北的时间不会迟于15世纪末，因为1497年一位来自西奈半岛（Sinai-Halbinsel）南部的叫作“Tûr”的商人在书信中提到过咖啡。 [74] 16世纪下半叶，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地区的交流已愈发频繁，非洲的咖啡则主要通过位于今索马里的港口泽拉（Zaila）输入红海。除了输送咖啡以外，这里还是来自印度和印度洋其他地区的货物运往红海的中转站。咖啡的需求在这一时期远远大于供给。卡法在1600年之前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这种状况不仅因为咖啡饮品愈发流行，还因为阿比西尼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局部冲突愈演愈烈，内战、一些部落的暴力扩张以及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武装对抗层出不穷。 [75] 但即便有这些内部阻力和来自竞争对手也门的挑战，非洲的咖啡出口在17世纪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所以到了1690年代，在夏尔·雅克·蓬塞得知阿比西尼亚和也门间的咖啡贸易后，便认为欧洲也应该效仿也门与非洲北部地区进行贸易往来。
在那里（红海）进行的贸易对他们（也门人）非常有利。因为我听说除了黄金、灵猫香膏和象牙等贵重货物，阿比西尼亚人并不重视芦荟、没药、肉桂、罗望子以及咖啡等物。他们收购这些运往也门或阿拉伯菲利克斯 [76] ，那里的商人想要这些货物…… [77]
当时，欧洲和也门的贸易发展得如火如荼，蓬塞则发觉了红海彼岸非洲国家的贸易潜力。
到了18世纪，也门生产的咖啡豆获得了绝对的市场地位，世界各殖民地的咖啡种植业快速发展，非洲逐渐失去了咖啡贸易领域的国际地位。19世纪时，非洲东北部地区开始寻找与世界市场再次联系到一起的途径。也是在这一时期，咖啡种植开始逐渐向卡法以外的地区蔓延。绍阿省（Provinz Shoa）、恩纳里亚（Enarya）、戈贾姆（Gojjam）以及塔纳湖（Tana-See）沿岸都是从这时开始种植和输出咖啡的。哈拉尔周边地区则发展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咖啡种植区。其间，欧洲人于阿比西尼亚南部获得了许多大庄园，并在那里建立了咖啡种植园。1910年，连接阿比西尼亚和吉布提港的铁路竣工，对当地的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78] 咖啡得以从马萨瓦（Massawa）和柏培拉（Berbera）出口；此外，为数不少的欧洲武器也是从这里输往阿比西尼亚的。少量的咖啡豆则流向了阿拉伯的吉达，在那里，传统的亚洲国家间贸易与穆斯林朝圣紧密相连。至于阿比西尼亚，其咖啡消费在19世纪依然低迷，这主要缘于生活在该国北部的“科普特基督徒（koptischer Christ）” [79] 出于宗教原因而拒绝饮用咖啡。 [80] 直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些基督徒才逐步放弃了传统上的矜持，即拒绝饮用咖啡，咖啡在该国的销量也才开始有所起色。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咖啡市场都更加偏爱这种埃塞俄比亚庄园式种植的咖啡。咖啡的故乡卡法则逐渐落后于时代，仍然采取先野外采集咖啡植株，再带回进行分散花园式种植的方式。与种植园生产的质量稳定的咖啡豆相比，小规模农业种植生产的咖啡豆彻底失去了竞争力。1960年的一本咖啡手册曾对卡法的咖啡评价道：
在本地的小型咖啡园中，（原住民）用非常原始的方式开垦土壤……收获方式仅限于收集掉落的咖啡樱桃。这些咖啡被漫不经心地置于阳光下晒干，装袋则常常在没有进行分类且仍然潮湿的状态下进行。其质量优劣取决于当年的天候变化。 [81]
尽管卡法能够产出品质优异的特色咖啡，土质和气候也非常适宜咖啡植株，但加工技术落后和运输路线不畅使其难以融入国际咖啡市场。在原始森林中进行自然种植既意味着对环境无害，同时也意味着植株稀疏、产量低下。这种方式每公顷土地只能种植500～800株咖啡灌木，每公顷产量则在300～500公斤之间。 [82] 总而言之，源自卡法原始森林的咖啡在这一时期已变得毫无竞争力。
幸运的是，这种悲观的境况现已完全改变，目前“生态多样化”和“小规模种植”已非缺陷而是空前地成为产品的竞争力。 [83] 自1990年代以来，卡法省的咖啡在漫长的低迷后终于迎来了复苏，运输问题也因邮购业的发展与咖啡商店这种销售模式而得以解决。在这一背景下，今天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邦加周边生长着的阿拉比卡咖啡具有不可替代的遗传多样性，而且这些品种无法在种子银行中加以保存。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山地雨林在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中得以幸存，是现存最大的山地雨林之一。1999年以来，在“《地理》杂志热带雨林保护计划（Geo schützt den Regenwald e.V.）”项目的推动下，人们尝试将保护雨林与保护咖啡植株遗传多样性结合到一起。在所谓“参与式森林管理（partizivatives Waldmanagement）”框架的帮助下，当地居民能够可持续地使用森林资源，进而实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交换，当地人需要承诺抵御外来拓荒者与盗伐者。该项目还提供颇具吸引力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咖啡，希望借此使他们意识到森林的经济价值。
虽然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收获作业比在植株整齐的种植园中困难得多，但来自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野生咖啡具有独特的香味，其高昂的价格自然也确有所值。营销协会“卡法咖啡农联盟（Kafa Coffee Farmers Union）”于2005年成立，该机构除了负责收集分散种植于各处的咖啡并销往海外，还负责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质量管理，以及确保咖啡农可以获得稳定且充分的收入。在“公平贸易认证（Fairtrade-Zertifikat）” [84] 的支持下，现在每年约有180吨野生咖啡豆通过该组织出口到欧洲国家。
咖啡不但再次成为卡法省大获成功的出口商品，而且仍然代表着那里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当地人有很多种享用“bunna”的方式，除了加奶或不加奶，加糖或不加糖以外，偶尔还会跟茶调在一起饮用。他们有一套精心繁复的咖啡社交礼仪，这种礼仪在盛大的节日里更是可以持续上数个小时——调制咖啡照例仍会使用事先准备好的生咖啡豆。首先，以小平锅在席前现场烘焙，将咖啡豆焙成我们司空见惯的黑褐色；其次，用研钵将其磨碎；最后，将咖啡粉倒入长颈咖啡壶，以沸水冲泡。 [85] 在这里，我们可以见证一项仍具生命力的古老传统。它穿越了时间，令我们恍惚感觉500年前的生活与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也跨越了空间，几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了阿拉伯世界。
[1] Cowan， Social Life of Coffee ，S.22.
[2] 1941年，英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意属东非，迫使其投降，并推翻了意大利的统治，阿比尼西亚再次独立，海尔·塞拉西一世更国号为“埃塞俄比亚（Ethiopia）”。
[3] A Voyage to Arabia Fœlix ，S.246.
[4] 指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共和国和2011年从该国中独立出来的南苏丹共和国。
[5] 一种对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一系列古文明的泛称。它们约始于公元前8世纪，迄于公元后6世纪，包括但不限于古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明。
[6] 即鲁文佐里山脉（Ruwenzori-Gebirge），位于今乌干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处。
[7] Paul B.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New York 2000.
[8] Dieter Woelk， Agarthachides von Knidos. Über das Rote Meer.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Diss. Phil.，Bamberg 1966；Wilfred H. Schoff（Hg.），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æan Sea. Travel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y a Merchant of the First Century ，London-Bombay-Calcutta 1912.
[9] Woelk， Agarthachides ，S.23f.
[10] 即奥斯曼帝国的哈贝什行省（Habeš eyāleti），其在当时被基督教世界讹称为“阿比西尼亚”。
[11] 系一位在12～17世纪流传于欧洲的虚构人物，是传说中政教合一的领袖。一般认为他是从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屡次挫败中诞生的理想形象。
[12] C. F. Beckingham und G. W. B. Huntingford（Hgg.）， The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 A True Relation of the Lands of the Prester John be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Ethiopia in 1520 written by Father Francisco Alvares ，2 Bde.，Cambridge 1961；Ulrich Knefelkamp， Die Suche nach dem Reich des Priesterkönigs Johannes，dargestellt anhand von Reiseberichten und anderen ethnographischen Quellen des 12. bis 17. Jahrhunderts ，Gelsenkirchen 1986.
[13] Reiner Klingholz，Wo die wilde Bohne wächst，in：Geo，1/2003，S.49f.
[14] Max Grühl， Vom heiligen Nil. Im Reich des Kaisergottes von Kaffa ，Berlin 1929，S.254f.
[15] Ebd.，S.255.
[16] Klingholz， Wo die wilde Bohne wäachst ，S.49.
[17] Werner J. A. Lange，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Gonga（Southwestern Ethiopia） ，Wiesbaden 1982，S.180.
[18] Ebd.，S.188，Lange verwendet die Schreibweise “Minğiločči”.
[19] Ebd.，S.299f.
[20] 阿拉伯地区的一种苦味咖啡饮品，流行于今阿曼等地，人们会加入小豆蔻和利班酪乳搭配饮用。其中，“利班酪乳（Laban）”的工艺原理等同于“希腊酸奶（griechischer Joghurt）”，即所谓的“脱乳清酸奶（Siebjoghurt）”，其黏稠度介于酸奶和奶酪之间，但依然保留了酸奶独特的酸味。此外，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Laban”也可被用来指代其他发酵乳品饮料，比如酸奶或酸奶饮料，甚至质地与干酪较为相似的“Labneh”［一种酸奶或奶油奶酪的替代品，常被涂抹在面包、贝果（Bagel，又称“百吉饼”）或新鲜皮塔饼（Pita，又称“阿拉伯薄面包”或“口袋饼”）上食用，是中东地区早餐上的常客］。
[21] Lewis J. Krapf， Travels，Researches，and Missionary Labors，during an Eighteen Years’Residence in Eastern Africa... ，Boston 1860，S.46.
[22] Beckingham/Huntingford，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 ，S.458.
[23] 位于今法国境内，毗邻瑞士。
[24] 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创立于1534年。该会修士并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的制服等，而是仿效军队编制，建立起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教团，以致力于传教和教育，并积极宣传反对宗教改革。其在18世纪发展到顶峰后遭到欧洲各国的广泛抵制，并于1773年被教宗克莱孟十四世（Papst Clemens XIV）解散，后由教宗庇护七世（Papst Pius VII）在1814年恢复。
[25] Derick Garnier， Ayutthaya. Venice of the East ，Bangkok 2004，S.111-32.
[26] Antoinette Schnyder-von Waldkirch， Wie Europa den Kaffee entdeckte. Reiseberichte als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affees ，Zürich 1988，S.210f.
[27] Charles Jacques Poncet， A Voyage to Aethiopia ，London 1709.
[28] 其中文学名是“香桃木”。
[29] Zit. n.：Schnyder-von Waldkirch， Wie Europa den Kaffee entdeckte ，S.94.
[30] A Voyage to Arabia Fœlix ，S.246：“... but that Description，where the Plant in Question is compar’d to the Myrtle，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Coffee-Tree，which our People have seen in Arabia，that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 in the Matter；...”
[31] 又称“信义宗”，系基督新教三大教派之一，是以德意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的统称。该教派强调“因信称义”和《圣经》的权威，主张建立不受罗马教廷统辖的教会。
[32] Krapf， Travels ，S.49.
[33] Friedrich J. Bieber， Kaffa. Ein altkuschitisches Volkstum in Inner Afrika. Nachrichten über Land und Volk，Brauch und Sitte der Kaffitscho oder Gonga und das Kaiserreich Kaffa ，Bd. 1，Münster 1920，S.9f.
[34] 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方济会（Franziskanische Orden）的一支，由意大利修士马泰奥·达·巴朔（Matteo da Bascio）于1525年创立。该修会主张回归方济会初创时的简朴状态和清贫苦行，是罗马教廷反对宗教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
[35] Lang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Gonga ，S.306f.
[36] Ebd.，S.11.
[37] Ebd.，S.VIII.
[38] 在埃及历史的前王朝时期（Vorgeschichte，约公元前4000～约前3100），埃及形成了上埃及（Oberägypten）与下埃及（Unterägypten）两个王国。它们以孟斐斯（Memphis）为界，尼罗河上游南方地区，即南起今阿斯旺（Assuan）北部至今阿特菲（Atfih）为上埃及；下游北方地区，即南起今开罗（Kairo）北部至地中海尼罗河入海口为下埃及。
[39] Grühl， Vom Heiligen Nil ，S.263.
[40] Ebd.
[41] Ebd.，S.241.
[42] Ebd.，S.244.
[43] Ebd.，S.242.
[44] Ebd.，S.242f.
[45] Krapf， Travels ，S.47.
[46] Bealer/Weinberg， World of Caffeine ，S.4.
[47] Grühl， Vom Heiligen Nil ，S.251.
[48] 由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于1858年在《讨论物种形成变异的趋向；以及变异的永久性和物种受选择的自然意义》（ On the Tendency of Species to form Varieties；and on the Perpetuation of Varieties and Species by Natural Means of Selection ）一文中首先提出，指生物在自然条件下不断地发生变异，有利于生存的变异逐代地累积加强，不利于生存的变异逐渐被淘汰的现象。
[49] Klingholz， Wo die wilde Bohne wächst ，S.50.
[50] 系描述某一范围内某物种“基因库（Genpool）”广度的术语，遗传基础越狭窄意味着该物种的基因库越小，遗传多样性也就越差。对咖啡等经济作物而言，遗传基础越狭窄就越容易受到环境的威胁；人们通常会利用杂交或诱发基因突变等方式拓宽相关品种的遗传基础。
[51] Coolhaas/de Fluiter/Koenig， Kaffee ，S.286.
[52] Klingholz， Wo die wilde Bohne wächst ，S.48，58.
[53] 一种曾在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流通的旧制银币，最初由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模仿法国银币铸造。因地区与时代的不同，每枚格罗特的重量与价值差异很大。总体而言，二者在13～19世纪间持续走低。在克拉普夫生活的时代，英国政府发行的1格罗特重约1.9克，价值约合4便士。
[54] Krapf， Travels ，S.55.
[55] Bieber， Kaffa ，S.377.
[56] Ebd.，S.376ff.
[57] Klingholz， Wo die wilde Bohne wächst ，S.50f.
[58] Bealer/Weinberg， World of Caffeine ，S.3.
[59] 此称呼带有贬义，该部族自称“奥罗莫人（Oromoo）”。他们主要分布在今埃塞俄比亚南部、肯尼亚东部和北部以及索马里的西南边境地区。
[60] Zit. n.：Bealer/Weinberg， World of Caffeine ，S.4：“The Gallæ is a wandering nation of Africa，who in their incursions to Abyssinia，are obliged to traverse immense deserts，and being desirous of falling o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at country without warning，carry nothing to eat with them but the berries of the Coffee tree roasted and pulverized，which they mix with grease to a certain consistency that will permit of its being rolled into masses about the size of billiard balls and then put in leathern bags until required for use.”
[61] 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标准口粮之一，至今仍在生产销售。“Scho-Ka-Kola”反映了其中的三种主要成分，即巧克力（Schokolade）、咖啡（Kaffee）和可乐果（Kolanuss）。
[62] Ralph Hattox，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 ，Seattle 1985，S.16.
[63] Ebd.，S.17.
[64] Schnyder-von Waldkirch， Wie Europa den Kaffee entdeckte ，S.94.
[65] Richard Francis Burton， 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Or，an Exploration of Harar ，London 1856，S.353：“In the best coffee countries，Harar and Yemen，the berry is reserved for exportation. The southern Arabs use for economy and health-the bean being considered heating-the kishr or follicle. This in Harar is a woman’s drink. The men considering the berry too dry and heating for their arid atmosphere，toast the leaf on a girdle，pound it and prepare an infusion.... The boiled coffee-leaf has been tried and approved of in England；we omit，however，to toast it.”
[66] Grühl， Vom heiligen Nil ，S.264.
[67] Ebd.，S.265f.
[68] Bieber， Kaffa ，S.254.
[69] Ulrike Schuerkens， Geschichte Afrikas ，Köln-Weimar-Wien 2009，S.106.
[70] Henze， Layers of Time ，S.20.
[71] 位于阿联酋，与北非的库施（Kush）发音类似，但并非同一地点。
[72] 本名伊本·西那（Ibn Sina），在欧洲以“阿维森纳”之名广为人知。
[73] Heise， Kaffee und Kaffeehaus ，S.11.
[74] Tuchscherer， Coffee in the Red Sea Area ，S.51.
[75] Ebd.，S.52.
[76] 其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也门、阿曼、阿联酋以及沙特阿拉伯的部分地区。
[77] Zit. n.：Schnyder-von Waldkirch， Wie Europa den Kaffee entdeckte ，S.94.
[78] Tuchscherer， Coffee in the Red Sea Area ，S.65f.
[79] “科普特（Kopte）”意指“埃及人”，源于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时穆斯林对当地人的称呼。“科普特教会（Koptische Kirche）”是北非古老的教派，属于东派教会，至今仍维持着独特的宗教礼仪。该教派的建立可追溯至公元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Konzil von Chalcedon）。“神人二性论”，即“认为基督具有同等完整的神、人二性，二性互不混淆、互不割裂，并合于一个位格”就是在此次公会议上被确定的；同时，迦克墩公会议还将君士坦丁堡长老暨修道院院长优迪奎斯（Eutyches）提倡的“基督一性论（Eutychianism）”定为“异端”。尔后，科普特基督徒拒绝接受“异端”界定，并向东罗马帝国发动起义。自此该教会与东派教会逐渐分离，进而形成了独立的一性论教派。
[80] Ebd.，S.55f.
[81] Coolhaas/de Fluiter/Koenig， Kaffee ，S.286.
[82] Wintgens， Coffee ，S.397.
[83] 目前，埃塞俄比亚共有四种咖啡种植方式：森林咖啡（Forest Coffee）、半森林咖啡（Semi-forest Coffee）、田园咖啡（Garden Coffee）以及种植园咖啡（Plantation Coffee）。卡法咖啡属于第一种，即以传统的森林小农方式种植的阿拉比卡咖啡。与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咖啡产品一样，卡法咖啡在销售时仅标以“原生种（heirloom）”或标明“卡法森林农民合作联盟（Kafa Forest Coffee Farmers Cooperative Union）”而无具体的品种标识。这一方面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的品种过于繁杂，地方种植者无力以现代生物学标准一一分类；另一方面也是政府为限制本国咖啡品种外流而有意为之。
[84] 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创立于1997年，是一个以产品为导向的具非营利性的伞形多利益相关者组织。其旨在通过贸易改善并促进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即在公平贸易工作以全球战略为指导的前提下确保所有农民都能获得生活收入，所有农业工人都能获得生活工资。自2004年1月起，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已分离为“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 International）”和“公平贸易认证组织（FLO-CERT）”。截至2022年7月，全世界共有25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平贸易组织/公平贸易营销组织（National Fairtrade Organization/Fairtrade Marketing Organization）和3个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s）参与其中——所推广的产品主要包括咖啡、茶叶、可可、香蕉、鲜花、茶和糖等——它们负责在本国、本地区和所掌控的销售领域内推广“国际公平贸易认证标章”，组织订定和审查公平贸易认证标准，以及协助生产者在市场上获利并维护认证标章的权利。
[85] Klingholz， Wo die wilde Bohne wächst ，S.5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