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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特征是某些风格在有限的时间内被采纳。古文明时代的变化是缓慢的，同一种风格可以持续数百年；传统仍然是这些社会类型的规范，因此我们不能以工业社会的标准来判断当时的社会变化速度。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收集到的线索往往是碎片化的，并且通常来自一个受到教化的精神世界。但它们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对服装的态度。
古文明时代很容易分析，因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文物——小雕像、织物或珠宝，以及体现组织形式和外表等级制度的文字痕迹。古埃及干燥的沙漠气候使许多物品（如纺织品、服装和配饰）得以被保存在坟墓中。关于这些古代文明的书面记录虽然会在语义层面上引发争论，但其优点是揭示了服装和配饰的规范、文化态度和价值观。毫无疑问，涉及古希腊世界的资料是最完整和最容易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将在第一章提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古希腊人的穿着上。罗兰·巴特早就提出：服装是一种建立在正式和有组织的体系之上的语言。 [1] 服饰是个人在集体规范之上进行的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经济和生产体系、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和道德价值，以及这个社会的技术手段和商业关系。
在《雅典的收入》（ Poroi ）一书中，色诺芬（Xénophon）（公元前430年至前355年）把好看的衣服和黄金首饰归类为“多余的物品”，就像漂亮的房子和家具一样。长期以来，对希腊服装的研究一直受到这种评价的影响。因此，衣服看上去似乎表明穿着者是“平等的，乍一看既不反映社会地位，也不反映年龄”。这种中立视角后来得到了重新评估。 [2] 服装很好地显示了年龄、性别和穿着者所属的社会群体，同时将人与神区分开。服装与裸体一样，在公民与女人、外国侨民、奴隶和柏柏尔人之间划清了界限。不过，在详细解释服装的这些含义之前，有必要按照时间表阐述服装所经历的主要变化。 [3]
古希腊的历史通常分为古风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前50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至前323年）和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至罗马人吞并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服装发生了重大变化。更早时期的信息缺损影响了我们的理解，比如希腊雕塑的褪色，给人一种一切皆为白色的印象。希顿袍（chiton）是男人、女人和儿童服装的基础。它看上去变化不大，但其剪裁、形状和系结方法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长方形的布被纵向折成两半，围在手臂下方的身体周围，一边折起来，另一边打开边缘。布块的上半部分越过一侧肩膀绕向后背，两个角被别针固定好，然后另一侧肩膀重复相同的操作，最后在腰部系上腰带。事实上，正是方形布料的平淡无奇激发出了这么多变化。通常情况下，布块的上部边缘被折叠成一个装饰物，褶皱有宽有窄，腰间的皮带或布带上也有一些装饰物，通常系得比较高。
在古风时代，这种袍子被称为chitoniskos或多里克式 [4] 帔络袍（péplos dorique）。它是由羊毛制成的，贴身穿着，剪裁样式较短，袍子底边差不多到男性的大腿处。女性穿的多里克式帔络袍则拖到地上，用一把匕首形状的长条装饰别针固定。从新石器时代（公元前9000年至前3300年）开始，由兽骨、鱼骨、植物或动物材料制成的精致别针就被用来固定衣服。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使用铁和骨头制成的别针，富有的古埃及人的别针则用嵌饰过的青铜制成。人们在这一时期的墓中还发现了纽扣。帔络袍最终被爱奥尼亚 [5] 式希顿袍所取代。后者用轻质羊毛或亚麻制成，被穿着时堆出数量不等的褶皱，穿好后再搭配披肩或其他配饰。显然，潮流总是在不停变化。
到了大约公元前500年，袍子变得更窄，仅用一个装饰别针固定在肩膀上（这种别针很像现在的婴儿别针或安全别针，之后的罗马人称之为“fibulae”，这个词现在用来指代大多数古代别针）。这一时期，人们主要使用羊毛、亚麻和丝绸。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同，个人化的表现反映在腰带上，或者在袍子之外披上羊毛、亚麻或丝绸制成的披肩。 [6]
公元前300年到前100年，希腊化时期的希顿袍变得更轻盈，腰带系在胸部之下。正是这种装束的线条启发了20世纪文艺复兴艺术所谓的古典风格。长度仍然是男女服装的主要区别。当然，袍子也反映人的经济地位。穷人穿一种被称为“exomis”的希顿袍，把简单的长方形布料系在肩膀上，露出一只可以自由活动的手臂便于工作。我们还注意到这一时期服装的特殊性，特别是雅典文化中的“波斯化”现象。精英们用东方元素彰显自己，并借此强调与他人的不同。古希腊花瓶和浮雕上的形象证实了这一假设。这些形象不仅证明了性别或阶级认同，而且证明了民族身份的确立。雅典公民拥有自己的公民形象和英雄形象范式，他们的文化接受能力显示出了他们的优越性。
上述变化的原因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就波斯化而言，古典时代雅典和波斯之间的关系为当时人们发现东方物品的魅力创造了条件。希罗多德（Hérodote）用一个故事来解释从多里克式到爱奥尼亚式希顿袍的转变：一位穿着多里克式袍的妇女用匕首形状的别针刺伤了一名带来雅典人战败消息的信使，引起了长袍样式的改变。不论我们是否相信希罗多德的故事，多里克式希顿袍在公元前550年前后确实被爱奥尼亚式希顿袍取代了。人们穿爱奥尼亚式希顿袍时，用很多小夹子夹住布料，把袍子整个搭在肩膀和两条手臂上。 [7] 5世纪末，身体美感和平等观念等精神理想的出现再次推动了服装的改变。希罗多德描绘的世界成为遥远的历史，服装早已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沟通工具，显示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公民理想。
一些配饰也成为时尚的载体。人们在埃及古墓（公元前2886年至前2160年）中发现了皮包，它们被设计成用棍子挑着的样式。但在古希腊，包袋的普及与社会的货币化同时发生。这些包袋被放置在长袍的褶皱里，但它们似乎并不是当时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帽子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时尚单品。然而，我们该如何看待克里特岛彩陶女性人偶所戴的头饰呢？小雕像的头部装饰着扁平的帽子、用花环装饰的三角帽、卷曲的羽毛和丝带。古典时代花瓶上的希腊女性的各种形象——将头发盘到头顶，用发带或发网包起来——也清楚地展示了帽子的早期个性化阶段。
关于服装和外表的经济学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必要元素：生产、成品和分销。虽然古文明时代的时尚潮流无法与现代的时尚活力相比，但当时的服装经济已经有了专门的销售场所、不可或缺的制作工具、相关的习俗以及本地与遥远市场之间的贸易联系。对外表的重视则更是自古有之。
在俄罗斯北部，考古学家在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位穿着嵌有象牙珠的衬衫和裤子的年轻男子。这些手工制品展示了早期的技能。象牙珠的成形、钻孔和绣嵌需要材料、工具、熟练的手工技能和实践经验。很可能手工团队中只有一个人掌握这些技能，其他成员则有些专门处理皮革，有些负责拼缝衣服或做收尾的工序。这种专业分工显示这位年轻人受到了极大重视，毫无疑问出自名门。其他例子表明，服装经济属于成品或半成品远途贸易的范畴。中国丝绸、尼罗河流域的亚麻、印度河上的棉花和美索不达米亚羊的羊毛在古文明时代就是参与交换的商品，尽管这些商品的运输尤其是海上运输充满了危险。著名的贸易中心正在形成，它们通常围绕着拜占庭或西西里岛这样的政治中心， [8] 这些地方对奢侈品的需求量很大。商品的交换过程是通过经验丰富和富有能力的劳动力实现的。
珀涅罗珀（Pénélope）的故事 [9] 使人们认为纺织是女性的专职工作：妇女整日满足于平静的纺织活动，同时管理着仆从们。因此，古希腊语中的“家”（oikos）实际上是一个加工原材料的家庭经济单位。早在古风时代，花瓶上的图案就已经展示了人们在屋檐下纺线、织布和缝衣的场景。妇女的墓中放着纺纱杆或纺锤。此外，公元前5世纪的《格尔蒂法典》 [10] （Le Code de Gortyne）规定妇女与丈夫分手时，可以获得她所生产的一半织物。
古希腊生产的羊毛在地中海地区广泛销售。但早在公元前6世纪，亚麻就被普遍使用，最初可能来自埃及和小亚细亚有希腊人定居的爱奥尼亚地区。后来，丝绸从中国和波斯传入科斯岛，尽管衣服很少由纯丝线织成。亚麻线和丝线的结合使用不但降低了制衣成本，而且有装饰效果。考古人员在女性宗教祭礼的举行地——布劳伦圣所 [11] 发掘的衣物，显示了当时人们对服装的理解和态度：服装的样式、颜色、装饰和材料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当时还没有缝纫手册，但这些制作精良的衣服在样式和大小上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同，这表明在妇女们做活的地方，知识和技能得到了口口相传。
交流的增加产生了建立工坊的需求，以适应不断扩大的市场。从古风时代开始的高档男性服装的进口也展示了精英阶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家庭作坊中女性纺织工作的价值被贬低，女性自此需要依赖男性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12] 最后，为贸易而生产的产品由专门的工坊制造，这些工坊是贸易顺利进行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港口和市场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它们是商业的中心、远途贸易的支柱。随着古风时代殖民活动的推进，地方和区域贸易在城邦广场集市、祭典乃至伴随商品交易会的大型宗教节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国际贸易以爱琴海为中心，覆盖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到黑海、从高加索到埃及的广阔地域。港口有三个功能：装卸船舶、储存过境货物和周转用于本地贸易的货物。比雷埃夫斯港和伯罗奔尼撒的科林斯港所在城邦的发展，特别是自古风时代以来这些城邦与意大利的联系，使这些港口变得非常重要。港口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贸易发展同步。通过斯特拉邦和西西里的迪奥多，以及比雷埃夫斯和塔索斯的考古遗迹，我们看到，5世纪还呈现简陋面貌的基础设施，在下一个世纪便得到了专业化的发展。技术进步还影响到仓储设施，这无疑要归功于亚历山大城的工程人才。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负责港口市场的商业和财政官员。他们为交易提供担保，充当买卖双方的中间人，控制测量工作，征收港口税。市场检查员在港口负责监督货物向本地集市的发送。船主也可以买卖货物。零售店也许赚不到大钱，但买家和船主变得更富有。港口的私人银行为初期的海上贷款业务提供担保，以抵御海难和海盗的风险。 [13]
城邦是古希腊的经济中心。它们不同于农村地区，也不同于偏远的边缘地区。公民在城邦中拥有权力，但这一群体不包括年轻人、外国人、妇女和奴隶。然而，城邦拥有一种超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的公共权力，它的支出和收入由全体成员控制。司法机构具有管控职能，以控制市场、惩罚欺诈行为。实际上，城邦具有多种面貌，但不容置疑的是，城邦成员通过他们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产生影响。由此，服装经济的框架在古典时代的城邦中开始形成。希腊人十分重视组织可靠的产品分销渠道。服装零售商负责进口商品的运输和零售，裁缝店则更接近客户而不是原材料。劳动力并不局限于家庭。客户分为本地客户和国际客户两种类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和阿提卡演说家的演说词，从4世纪开始，就有家庭房屋被改造成裁缝店，并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然而，手工艺行业活动是不被鼓励的，因为这种活动会让身体变得弱不禁风。色诺芬甚至希望禁止公民从事手工艺工作，就像斯巴达和底比斯的情况一样。不过，对于奢侈的手工艺品来说，“本地特产”的概念已经出现了，这类商品有可能成为远途贸易的对象，是一座城邦的骄傲之源。服装生产技能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掌握。由植物和矿物制成的染色剂反映了工匠们对服装丰富效果的追求和真正的技术控制。紫色特别受欢迎，这种染色剂来自甲壳类动物。染色、漂白和其他一些工艺需要特定的设施，这些工艺过程会产生有害的蒸汽，所以不能在家里进行。娴熟的技术也可以从刺绣图案和纺织的质量中看出。一些带褶皱的服装表明，女性工匠在工作中会使用某种设备来保持服装的平整，很可能是一种热压装置。 [14]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此后，一些妇女成为丝带商人，就像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的母亲那样。在希腊化时代，更加精确的文字资料表明妇女的控制权正在逐渐形成，她们争取到了更多管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从古典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的过渡伴随着手工业的蓬勃发展。皮匠出身的克里昂（Cléon）在公元前420年进入政治阶层。市场集中着零售商、裁缝、丝带匠人、皮匠、调香师、理发师和修容师，他们都是行会的成员。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 Les Mémorables ）中写道，苏格拉底（Socrate）曾建议雅典的名流们建立纺织作坊，并雇用他们的亲戚的妻子。服装的生产是有组织的，以满足身体各部分的需要。然而，人们要时时注意节制，以免引发过激的情绪。
虽然当代社会学家广泛研究了服饰语言与情感之间的联系，但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很少涉及这种联系。 [15] 困难在于，生理投射到心理，具体投射到抽象。虽然具体事物具有普遍性，但为了分析心理，我们必须仔细地还原情感所发生的背景。情感源自习惯性态度的失灵， [16]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积极或消极的反应。人们面对不同的外表时，需要对这种失灵进行度量。情感通常源于诱惑，无论是被过度诱惑还是因为诱惑缺失而感到被忽视。
穿衣打扮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技术和知识，它构建身体并将之置于他人的目光之下。因此，服装是高度社会化的，被他人评价、欣赏或贬低。人们给他人分类，强调他人的优点或指出他人的缺点。着装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规范决定的，这些规范决定了什么样的衣着符合标准、什么样的不符合标准。如果女性的衣着与城邦和家庭的特点相符合，她就被认为是美的。女人还必须通过得体的服装来体现世界的美。如果一个女人的衣着不合乎规矩或不够节制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被指责为出卖肉体的淫妇或娼妓。城邦定义了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在7世纪的罗克里斯，扎莱乌库斯（Zaleucos）对公民妻子的出行施加控制，并要求她们穿着特定的服装以区别于娼妓。带刺绣的、紫红色的、过于鲜艳的衣服以及珠宝首饰都是道德败坏的勾引者的服饰。这一评判同样适用于佩戴黄金饰物和身着华丽衣服的男人，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可敬的公民的。这些服饰被人指责，尤其给人不体面的感觉。在所有人的眼中，它们是城邦缺乏节制、出格甚至混乱的标志。
公元前5世纪的画家梅迪亚斯（Meidias）绘制的带有人形图案的红色阿提卡珠宝盒或胭脂盒向我们展示了关于装扮的正确和错误行为。这个珠宝盒装饰画中的女性都穿着长袍，戴着发冠、头巾和珠宝。一个女人在系她的凉鞋鞋带，其他人递出或接过一条珍珠项链。这个场景描绘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梳洗打扮过程。在一辆双轮马车后面，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穿着一件系腰带的希顿袍，用发带把头发绑在头顶上。她戴着手镯、耳环和珍珠项链。在女神面前，波托斯（Pothos，代表欲望）和埃多洛斯（Êdulogos，代表温柔的语言）穿着凉鞋，长长的头发装饰着花环。厄洛斯（Eros）是一位享有特权的人物，他创造和传达美，同时散布诱惑和欲望。然而，正如弗洛伦斯·格尔恰诺克（Florence Gherchanoc）所解释的那样，阿提卡珠宝盒上的装饰画唤起了美丽、幸福、游戏、秩序、健康、欲望、诱惑和愉快的话语。 [17] 没有混乱或秩序的崩溃，一切都很和谐。从古风时代到希腊化时代，诗人、历史学家和立法者非但没有否认女性的美，反而把它视为女性身体及其光辉的自然延伸。然而，从快乐到狡黠再到威胁，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此，我们必须在适度的前提下享受这种快乐。毕竟是诸神给女人穿上了衣服。
公元前8世纪，在《神谱》（ Théogonie ）中，赫西俄德（Hésiode）描写了一个女人——潘多拉，她没有实在的肉体，仅由首饰和衣服勾勒出外形。服饰让人们拥有美丽的外表。潘多拉是按照宙斯的指令，由赫菲斯托斯塑造出来，然后由雅典娜装扮的。
（雅典娜）给她穿上一件白色的长袍，然后给她系好腰带……她给潘多拉罩上一层刺绣精美的薄面纱……潘多拉的头上戴着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是由跛足神（赫菲斯托斯）亲自锻造的：上面点缀着无数彩饰……熠熠生辉的金冠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古希腊语“kosmos”这个词既指服饰，也指秩序，完美地表达了潘多拉以诱惑为目的的着装。故事里的女性既是年轻女孩，也是仙女和优雅的妻子，为结婚而生。事实上，在婚礼当天，仙女们被打扮成“情欲的载体”，暴露在每个人的眼前，尤其是在用餐期间和婚礼游行中。她们必须激发人们的欲望，没有这种欲望，就不会有性吸引。她们的体香和美貌相融合。明亮华丽的衣服面料令“女人感到自己的性吸引力更强了”。潘多拉矫情而造作（被强迫的？），是刻板的女性形象的复制品，她激起情爱的渴望，并对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了然于心。 [18]
事实上，在古希腊的家庭内部，一位好妻子应该是一个有魅惑力的女人，但她在外面必须穿得节制低调。对已婚妇女来说，吸引力是最重要的，年龄与之相比无足轻重。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在他的喜剧中描绘了她们的形象。在家里，女人穿着敞开的背后染成藏红花色的长袍，不把长袍缝起来也不系腰带，脚下穿着轻便的鞋子。奥维德（Ovide）也指出，化妆和下体脱毛对古希腊的妻子来说是必需的。 [19]
简言之，在私人领域，妻子在性方面必须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诱人和性感的身体装饰是必要的，以证明她的性可用性。要拥有这样一个令人愉悦的身体，一些环环相扣的步骤必不可少。
古希腊的医学信仰塑造了健康和服装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在16世纪之前，西方人认为疾病由体液引发，即从身体深处释放到皮肤表面的蒸汽。对希腊人来说，潮湿寒冷的环境会阻止体液穿透皮肤，迫使体液返回内脏器官并引发炎症和疾病。因此，为了保持健康，最好选择材料合适的衣服。天然材料被认为是最健康的，羊毛是其中最好的一种，因为它能吸收大量的水分，从而有效防止潮气侵入身体。
然而，在开始打扮之前，人们要先让身体做好准备！头发、胡须和体毛与男子气概相关，具有强烈的文化意义。毛发在宗教层面和性层面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古希腊，毛发具有双重含义。哲学家的胡须被修剪得很漂亮，普通人则将胡子剃光以区别于那些蓄着胡须、不懂希腊语、生活在北方和东方的野蛮人。其他文化对毛发也有不同的理解。 [20]
在帝国时期的中国（从公元前2205年开始），有权势的人如地方官、军官都蓄着胡须。然而，浓密的毛发通常让人想到北部边境的蛮族。帝国灭亡后，中国人终于把自己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彼时毛发给人一种野蛮的印象，显示出一种身体上的退化，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 [21] 在古埃及，编成辫子、向上翘着的胡子显示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统治阶层的男性和女性都戴着黄金制作的假胡子。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卷曲且装饰华丽的胡须代表着名门望族的身份。在古文明时代流行短发的时期，中长发可能意味着生命中的特定时刻，尤其是服丧期。它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1世纪，自由人蓄须，奴隶则剃须。此后趋势逆转：在中世纪的哥特人、撒克逊人和高卢人当中，长长的髭须是贵族的标志，因而蓄髭须成为一种常态。
除毛发外，气味也很重要。使用香料既是一种良好的社会习俗，也是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气味，并与他人区分开的指标。古埃及人被认为是最早通过在宗教仪式中混合和燃烧含有香料的材料来优化他们的生命与死亡体验的群体之一。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实玛利的商人们就通过“芳香之路”发现了让古埃及顾客狂喜的香料宝藏。鲜花、芳香植物和香料被认为比黄金更有价值，这让人们兴奋和渴望。随着贸易的发展，香料的重要性逐渐扩大到古埃及之外的地方。 [22]
香料的影响与古希腊文明密切相关。早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500年），希腊人就相信存在通过芳香植物和香料显灵的神。亚历山大大帝的征程和对四条“芳香之路”的发现把檀香、肉桂、肉豆蔻、甘松香、安息香和闭鞘姜带入人们的生活。之后古希腊人开始使用海狸香、麝香、麝猫香和龙涎香。树脂类香料特别是没药和乳香被认为是神明或神话的起源，在庆典中必不可少。同样，人们在出生、婚礼和死亡的仪式中熏蒸和涂抹芳香膏油，以达到净化的作用。古希腊人早就意识到身体的洁净和美丽外形的重要性，他们依照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公元前460年至前377年）的偏方，用锦葵、茴香和鼠尾草进行熏蒸、擦洗和泡浴。在公共浴池这一社交场所沐浴后，男人和女人用鸢尾或墨角兰精油来让身体散发香味。 [23]
公元前4世纪至前5世纪的近百个花瓶描绘了年轻女性裸露身体在浴室里洗澡，但她们既不是运动者也不是妓女。宴会的花瓶上之所以描绘这些私密的场景，是因为诱惑和美是女性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在浴室里的行为其实都差不多：在运动者的洗漱包里，刮片（用来刮掉泥、油和汗水）、海绵和小油罐是清洁身体不可或缺的工具。 [24] 但这些工具通常意味着它们的主人来自角力场。在女性世界里，诱惑和美是通过一系列必要的操作，让身体面对欲望做好准备而体现出来的。 [25] 化妆品是装扮的一部分，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与20世纪大不相同。
在古文明时代，化妆品包含改善皮肤的制剂，如面霜和凝露。化妆品在戏剧表演中起遮盖或染色作用时被称为油彩，在日常生活中则被称为彩妆。 [26] 这种基本区分方式作为古代世界的遗产，显示出化妆品早期的使用情况。红唇是女性美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人为手段得到凸显。在古埃及，人们将红赭石粉与脂肪或蜡混合制成化妆品，和衣服一样，它也是提升性感的用品。古希腊人认为化妆是装扮的一部分，并对涉及使用化妆品的女性丧失声誉的言论（戏剧、哲学、医学等方面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 [27] 眼影和唇膏是诱惑的工具，女人必须适度使用它们，否则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同样，修剪指甲的做法也非常古老。人们在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国王陵墓中就发现了美甲工具，包括去死皮的工具。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给指甲染色。在古希腊神话里，厄洛斯似乎是提供美容建议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美甲师。至少我们知道他剪下了睡梦中的女神阿芙罗狄蒂的指甲，并把它们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海滩上。然后它们就变成了一种半宝石——缟玛瑙。这种宝石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意为指甲、蹄或爪。指甲是否被视为过度诱惑，从而构成威胁？无论如何，美丽的阿芙罗狄蒂醒来时指甲已经被剪掉了，这说明指甲是需要保养的。 [28] 修指甲只需要很少的投资，这很可能是它能被男性和女性群体广泛接受的原因。装扮的最后步骤是佩戴首饰。
有些首饰价值连城，有些则由廉价材料制成。从古风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珠宝的种类不断增长。 [29] 古风时代有浓烈色彩和装饰性的服装纹样被雅典单色套服的低调图案所取代后，首饰的使用才真正得到了发展。 [30] 当时的女性已经戴上了由皮革、骨头、铜或染成金色的木头制成的耳环、手镯、戒指和项链。5世纪，富人青睐黄金制品，他们在上面镶嵌珐琅或宝石。这些珠宝是较高社会地位的标志，但它们的可见性是受到控制的。根据圣殿颁布的法律，妇女似乎喜欢“在公共节日庆典上过度高调使用珠宝，必须对她们加以限制”。赫库拉努姆（Herculanum）的一幅壁画（公元前1世纪）描绘了一位年轻女孩戴着帽子、耳环、项链、手镯和金色的发冠，而女仆们则没有佩戴任何饰物。正如罗兰·巴特所说，首饰本身的材料与服装不同，它不是柔软的，需要特定的知识和技术去制作，这使它成为服装经济中的时尚物品。细节成就一切。作为装扮的最后步骤，首饰是某种“智慧”的标志 [31] 。
综上所述，剃须、美发、使用香料和佩戴首饰都是自古以来装扮的一部分。考察了整个装扮的步骤之后我们了解到，在古希腊人那里，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提炼芳香植物、装饰头发、保养皮肤、使用黄金和木材制作珠宝的技术展示了一种先进的美的文化，这种文化将“身体”交给衣服，后者在遮蔽身体的同时展示美和社会身份。服装和身体的语言，以及它们的社会文化角色构建了一种表象，正是这种表象定义了性别。 [32]
当雅典市民的妻子们为纪念德墨忒尔（Déméter）组织活动来促进城市的繁荣时，欧里庇德斯（Euripides）为她们的动机进行了辩护。他找了一个男人伪装成女人并混入她们的群体。在411年的喜剧《地母节》（ Thesmophories ）中，阿里斯托芬完整地描述了女性服饰的元素：发带、发网和头饰、覆盖身体的藏红花颜色的袍子、裹胸和迤地长袍，这些都是雅典女性服饰的代表。浅色皮肤、长发、没有体毛是女性的特征，但更重要的是，服饰的特殊性才是公认的性别身份的标志。衣服是对性别区分的标记和保证。然而，女装的样式其实很简单。真正将女性与男性区分开来的是服装的结构、质量、性质、颜色和装饰，即衣服的丰富性。 [33] 某些材料（如亚麻）、形状或组件看上去就带有女性的属性。有两种配饰可以区分性别：面纱和腰带。
在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面纱显示“妻子”这一身份。已婚女性和成年女性必须在户外戴面纱以区别于妓女。这一现象至今仍然是争议的主题。然而，在古希腊时期的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埃及和意大利南部，女性面纱的性质和作用受到了质疑。 [34] 面纱是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是所有社会类型，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或在陌生人面前普遍使用的。这种遮盖女性头部或面部的饰物是男性世界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女性沉默和隐形的标志。 [35] 面纱将性别区分开，指示女性的生命阶段，反映她们对性污点的恐惧，并构成女性的表达。面纱被赋予多重含义：有时表达痛苦，有时是与男性意识形态达成的“合约”。至于腰带，这种在家庭之外佩戴的饰物，通常系在腰部或胸部以下。在阿帕托里亚节期间，腰带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带有性意味的配饰。 [36] 雅典娜、计谋和婚姻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从年轻女性到已婚女性的行为模式。腰带被赋予宗教和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政治的含义。在潘多拉的故事里，雅典娜通过为潘多拉系腰带而将其变为人妇，这意味着其社会地位的变化。
腰带标志着女孩的性生活，而男孩成为成年人的标志则是携带武器。男性解开腰带意味着放下武器，象征着性行为的完成。武器提高了男性的权力和地位，无论是在运动场还是在战场上，它的政治和道德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女性的腰带意味着谦逊、贞洁和性吸引力。而内衣在当时尚未发展出性感的诱惑力。
在皮肤和外衣之间加一层衣服的想法是在古埃及产生的，不过这个想法最初与社会地位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不涉及性爱或健康。古希腊的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女性内衣的资料，然而资料的缺失并不能表明内衣在现实中真的不存在。抹胸样式的内衣则主要由运动者、舞者和普通女性穿着。直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希腊化时代，内衣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色情意味才被开发出来。 [37]
在古希腊的卧室、温泉浴场或运动馆里，裸露的程度似乎因性别而异。故意“裸露”与简单的“不穿衣服”之间是有区别的。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裸露的表现就把穿着衣服的女人和裸体的男人区分开来。不过，在描绘浴室或运动场景的器物纹饰上，女性运动者也是全裸或半裸的。女性的本质可以由以下两位女性共同定义：公元前6世纪表现出男子气质的阿塔拉特（Atalante），以及在庞贝城遗址发现、现收藏于那不勒斯博物馆的身着金色比基尼的光彩照人的阿芙罗狄蒂的雕像。在雅典，女性运动者庆祝对美的崇拜，由此，她们成为男人的对应者，警告他们不要有男性的虚荣心。无论如何，女性和男性的性别是相互呼应、相互构建的。有些服饰，比如鞋子尤其是凉鞋，乍一看似乎是不分男女的物品，但事实并非如此。
被隐藏的脚可以引发出强烈的性刺激，但在古文明时代，它们是露在外面的。在古埃及，凉鞋是权势和来世之旅的象征；在古希腊，宗教和凉鞋之间则没有任何关联。凉鞋由皮匠制作，鞋底由皮革或软木制成，并用细皮带固定。古希腊人光着脚待在室内，在室外活动时的社会的地位则通过不同类型的凉鞋显示出来。总的来说，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女性凉鞋几乎没有花边和装饰，男性凉鞋露出更多脚趾。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统一希腊时，财富的增加推动了休闲、艺术、科学、体育以及凉鞋的发展。幸运的是，详细的记录填补了考古上的空白。这些资料展示了各种鞋子，包含鞋底薄厚不一的低帮鞋和系带高帮鞋。完全封闭的鞋子似乎有一种特殊功能，它们在人们角斗或打猎时保护脚不受崎岖山地的伤害。 [38]
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山区的居民穿着类似莫卡辛软鞋的封闭而柔软的鞋。人们以树皮、皮革和绳子为材料，使用骨针和石刀制作这种鞋。为了保护双脚，鞋子由固定着带子或环圈的鞋掌组成，它们必须能够提升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运动能力。因此，制鞋人需要控制鞋子的重量、灵活性和耐磨性。我们今天的运动鞋最明显的特点是外底使用硫化橡胶。天然橡胶源自三叶橡胶树，这种植物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被玛雅人栽种。然而，天然橡胶需要加工，否则会因受热而融化，或者因受冷而变硬和断裂。硫化技术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所以那时的鞋底是由硬木制成的。不过，美索不达米亚鞋起到的最理想的作用正是今天运动鞋所起的作用。 [3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古希腊的服装是具有高度社会规范性的。然而，所有这些规定和惯例都会导致定期的着装混乱。
罗兰·巴特认为，在某一特定时刻，服装系统是由“约束、禁止、容忍、异常、幻想、一致、排斥”所界定的。 [40] 虽然过度行为的本质因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某些人的视角来看，过度行为贯穿在服装和时尚的整个历史中。定罪记录有助于理解评判者对性别、性和着装的态度。时尚似乎是一个研究性别化的载体，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形象一直与反复无常和变化联系在一起。 [41] 直到19世纪，时尚始终显示着女性的软弱和放任。 [42]
早在犹太-基督教教义出现之前，女性服饰就是被严厉批评的对象，这让我们得以理解什么是过度。在《雅典宪法》中，色诺芬抱怨雅典人的着装风格过于开放，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混乱的标志。严格的斯巴达 [43] 则被描绘成一个反例。市民穿着编织的衣服，希罗人 [44] 可以通过他们的兽皮立即被识别出来。由此看来，个人身份至关重要。但是，仔细观察，过度奢侈并不意味着性放纵。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阿西厄斯（Asios）描述了这种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常见的行为。在萨摩斯（Samos）为纪念赫拉（Héra）而举行的游行中，人们的手臂戴满精致的手镯；长发被编成辫子，饰以纯金发夹和金色的丝带，丝带垂在胸前和肩膀上；华丽的外衣和雪白的长袍垂到地面。 [45] 一项反对精英奢侈生活的政策得到实施，但这些过度行为也揭示了政治尤其是暴政失灵。
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如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菲提斯（Phyntis），主张放弃城市的风俗习惯，摒弃奢华的服装。白色、简洁的样式以及不戴透明面纱，才是女人的完美衣着。这是为了避免其他女人扭曲的嫉妒心理和有辱自尊的卖弄风情。当然，黄金和最受推崇的宝石——翡翠的过高价格也不应破坏这种融洽的表象。女人应当尽量避免华丽服饰。当时有很多关于着装的规定，虽然一些节日需要人们穿着华丽和整洁的服装，但另一些节日则要求人们打扮低调。虔诚和秩序必须得到尊重，否则这座城邦的女性督导者——城邦中专门负责维护德行的行政官员——就会扮演时尚警察的角色，并被授权扯掉那些美丽的服饰。男性的奢侈服装则表明穿着者是通奸者或性服务者。 [46] 在罗兹（Rhodes）的林多斯（Lindos）、弥赛亚（Messénie）的安达尼亚（Andania）和西西里岛的锡拉丘兹（Syracuse）的游行或葬礼中，寺庙和圣地都执行着装的禁令。婚礼的着装尤其被严格规定。
婚礼是一个展示最美丽外表的场合。新娘的礼服用丝带连接，配以面纱、花环或精心打造的发冠。但在公元前5世纪，城邦的重组影响了婚礼服装。法律禁止人们在婚礼中穿戴三件以上的服装参加仪式。这项禁令的目的不在于减少嫁妆，它表明的是法官制定标准的意愿。为了一个仪式，三件衣服已经让人花费了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这类规定显示了当时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婚礼是一个分享、交换和礼赠的场合。女性的着装必须符合社会规范。 [47] 关于服装、化妆和发型的规定——比如在弥赛亚的安达尼亚——以宗教禁令的名义，首先表明了对社会的控制。
当装扮成为差异化策略的一部分，并被人们用来获得社会地位时，政权阶层的反应是什么？纵乐（truphê），即从古风时代到希腊化时代过度和放纵的标志，被禁奢令束缚。这些法规是说明性的，即在规定个人应该购买和携带什么的同时，也确定了禁止使用的物品。禁奢令的真正目的不是限制个人自由而是控制行为，尤其是过度消费行为。
平达尔（Pindare，公元前518年至前438年）赞扬了洛克里城的严格规定：“在洛克里，精确把握分寸是至高无上的。”
自由妇女不该由一名以上的仆人陪同，除非她喝醉了；她不该晚上离开城市，除非她有情人；她不该用黄金首饰或带紫色刺绣的衣服装扮自己，除非她是一个卖淫者；男人不应该戴金戒指或穿米利都式的外套，除非他是男妓或者有情妇。
外表似乎被明确定义。在《历史丛书》中，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Diodore de Sicile）记载了公元前7世纪的《法典》序言。这段文字被认为由扎莱乌库斯——洛克里神秘的立法者所写，但事实上序言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所写，后者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统治了一些城邦。序言清楚地表明，面对由过度行为造成的混乱，统治者感到非常担忧。按照传统，在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公元前640年至前558年）是第一个禁止通奸妇女佩戴饰物和参加城市庆祝活动的人。如果违抗这一命令，这些妇女的首饰就会被没收。
禁奢令是当权者执行的法规，社会或宗教原则也对人们的衣着设定了某些限制。与通常在几十年后被废除的法律相比，它们的持久性要强得多。这些法规有可能涉及一些特殊材料，比如在《利未记》（ Lévitique ）（公元前4世纪）颁布之后，东正教犹太人延续了对亚麻和羊毛服装的禁令。
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是了解服装及其变化的重要时期。政治因素、文化影响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已经对外表产生了影响。军事征服、胜利和失败也引导了人们对外国服装风格的接纳或拒绝。男性服装与女性服装之间的无差别化只是一个假象。 [48] 性别定义明确，强迫人们服从社会和道德规范。
每种性别都有自己对服装的选择。婚姻状况或年龄使身体的构造更加复杂。女性很早就发现自己处于争论的中心，她们被指控卖弄风情，并很快被怀疑生活不检点。最后，宗教信仰与财富产生冲突，辩论围绕着炫耀和华丽展开。自古希腊以来，关于徒劳无益的变革、模糊的社会等级和毫无价值的时尚的辩论层出不穷。它们还证明，相互竞争的服饰制造商努力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帮助人们将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
帽子、腰带、刺绣、创造下垂褶皱的熨烫方法……很多产品与工艺可供人们选择，都是由有丰富经验、高超技能和很强说服力的专业人士制造与使用的。这些产品与工艺激发了人们的情感，但也遭到了诋毁。虽然服装本身并不能制造出理想的身体——它被认为必须是抹着油的、肌肉发达的和芳香的——但自古以来发达的地中海贸易通道对服装行业极为利好。仓库、船只和劳动力有利于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求。古希腊霸权的终结将这种人们对外表的兴趣转移到了作为地中海和西欧新强国的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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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里克式是古希腊多里安人袍子的传统样式。——译者注
[5] 爱奥尼亚地区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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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珀涅罗珀是《奥德修记》中奥德修斯的妻子，品德高尚，忠于爱情。其夫离家出走的20年里，她想尽办法拒绝当地贵族的求婚，其中一个计谋是声称要织完一件织品后才可以完婚，但她白天织多少，晚上就拆多少，所以织品永远无法完成。——译者注
[10] 《格尔蒂法典》是古希腊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完整的法典，也是欧洲第一部法典。——译者注
[11] 布劳伦圣所为阿尔忒弥斯神庙所在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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