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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世纪里，阿文提诺丘陵地区的部落改变了地中海盆地和西欧的版图。从共和国时期到帝国时期，古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张。最终，古罗马形成了一个从今天的英国到中东再到北非的地理区域。这个地区在同一旗帜下融合了不同民族和特定文化。伊特鲁里亚人是公元前800年占领意大利半岛的一个族群，他们留下了许多服装的历史痕迹。古罗马人的统治始于雅典民主的黑暗时期，尤其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后。由于古罗马人统治的地中海地区之前处于古希腊的统治之下，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服装体现的更多的是穿戴者本人的身份，古罗马世界的扩张为这一点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乍一看，古罗马时尚体现着一种奢侈生活，因为它似乎只触及贵族阶层，但事实并非如此。各个阶层都受其影响。当然，平民并不创造时尚，但资料表明他们追求时尚，因为穿着时髦意味着他们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虽然“时尚”一词在古罗马帝国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但这种现象的重要性足以使之被命名为“仪式”（ritus）或“习俗”（mos），这些词通常伴随着作为衍生词的“新”（novus）。强调新颖性意味着接受行为举止的更新。但新生事物总会令人恼火：古罗马人痴迷于传统的美德，不想玷污它。
古罗马人的统治增加了外来者的数量。早在公元前50年，古罗马人就不再仅仅意味着帝国中心的罗马人，而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战争失败或胜利，导致文化影响遭到拒绝或被接受。与外国人的结识和面对面交往为服装提供了丰富化的机会。因此，立法者总是试图衡量和调整这些交往活动以确保秩序，防止罗马的本质遭到破坏。罗穆卢斯城（Romulus）是一个大都会，中国丝绸、埃塞俄比亚黄金和泰尔骨螺紫织物被源源不断地运至该城的港口。小麦有专用的仓库，服装也有。商人、劳动者和行业组织起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就像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并不是这些变化的牺牲品。服装既装饰人的身体，也为人性增添了光彩。想要取悦、想要被人注意、想要与众不同、想要创造一种新的身份……这些欲望就是古罗马时尚以及道德家与进步主义者之间争论的根源。 [1]
与对古希腊世界的研究相比，对古罗马时尚的研究要顺利很多。古罗马文化经常被拿来与古希腊文化相比较，但前者更加颓废和奢华。最重要的是，古罗马文化的相关资料来源更加丰富，见证人也更多。与此同时，对它们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设想一种真正的关于外表的文化，以及一种差别化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化。喜剧作家普劳特（Plaute，公元前245年至前184年）讲述了新兴时尚女性的生活方式，她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新词，以便“每年给自己的衣服命名：束带、小衬衫、绣花长袍、金盏花色衣服、藏红花色衣服、王室式样的衣服、外国式样的衣服和蜂蜜色的衣服”。服装的供应方非常稳定，而且持续更新。普劳特在《埃皮埃库斯》（ L’Épidicus ）中补充道：“像黄疸一样蔓延。” [2] 显然，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件时髦的古罗马风格的披肩（palla）罩在袍子外面。希腊斗篷也被妇女们采用并发展出不同的样式，女人们所倡导的事物更容易被接受。然而，把握分寸才是最重要的。作家特图里安（Tertullien，160-220）回忆说，提贝里乌斯（Tibère）威胁那些在公共场合脱掉笨重的斯托拉袍（stola）的主妇。但要想禁止新时尚并没有那么容易，它们无所不在，无法压制。 [3] 为了获得这些诱人的新奇事物，古罗马人进口、制作和分销服装，利用帝国的资源和技术来改变人们的穿着。
从共和国时期到帝国时期，古罗马世界的扩大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贸易关系、海路的发展和对外征程都伴随着古罗马人服装的变化和个性化。人们针对东方世界组织了非常危险的探险活动，一直到达远东地区。古罗马对古希腊的统治标志着对古希腊政权的彻底摧毁和科林斯作为商业权力中心的终结。与此同时，亚洲也被古罗马征服。地中海主要港口城市迦太基从西庇阿（Scipion）在公元前146年获胜后一直处于没落的状态，商品流入世界的新中心罗马。意大利商人在小亚细亚沿地中海地区安顿下来。古罗马政府像一位乐队指挥家，用提洛岛（Délos）取代了科林斯。公元前166年以后，提洛岛一直是自由港，作为一个不受外国统治的国际城市，这座岛屿成为东地中海的交易中心。它欢迎来自不同族群的商人，意大利人只在重大方向上进行把控。这种中立使贸易关系得以发展，并扩大了市场。从黑海到亚历山大城，大型商业中心不断发展，将奢侈品源源不断地送进罗马。亚历山大港最终赢得了地中海最大港口的称号。在这个罗马人与希腊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交汇的国际化都市，贸易主要由犹太人经营，当时犹太人占总人口的40%。亚历山大港的活动尤其受到连接埃塞俄比亚的道路的刺激，大量黄金、祖母绿、紫晶和翡翠从那里流入。当然，由于海盗、恶劣天气、流行病和战争，财富很可能在一天之内蒸发。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们在通往时尚的路上前赴后继，甚至丢掉性命，这反而使人们更加狂热。 [4]
不同来源和制作工艺的纺织品蕴含着许多奇思妙想。虽然羊毛在意大利半岛很常见，但出产细羊毛的母羊和出产普通羊毛的母羊并不相同。前者被封闭饲养，羊毛更加纤细柔软。羊毛产地的地理分布非常清晰：有些羊毛来自塔兰托和阿普利亚，有些是从国外进口的。瓦罗（Varron，公元前116年至前27年）和马提亚尔（Martial，40-104）就曾夸赞过小亚细亚米利都羊毛的质量。至于亚麻，据老普里尼记载，它最初在伊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被种植，后来直接从中东进口。印度亚麻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流行了。东地中海贸易的发展使人们能够买到用于生产居家长袍、手帕和丝巾的精细布料。埃及、叙利亚和齐里乞亚是著名的生产中心。棉花的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它比亚麻更适合染色，但很少用于制作除薄纱以外的服装，当时棉花的高昂价格使它被视为奢侈品。不过，无论如何，最精致的面料仍然是丝绸。
在公元前66年与安息帝国交战后，古罗马帝国开始使用奢华而闪亮的丝绸。它的质量因产地而异。亚述的丝绸纤细、透明，呈黄色；中国的丝绸则以它的雪白著称。科斯的丝绸有点像亚述的丝绸，虽然也曾获得一定成功，但它的吸引力很快就减弱了。事实上，它的质量似乎很差，科斯的蚕吃的恐怕不是桑树的叶子。丝绸通常被染上颜色并带有刺绣，它的价格极其昂贵。根据蒂比勒（Tibulle）、奥维德或奥拉斯的说法，在奥古斯都（Auguste）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丝绸成为顶级奢华的代名词。在织造过程中，中国丝绸经常与亚麻或棉花混合，令纺织品更轻、更便宜。早在1世纪，这种时尚就已经对使用者造成影响，以至于提贝里乌斯试图通过参议院禁止男性穿这种材质的衣服，因为它会让他们变得女性化……然而，根据苏埃托尼乌斯 [5] 的记载，奥古斯都的继任者卡利古拉（Caligula）正是第一个穿丝绸材质衣服的男人。禁止或诋毁恰恰说明了压制的失败……根据杰罗姆（Jérôme）的说法，3世纪，丝绸令古罗马人着迷。值得说明的是，罗马本地之所以没有发展丝绸业，是因为古罗马人不了解养蚕的秘密，这个秘密一直被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直到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en）时期养蚕业得到发展，拜占庭才终于成为一个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
那么，与蛮族有关的兽皮和毛皮在集体的想象中又是怎样的呢？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文献对它们置之不理，或与非文明世界相提并论，似乎对大众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来自东方灵感的华丽面料才能使人们真正脱颖而出。然而，正如戴克里先（Dioclétien）在公元前3世纪所写的那样，毛皮业实际上也得到了发展。皮革的种类多种多样，包括牛皮、山羊皮、绵羊皮、鹿皮、狐狸皮、鬣狗皮和豹皮。皮衣在5世纪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进入罗马，最终在416年被禁止。毫无疑问，它们应该被视为高贵和奢侈的代表，因为意大利的气候其实并不十分适合穿着皮衣。与此同时，可供选择的染料也种类繁多。它们来自位于今天黎巴嫩的西顿（Sidon）或泰尔（Tyr），这些城市的财富主要源于与远东的贸易。最受追捧和最昂贵的染料是紫色系染料，涵盖了从紫色到蓝色再到石榴红的色调。紫色系染料需要由技巧高超的工匠从大量骨螺中提取并制作，这证明了它的价格是合理的。此外，进口不仅涉及原材料。东方商人在船舱里装满了服饰成品，尤其是妇女特别喜欢的薄纱。 [6]
与此同时，时尚产品的供应商越来越多。缩绒工、绣工、金匠、流苏工匠，粉色、橙色、黄色和紫色织物的染色工，亚麻织工，流动的内衣、鞋、皮具匠人以及凉鞋制造商如潮水般涌入城市中心，共同积极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些服装仍然在私人领域进行生产，商店只提供成品。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传播是在行业协会和专门从事服装制造的地方进行的。产品显示，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已经发展出一定的技能，并使变化成为可能。虽然我们尚不清楚劳动者的等级和专业化程度，但他们肯定属于一个行业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一些人掌握了缝纫、染色、做木雕、宝石镶嵌、十字绣等技能。
当然，时尚不仅仅涉及漂亮的衣服。古罗马城市也有理发店，顾客多为中产阶级；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妇女的头发则由她们的奴隶打理。奴隶在女主人家里为她清洗身体、脱毛、化妆、穿衣、搭配饰品和做头发，显然拥有特定的技能。古罗马允许人们开设布料工坊、香料工坊和玻璃工坊。这些制造时尚产品的工坊的发展对帝国来说很有吸引力，帝国也有兴趣投资这些产品的制造业。到383年，时尚的布局已初见端倪。当时格拉提安（Gratien）、瓦伦丁二世（Valentinien Ⅱ）和狄奥多西（Théodosius）把紫色系的织物变为国家垄断的产品。古埃及成为古罗马皇帝的领地并为帝国提供财富。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到安敦尼王朝，制鞋厂成倍增加。凉鞋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最珍贵的凉鞋是用黄金和宝石装饰的。博洛尼亚（Bologne）提供了特别受欢迎的产品，一些老板因此赚得盆满钵满。马提亚尔提到了一家鞋厂，这家鞋厂的经营者非常富有，可以为竞技比赛免费提供产品。 [7] 最后，帝国的领土上到处都是集市，商人们聚集在一起出售他们的产品。波尔多、里昂和阿尔勒、马赛、索恩河畔夏隆、迦太基、马拉加、安提奥什和泰尔都是交流时尚和新鲜事物以及交易增长的地方。当时时尚领域的这种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扩张对服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许多文化中，他者参与制定着装的规范。罗马人的征服突出了被征服者的异质性。蛮族是被污名化的：赤身裸体的高卢人留长发、无胡须或蓄须、像东方人一样戴着项圈；达西亚人和日耳曼人穿着肥大的裤子、长袍、披风，戴弗里吉亚帽，留着长发和毛茸茸的胡须。女人的头发在风中飘扬，肩膀或胸部露出。古罗马公民身份便建立在这种种族或地理差异的基础之上。演说家意识到衣服是灵魂的镜子，他们利用夸张的皱褶突出舞台效果，演讲时用清晰、有力的手势表达情绪，身上的托加袍（toge）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8] 在日常生活中，衣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穿着者的社会地位。贵族有别于公民，公民则不同于奴隶。 [9]
凉鞋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地位与教化之间的联系。早期的古罗马凉鞋与古希腊凉鞋相似，不分左脚和右脚。同样，它们的使用也受到穿着者社会阶层的限制。随着帝国扩张到古希腊、古埃及和北欧，凉鞋的种类也在增加。卡利加（caliga）厚鞋底由钉着钉子的皮革制成，以希腊卡利基奥伊鞋（kalikioi）的名字命名，只供军队使用，在向北的长途跋涉中，保护着古罗马百夫长们的脚。但当坏天气、泥泞的道路和积雪迫使他们穿上保护性能更好的鞋子时，凉鞋在西方越来越不受欢迎。
2世纪，随着帝国的力量逐渐削弱，凉鞋变得不那么复杂，由简单的V形皮带构成。贵族穿着高帮红色皮鞋，这种鞋由黑色皮带和新月形象牙扣固定。参议员们穿着同样的鞋子但它们没有扣。在帝国统治下，鞋扣变成了一种高贵的饰物，皇帝把它们赠送给宠臣。女性不穿凉鞋，而穿着软皮“白鞋”，以掩盖“畸形的脚”。同样，人们用缠带子的方法遮住双腿的干燥皮肤。 [10]
基督教道德的日渐强势标志着古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没落。暴露身体变成了一种罪恶。3世纪，亚历山大的圣克莱门特（Saint Clément）向女性宣讲谦卑，禁止她们露出脚趾。在拜占庭，人们通过穿鞋来遮住双脚。古罗马风格的凉鞋为教会高级公职人员特有，凉鞋上的装饰仅限于最高级别的官员使用。
每个人都穿着长及膝盖的希顿袍。一种垂直的紫色条纹包住希顿袍两襟的边，以显示穿着者的社会地位。皇帝和参议员佩戴的紫色带比骑士的宽。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色带（clavi）的位置和宽度就一直在变化。最后，地位高的人的衣服上都有这种色带。一开始，这种标志并不涉及普通公民和奴隶，但后来色带变得越来越普遍。在私人领域之外，人们穿着有或没有兜帽的斗篷。 [11] 除了穿长袍，公民还穿托加袍，这种袍子既是必备的服装单品，也是公民的象征。人们把白色羊毛面料切成半圆形，直边搭在肩膀上，然后包裹背部，再搭过右臂，最后绕回到胸部和肩膀。根据穿着者的财力，长袍上有不同深度和宽度的褶皱。从共和国时期到帝国时期，它一直发生着变化。在共和国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它长达5.6米、宽2米。把一块布料制作成衣服需要一种特别复杂的技术，将身体转化为真正的“建筑”。在不同的政治或宗教场合，面料、装饰和颜色各不相同。对共和国时期的古罗马法官候选人来说，白色托加袍代表一种合乎社仪的风度，关系到穿着者的威望和地位。最后，在古文明时代晚期，托加袍变成了一种以质地、样式和颜色著称的服装。男性用晚餐时穿着的组合套装（synthesis）是公民服装的替代品，因为在这种场合穿托加袍太笨重了。长袍外面系着一条斜挎皮背带，这样就可以把上身从罩衫里脱出来，同时解放手臂让它们自由活动。长袍和组合套装反映了一种适应社会地位和等级的生活艺术。 [12]
乍一看，袍子似乎是中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表明态度，它还明确了个人的性别。古罗马的女性服饰与希腊化时代的古希腊服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衬袍的外面罩着长袍。与古希腊的希顿袍非常相似，人们把一件古希腊希玛纯（himation）风格的披肩披在最外面。这些衣物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共和国时期结束后，罗马妇女开始穿紧身胸衣，让胸部看上去不那么丰满。自由和已婚的妇女在公共场合穿着斯托拉袍。这种长袍的腰部或胸前系着腰带，是谦逊和克制的象征。服装把古罗马女人与奴隶、外国女人、小女孩区别开来。古罗马公民的孩子穿得与成年人一样，男孩和女孩都穿着镶紫色边的托加袍。大约15岁时，男孩们开始穿父亲的托加袍，它是公民身份的标志。罗马的男孩与其他地方男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戴着一种类似球形的项饰，里面放着他们在被取名时得到的护身符。同样，女孩从青春期开始穿母亲的衣服。 [13]
服饰是一种歧视性的标志，它使穿着者的身份很容易被识别。托加袍是公民的“制服”，它与所谓蛮族服装或外国服装之间的差别令它得以保留罗马的价值。服饰创造了一个由相同点和差异组成的关系体系。它表明地位、年龄、性别、所属群体、优越感和自卑感。因此，服饰被穿戴者用来凸显自己。在《雄辩术原理》中，昆体良（Quintilien）强调了在演说中手势和托加袍相结合的视觉效果。 [14] 这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为了保持体面和尊严，演说者不应该模仿女人或演员。 [15] 从这层意义来看，托加袍成就了古罗马公民，但这还不够。服装的个性化被广泛采纳，以凸显一个想要与众不同的自我。
作为一种承载强烈政治符号的服装，托加袍很少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向研究古罗马时尚。从理发到剃须，古罗马人有很多体现差异性的机会，这些对毛发的修饰在被实践的同时，也经常受到批评。
不同时期的毛发造型有很大差异。共和国时期，男人通常蓄须，在帝国时期胡须则剃得很干净，直到蓄着胡须的哈德良（Hadrien，117-138）继位。第一次剃须标志着男孩进入生命中的重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家庭都会举行一场仪式，在仪式中，男孩的毛发被供奉给神。时尚的变化通常是由有影响力的人物引起的。由亚历山大发起的古希腊式剃须时尚，在惩罚性战争结束后由西庇阿倡导而盛行。这种潮流尤其受到40岁以上男性的追捧，他们希望借此保持清洁并能显得年轻。年轻人则蓄着漂亮的胡子。苏埃托尼乌斯撰写的皇帝传记提供了许多关于胡须和发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与硬币上的肖像相比照。作者指出，奥古斯都“对打扮毫不在意，他很少关注头发，以至于每次会请好几位理发师一起帮他修剪头发以节省时间”。至于胡子，他有时让人修剪，有时让人刮剃，而修剪或剃胡子时他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写字。苏埃托尼乌斯之后还补充道：“他的头发有点卷曲，接近金色的头发与眉毛连在了一起。”
在64年货币改革之前，已经可以看到一种变化：人们的头发变厚，卷发变得更明显，卷曲的发绺一直垂到脖子处，搭配浓密的唇须和轻盈的长髯。此外，苏埃托尼乌斯指出，尼禄（Néron）的头发“接近金色”，“在穿着上他是如此的不顾尊严，总是把头发胡乱堆在头上，甚至在去亚该亚的旅途中让头发耷落在脖子后面”。尼禄是那些选择用卷发来展示自己的古罗马风格的皇帝之一，苏埃托尼乌斯不喜欢这种行为，他也不喜欢尼禄这个人。蓄须还能体现强烈的情绪。当屋大维（Octave）在公元前44年与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ée）决裂后，他通过蓄须来表达悲伤的情绪。如果一个人留着长长的胡子，会被贴上哲学家的标签。而哈德良选择蓄须是出于审美。他个子很高，身材很好，头发梳得颇有艺术感，留胡子以掩盖他脸上自出生时就有的疤痕。我们不可能知道哈德良的胡须下面是否真的有丑陋的疤痕，但在图拉真柱的浅浮雕上，他的形象确实是蓄着胡须的。蓄须的时尚一直延续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证明了蓄须不仅体现个人审美。起初，人们的头发很长，且不太被打理，但在古典时代，头发变得又短又平。除了尼禄的发型以外，其他人的发型都很简单。在安敦尼王朝，有些皇帝卷发或留着浓密的头发，但短发很快又恢复了流行。 [16]
女性的发型风格在公元前1世纪还相对简单，之后就变得非常复杂，甚至需要用到假发、发卷和辫子，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样式。由此可见，相对简单的服装会催生复杂的发型。人们通过发型很容易判断女性的年龄和地位。供奉女灶神的妻子和贞女——她们的一生都献给了女灶神维斯太（Vesta）——戴一种特殊的头饰。女人们交替使用人造发垫与窄带并用纱遮住。年轻女孩只是简单地把头发在脑后盘成发髻。这种发型仍然被教会的神父们推荐给处女和女性信众，作为一种谦卑的象征。在婚礼当天，新娘将6根辫子用发带绑在头顶以示贞洁。新娘的头上还戴着橙花和桃金娘编织的花冠，压住一层鲜艳的橙色面纱。在共和国时期，发型变得更加多样化：直到图拉真统治时期（98-117），卷发一直占主导地位，之后发辫又重新流行起来。如果说普劳特认为卷发是外国人的标志，那么在恺撒统治时期，它已经变成面容重要的装饰，并最终修饰了前额、太阳穴和脖子，最后像冠冕一样盘到头顶。讽刺诗人朱维纳尔（Juvénal，50-128）这样描述发型：“头发层层叠加，就像建筑上的构件。” [17] 但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待客时的特殊发型。奥维德解释说，每个女人都必须找到最能凸显她的价值的发型。头发可以卷曲地垂在胸前，或用珠串扎在一起、用金丝网罩住或者更简单地用带子打结。改变发型几乎不需要什么材料，普通女性也可以借此实现个性化。无论如何，人们在战神广场可以买到用日耳曼人的头发制成的假发。一些时尚用品以媲美黄金的价格出售，它们似乎是为贵族保留的，但也有可能被有经济实力的普通人重金购入。正如奥维德在《爱的艺术》（ L’ Art d’ aimer ）中所指出的，它们被用来增加发量或垫高头发，以掩饰缺发的部位或遮盖重新变黑的头发。 [18] 事实上，在帝国的早期，金发最流行，而罗马人则更喜欢棕色，人们千方百计让自己头发的颜色接近流行色。假发很好用，人们也可以染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漂染头发让颜色变浅。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使用高卢肥皂就可以让头发变浅，这是一种用山毛榉和动物脂制作的肥皂。 [19]
最后，从图拉真时代开始，复杂的发型逐渐消失。波浪形的卷发和耳朵被头巾盖住。服装和发型的潮流是由皇后们带来的，之后很快被罗马、意大利和外省精英阶层的女性追赶。 [20] 不过，在用辫子、丝带、发网和其他衍生的美发用品做发型之前，有必要先让身体做好准备。 [21]
奥维德总是乐于评价，他写道：“你的腿上不应该长粗糙的体毛。”古罗马人使用一种叫作沃尔塞拉（volsella）的青铜脱毛夹，大小从5厘米到11厘米不等。他们也使用脱毛膏，其中一种是由溶解在油中的沥青与树脂和蜡混合而成。男人和女人都脱毛。比如，奥古斯都用加热过的贝壳烧自己的腿毛。瓷器上的图案展示了脱毛方法，即用一盏小灯的火焰燃烧毛发。刮片（strigile）是一种弯曲的小锹，最初是伊特鲁里亚人在战斗后使用的，后来被古罗马人用来在温泉里清洁身体。如果磨得足够锋利，它还可以用来剃体毛。古罗马人喜欢没有体毛的身体。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还是重新考察了女性私处脱毛的形象。古罗马作品中的“三角地带”确实是脱毛的，但与其说是无毛，不如说是毛发稀疏。相反，腋下和双腿的体毛则完全被刮干净。和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也非常注重卫生，气味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22]
正如奥维德所解释的那样，腋下“浓重的羊膻味”和口中的鱼腥味需要想办法去除。人们对身体护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自古希腊元素在古罗马流行以来。人们用一种肥皂膏清洗身体，这种产品来自高卢，最初被用作治疗皮肤病。尽管公共浴池早就开始使用肥皂膏，但它一直到2世纪才真正得到普及。当时有两种肥皂可供选择，第一种以海洋植物灰为原料，通过沥滤矿物碱或苏打得到。第二种肥皂是软的，由植物碱或钾浸泡植物灰制成。我们可以看到，在多孔环境中使用水作为溶剂进行萃取的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应用于化妆品的生产了。
至于香料，它们被用来掩盖气味。18世纪，人们喜欢含吮一种玫瑰香糖遮盖口气，古罗马人则将海泥丸或常春藤及没药制作的药丸投入陈年时间过长的葡萄酒以吸收它不好的气味。香料作为一种化妆品在罗马帝国时期很受欢迎，但在古罗马王政时代很少使用。只有随着地域和文化的扩张，古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接触后，才学会欣赏香料。事实上，正是腓尼基人为古罗马帝国提供了各种异国香料。在共和国时期的最后阶段，香料的消费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和经济的衰退阻止了人们购买香料。早在1世纪，罗马人每年就消耗掉大约2500吨的乳香！与东方的联系促进了香料的流行，以至于在公元前189年，正如普林尼所指出的，香料被监察官明令禁止。一个世纪后的第二个类似措施表明，禁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起初，科林斯的鸢尾香是最受欢迎的，接着是菲塞利玫瑰香的流行。此后，不同地区的香料先后形成风潮：那不勒斯玫瑰（后来以此为基础发展出那不勒斯玫瑰香水）、西西里岛藏红花、柯斯岛榅桲和西班牙金雀花……人们在身体上涂抹混合了油和树脂的香料，产生一种厚重的防水层。同样的成分也用于身体和面部护理液的制备。 [23]
一种用于治疗晒伤皮肤的香料，也被认为是春药。据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éopâtre，公元前60年至前30年） [24] 曾利用它来吸引马克·安东尼（Marc Antoine）。在基督教、希伯来和伊斯兰文化中，希巴女王（Sabbat）使用来自也门的稀有香料来赢得所罗门国王的心。其中的没药已经凭借其特性成为传奇。此外，传说中穆罕默德的每一滴汗珠都变成了最珍贵的花朵——玫瑰。香精早已成为诱惑人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与西塞罗（Cicéron）意见一致的普林尼认为，香精除了取悦别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用处。
所有的奢侈品都是最多余的物品。事实上，珍珠和宝石无论如何还能传给继承人，织物至少能用上一段时间。而香精则会瞬间蒸发。对一款香精的最高评价是，当一个涂着它的女人经过的时候，那些忙于其他事情的人都会被它的香气吸引而停下手中的事。这种香精每磅要卖到超过40旦 [25] 。看吧，这就是取悦别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使用香精的人自己根本闻不到它的气味。 [26]
宜人的气味是罗马人追求的诱惑力的一部分，是美丽的一个基本标准。它是健康的标志，男女追求不同的香味。比如，在温泉浴场，罗马人每天都要在带香味的水里泡浴，并用鲜花制成的精油按摩。由于当时的化妆品散发出强烈的、往往令人不快的气味，女性会使用各种芳香产品。为了掩盖不好闻的气味，人们把香精倒进雪花石膏或玻璃小瓶中，或倒进缟玛瑙花瓶中，就像公元前1世纪法尔内西纳别墅的一幅壁画所展示的那样。 [27] 身体除味剂则由明矾、鸢尾和玫瑰花瓣制成。
正如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所指出的，古罗马有种类繁多的香精。
在今天最常见的香精中，根据人们的普遍看法，最古老的香精是由香桃木、菖蒲、柏树、海娜花、乳香、黄连木和石榴皮的精油混合制成的。我认为，最常见的香精是用随处可见的玫瑰调制的。长期以来，玫瑰香精的成分非常简单：橄榄油、玫瑰花、藏红花、朱砂花、菖蒲、蜂蜜、灯芯草、盐花或牛舌草，以及葡萄酒。同样的制作方法也适用于藏红花香精：加入朱砂、牛舌草和葡萄酒。制作马郁兰香精则需加入橄榄油和菖蒲。
采购制作香精的原料，去罗马维拉布尔的图拉库斯（Thuraricus）街区就行，它们是香水制造商集中的地方。肉桂是价值连城的：一个窄口小瓶的肉桂粉就要300旦，相当于1000欧元或更多。然而，对普林尼来说，在帝国时代初期，最高等的、绝对顶级的奢侈品是埃及的梅托皮翁（Metopion）香精。花40旦买1磅（约327克）转瞬即逝的味道，到底有什么意义？ [28]
文学资料还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男性和女性对化妆品的密集使用。专门在盥洗室工作的奴隶掌握了这项技术。海娜花粉、胭脂红、朱砂和黑莓汁，或从红色硝石泡沫中提取的朱红，都能为嘴唇着色。用金线固定的金假牙可以用来填补缺牙的空隙，浮石、橡树瘿因其漂白特性而闻名。红色的硝石泡沫突出了脸颊，让人显得更年轻，与眉毛的深黑色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眼睛上涂上一些黄色的藏红花，与头发的藏红花颜色相呼应。这些颜色突出了面部的白皙皮肤。制作面霜的方法是用白色的油膏和搽剂，混合橄榄油和石灰水，再加上鳄鱼的粪便或罗得岛铅白。白皙的皮肤把文明的女人和野蛮的女人区别开来。皮肤护理和保养则体现了一种身份。比如，将面包糊、大麦粉、干鸡蛋或春天掉下来的鹿角进行搅拌，再加上蜂蜜和葡萄酒渣，形成的搅拌物可以改善肤质。在奥古斯都时代，人们喜欢驴奶。盥洗室看起来就像炼金术士的小工坊，介乎厨房和浴室之间。古希腊人不给指甲染色，古罗马人则用一种羊脂和血的混合物染指甲。
身体的精致细节如此重要，它们体现了个性化和差异化。大量匠人、裁缝、假牙制作者和美发师可以帮助男人和女人满足被人看到和与众不同的愿望。然而，这些让人变美的花招也让很多人非常不满。追求新时尚与古罗马公民的谦逊、体面和尊严是不相容的。据格利乌斯记载，早在公元前142年，西皮恩·埃米利安（Scipion Émilien）就批评盖厄斯·撒尔庇西斯·凯勒斯（Caius Sulpicius Gallus）“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在镜子前穿衣，剃光眉毛，刮脸上和大腿上的毛” [29]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赶时髦的漂亮人儿。在《为罗斯基乌斯辩护》（ Pro Roscio ）中，西塞罗这样描述克里索古努斯（Chrysogonus）：“他神气地在论坛上走来走去，头发用香膏梳得很整齐，旁边围着那些穿着公民长袍的委托人。看看他对所有人蔑视的样子，他不接受与任何人比较。”总是直言不讳的奥维德也说，男人应该以“简单的优雅”来赢得他人的欣赏。 [30] 然而，古罗马人喜欢炫耀。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支配他人，以及成为第一个被模仿的人，都可以凸显古罗马人的地位和让古罗马人赢得声誉。在古罗马上流社会，每一个节日和庆祝活动都是一个让古罗马人成为优雅的代表的机会。
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古罗马人的服装实际上变化繁多。披长袍的形式和技巧使身体与外形及精神相协调。肘部和膝盖暴露在外，展现结实的身体。虽然古罗马长袍的样式看上去千篇一律，但伴随着克制或激扬的动作，它实现了情感的表达并参与诱惑。当一种时尚出现并发展起来时，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借此让自己与众不同。最后，时尚表现出一种文化的更新能力，也证明了模仿的“传染性”需求，这似乎是人类固有的。
公元前2世纪的时尚风格受到古希腊的深刻影响。自7世纪以来，紧密的贸易关系使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变得不可分割。确切地说，古希腊时尚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古罗马人的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惊人或真正新颖的事物，因此在古罗马时代初期，它不能被看作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时尚。但是，在意大利得到扩散的古希腊文化实际上与古罗马文化没有什么不同，这种现象打断了纯粹的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波利比乌斯（Polybe，约公元前203年至前126年）讲述马其顿战争时，谈到了罗马贵族阶层和希腊人之间的持续交流，尤其是在使团之间。古罗马人学会了对美的追求，用希腊雕像和绘画装饰他们的别墅。与此同时，西庇阿每天刮胡子，老一辈人则留长发和蓄胡须。然而，新方式往往不被立刻接受。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00年，一位来自西西里岛的理发师就试图推广光滑的脸部造型，但没有成功。 [31] 西庇阿喜欢穿古希腊风格的衣服和鞋，包括斗篷和凉鞋，他的妻子则佩戴许多珠宝，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在古罗马，人们有可能正面看待装扮过的女人，因为她的外表反映了她的地位。然而，希腊时尚带来了一个问题：只有希腊女性才佩戴过多的珠宝，这表达了一种反罗马情绪。 [32] 不过，西庇阿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真正受到影响，对拥有如此高地位的人来说，即便受到道德指责也不是什么大不的事。别忘了，认为西庇阿妻子的珠宝与她的地位相符的波利比乌斯原本就是希腊人。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中，很少有人真正留恋极简主义的古典时代。对希腊的征服实现了对希腊主义的重新发现，不但影响了时尚，而且影响了知识分子特别是诗人的生活以及人们的政治生活。普林尼、佛罗鲁斯（Florus）、卡修斯（Dion Cassius）、波利比乌斯和蒂特里夫（Tite-Live）都持同样的观点：“外国奢侈品在古罗马的出现始于军队从亚洲的荣归。”被如此多的异国情调物品所充实和激励的胜利者，推动了古希腊时尚的复兴。 [33]
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古罗马服装又是如何被接受的呢？详尽梳理这些地方对古罗马服装的采纳和拒绝情况是不可能的，然而，具有地方特性和本土表达方式的罗马-海外行省社会在帝国出现了，丰富的差异性和统一的共性共同组成古罗马帝国的模式。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古罗马诸多海外行省的不同情况。一段关于耐心和相互适应的历史，一直伴随罗马达到帝国的巅峰时期——被称颂为“罗马和平时代”的安敦尼王朝。考古学家在今天英格兰的莱克星顿遗址上发现了一位贵族的遗骸，它是在公元前15年前后被埋葬的。尸体被放置在一个古冢中，里面有由一些双耳陶罐、一件编织上衣、一块黄金碎片和一枚奥古斯都奖章组成的随葬品。 [34] 当地居民尤其是政治阶层人物吸收了古罗马文化的元素 [35] ，同时古冢也表明这些元素已经与当地信仰相融合。“适纳”（adoptation）一词是由“采纳”（adoption）和“适应”（adaptation）两个词组成的新词，它的界限值得特别研究。 [36]
珠宝也出现很多变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珠宝已经被佩戴了数个世纪，以戒指、手镯、吊坠和项链的形式流传，受到人们喜爱。罗马的富裕和扩张导致了人们对黄金的狂热追求，共和国时期《奥皮亚法》（ Oppia ）的限令显示了这一点。又一次，胜利和征服为新的时尚定下了基调。庞培在与拥有传奇黄金和宝石资源的庞托国王米特里达德（Mithridate）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后，珍珠和镶嵌宝石的戒指开始流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可以同时佩戴一对、两对甚至三对耳环。塞涅卡（Sénèque）说，有些人耳朵上佩戴的饰物值两块地产！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耳环缀饰上方的柄部，它们有着巨大的差异，直径从几毫米到1厘米不等。虽然非常昂贵的钻石几乎没有引起罗马人的兴趣，但翡翠、祖母绿和蛋白石都极受欢迎。仿冒品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这让中等收入的人们也能用上时髦货。根据普林尼的说法，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模仿祖母绿的染色水晶特别受欢迎。但是自从庞培回来后，珍珠就成了罗马人的心头好：这些珍珠来自波斯湾和印度洋，通过远征或进口获得。直到17世纪，珍珠始终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虽然服装和珠宝潮流在古罗马时期不断更新，但它们的总体面貌始终代表着整个文明的风格。正是通过服装和珠宝清晰明确的不同类别和级别，个体重新定义了自己。局部改变了，细微差别出现了，服装和珠宝的材料也不同了。时尚并不意味着彻底改变，它是在一个统一的大框架内发生的。它绕过了传统，体现的是某种功能失调。古罗马政治人物的长袍证明了这一点。身体显示出一种自我控制和文明的行为，服饰遮盖肉体、掩饰情感、保护隐私。服装保护穿着者不被外界引发的激情所伤害。变化往往由与异族人或陌生人的接触所引起，因此被视为一种分裂，一种对可被视为共同财富的、借以确立身份认同的事物的“污染”。然而，大量的法条、规定和禁令导致的往往是人们对它们的违抗。
在整个古罗马时期，各种与服装有关的违禁行为一直存在。长袍的穿法便是议论的焦点之一。面对欲望和抱负，长袍可以展示自制力，披在肩上时，表现出的是平静；随意披盖长袍意味着混乱，紧窄地包裹身体的长袍体现穿着者严谨的性格；那些把长袍穿得拖拖拉拉的人则是荒唐狂放的，就像马克罗比乌斯（Macrobe，310-430）对恺撒的评价那样。长袍成为政治对手们严厉批评的对象，穿着长袍被认为会导致越轨行为。不仅穿长袍，其他违反着装规定的行为也同时存在。 [37]
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初期，长袖衬袍被认为是男性服装的一种反常产物。正如当时道德家或历史学家的肖像所显示的那样，即使长袖衬袍在罗马帝国末期被更广泛地接受，但太长或太宽的样式总有让人丧失男子气概的危险。手臂被袖子遮住得越多越被认为不堪，这不符合公民的态度，也不符合西塞罗或昆体良所定义的演说家姿态。因此，衬袍和外穿的托加袍一样，都揭示着穿着者的地位和所属阶层的习俗。 [38] 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为建立法律体系而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其中第二章根据服装的样式或颜色，对女装、男装和女性化的服装进行了分类。制定明确规则的需求看上去有些滞后，但关于财产和服装的规定的确被置于同等的法律框架中。绯红色、藏红花色、绿色、蓝色、紫色和黑色被认为是女性服饰的颜色，不加印染的天然色仍然是男性公民专属的服装颜色。人们被建议在使用颜色上尽量克制。事实上，染色大大提高了纺织品的价格，从而显示了穿着者的财富。女性形象的奢侈程度同样受到监管，因为这种奢侈程度很容易过高。一个男人穿着科斯岛的丝织品，或者精致、充满异域风情、透明或色彩鲜亮的织物，标志着他轻浮和放荡的举止。西塞罗讲述了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行政长官克劳狄乌斯装扮成一名妇女，在恺撒的家中参加一场只有女性参加的祭礼活动，并接近后者的妻子庞培亚（Pompia）。西塞罗在文中提供了克劳狄乌斯的服饰细节：藏红花色连衣裙、头巾、女式凉鞋、紫色腰带、胸罩和帽子，他还拿着西塔琴。这种行为是可耻和放荡的。作者无疑是在刻意攻击克劳狄乌斯，但这种穿着的严重后果的确是不可逆转的：穿异装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它模糊了社会身份和性别。 [39]
时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密切，因为创新性和短暂性是它们共同的竞争手段。古老的习俗与现代性并不矛盾。服饰引人注目的同时也意味着摩登。如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也能够被注意和获得重视。总的来说，时尚的本质就是自我终结。时尚强加专制，鼓励浪费。一旦被采纳和传播，它很快就会化为乌有，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因此，两个极端相互对立：不断改变自己的装束是堕落的表现，而过时则招人嘲笑。此外，时尚总是被认为导致不良的社会风气。针对时尚发表意见的批评家无须声称自己的原创性，也从不申明其见解是代表个人还是集体，因为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政治或司法框架内产生的。
如果我们在考察新时尚和日益多样化的产品的同时，分析法条的严格性和数量，就会发现时尚的诱惑是很难抵挡的，法律规定也就很难被遵守。事实上，从共和国时期到帝国时期，凉鞋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古希腊，凉鞋不分左右脚。高卢凉鞋是单层底，巴比伦凉鞋则是双层底。有些凉鞋是为旅行或室内穿着而设计的，有些则缀有毛皮，或染成白色、紫色，绣有珍珠、镶嵌宝石或镀金。它们用皮带固定，人们可以在私人场合穿着，但根据蒂特里夫、苏维托尼乌斯（Suétone）和塔西佗（Tacite）、西庇阿、提比略（Tibère）或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说法，它们并不太受法规的约束。在帝国统治时期，白色、红色和金色的鞋子流行起来。然而，由于鞋子的材料容易腐烂，它们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至于尤维那（Juvénal），他解释说每个季节都有相应的戒指，冬天戴大戒指，夏天戴的戒指则比较小。季节作为变化的灵感，很好地说明了时尚的构成。在此之后，有必要分析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措施。 [40]
纵观古罗马历史，法律资料证明了与服装有关的规则和禁令的存在。一些著名的禁奢令限制人们穿着过于奢华的衣物，另一些则限制人们穿戴专属于皇帝的紫色服饰，或者在古罗马时代末期禁止在罗马穿柏柏尔人的服装，比如羊毛裤 [41] 。对道德败坏的恐惧已经在梭伦的法律中表现出来，该法限定了哀悼礼仪和葬礼费用。相关法律将主要焦点放在葬礼的规范上，尽管对其真实性和起源有疑问，西塞罗依然曾两次提到这些法规。古罗马立法者有组织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从侧面体现了他们的担忧。
在公元前215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加图（Caton）从古希腊模式中汲取灵感，执行了《奥皮亚法》。它直接关系到妇女，禁止她们穿闪亮的衣服，以及佩戴超过半盎司的金饰。 [42] 人们对贵族式的奢华趋之若鹜，对宴会会客人数量的限制就证明了这一点。蒂特里夫曾提及，《奥皮亚法》实施20年后，妇女们公开示威要求将其废除。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已经结束了7年，大量珍宝从希腊涌入，政治和经济状况已经不再适合这种限制性的法律。不过，执政官卡托反对废除《奥皮亚法》，他认为，如果女性的要求被满足，就意味着她们拥有了政治影响力。
《奥皮亚法》只是一系列禁奢令的开始。恺撒禁止55岁以下没有丈夫和孩子的妇女佩戴珍珠。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是一种针对独身施加的压力。所以，珍珠的流行承载着恺撒的野心。然而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即使是低收入的女性也佩戴珍珠耳环。作者清楚地表明，法律没能阻止这种流行趋势。 [43] 妇女通常首当其冲受到禁令的影响。普劳特在他的《一坛黄金》（ Aululaire ）中告诉守财奴欧几里得，索要嫁妆的女人特别可怕。他说：“她们要求穿戴紫色服装和金饰，还索要仆人、车子，她们就是损失和破产的代名词。” [44] 骨螺紫既时尚又奢华，穿戴骨螺紫色服饰尤其引发人们的担忧。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录，恺撒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平息这种狂热，奥古斯特则把这个任务留给了法官。此后，奥勒留禁止男性穿黄色、绿色、红色或白色的鞋子，因为这些颜色被认为是女性专用的。即使到了2世纪，对男人女性化的恐惧和制定行为规则的需求，依然令执政者不时寻求皇帝的干预。
针对服饰的选择、奢华程度和异国情调、颜色或样式进行限制的法律的数量，表明它们实际上是低效的。如果人们真的遵守这些法律规定，他们就不会被定期提醒要守法。对奢侈、模仿以及异国情调的渴望，似乎是无法抑制的。法律在这些欲望面前形同虚设。正如奥维德所指出的：“被允许的毫无魅力，被捍卫的才令人兴奋。” [45]
羊毛、棉花、丝绸……罗马和各行省市场上的纺织品和纤维混合织物证明了人们对服装的兴趣。 [46] 可供选择的种类繁多的颜色——有的价格昂贵比如紫色，以及织布工坊的行业组织，帮助我们想象各种各样的服装充斥市场的盛景。奴隶制提供了所需的大部分劳动力。 [47] 纺织和染色工坊的规模最多可达百人，分布在帝国的各地。一些城市成为行业标杆。 [48] 服装业蓬勃发展，生意兴隆。 [49] 价格谈判和调整非常常见。对于远途商品特别是中国丝绸，中间商参与相关贸易的协调和交易。某些职业如女鞋工匠、凉鞋或套鞋制造商的专业化，表明了皮革分层技术的重要性。珠宝制造商则在处理珍珠、黄金或半宝石方面的工艺上相互竞争。
工坊在不同社区的分布显示了各行业的组织情况。古罗马服装的特点是比古希腊服装变化得更频繁。 [50] 装饰品和配饰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表明裸体的价值降低。必须承认，即使当时的服装仍以衬袍为基础，但领土征服确实为时尚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这些现象的结果便是，古罗马人的服装出现了各种变化。 [51] 最后，外表参与了社会等级的划分。从小童到寡居者，服装提供了定义个人角色的象征性符号。 [52] 在古罗马时期，逾矩、滥用和法规的模糊不清是被质疑的主要内容。逾越社会地位的行为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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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公元前69年至前30年。——译者注
[25] 旦是一种古罗马银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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