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与其说是看那个地方的风景,让从未见过的它们闯进你的视野和心里,给你客观的感受;不如说是一种更为主观的心理和思绪乃至精神的东西,作用于你的心里和所看到的风景里。因为来之前你就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想象着或勾勒着它们的样子了,如果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或比你想象的要差,肯定索然无味;如果超乎你的想象,让你的想象在扑入你的眼帘的风光中碰得碎落纷飞,那才会勾起你的游兴。
从在北大荒插队开始,往来哈尔滨那么多回,竟然没有一次去成萧红故居。其实,它离哈尔滨仅仅三十公里。今年夏天,终于好梦成真,了却了多年的心愿。但是,说心里话,真的去到了萧红故居,我多少有些失落,它和我想象中的萧红故居不大一样,和萧红笔下的故居也不大一样。
它的前院过于轩豁,也过于整齐,汉白玉的萧红塑像,过于俏丽,少了些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凄清和沧桑。特别是后院,那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倾注了感情描述过的后院,修剪得像是如今司空见惯的小花园了。那棵在院子西北角的榆树没有了,那棵不开花不结果的樱桃树也没有了,多了一棵沙果树,正结满累累的红白透亮的小果子,硕大的西番莲,也是《呼兰河传》里没有见过的。在《呼兰河传》里被萧红那样富有灵性地描写过的“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的玉米,也没有了。而“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的倭瓜,被移植到了前院,像是安排好座位并像我们现在开会摆好座签一样,整齐地种在地垄里面。结出的金黄的倭瓜,都哈着腰沉沉地坠在架子下面,却再也不可能“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因为前面根本不靠房子了。
冯歪嘴子的磨房,被修得格外簇新,我们在修建文物时,似乎缺乏修旧如旧的本事。想想冯歪嘴子那大个子的媳妇带着新生的孩子盖着面袋子睡在这里凄凉的情景,眼下的磨房像是电影棚里搭的一个景。被萧红曾经那样充满孩子气地描写过的黄瓜秧爬满磨房的门窗,看不见外面的冯歪嘴子还在磨房里面自说自话的一幕幕情景,只存活在萧红的文字和逝去的岁月里,无法再现今日,因为今日再没有黄瓜秧爬上磨房的门窗。这时,你只能够感叹文字和岁月的永恒能力,是超越一切现代化的手段的。现代化的手段,可以把房子修建得格外整齐,却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堆放在后院后门的落叶,也堆放得那样整齐,像是放学排队回家笔管条直的小学生,没有了后院的蒿草、蓼花和乌鸦的忧郁、凄清和念想。可惜东园树,无人也作花,那种自由自在,那种随心所欲,那种生命中真正童年的后院,便只能够在萧红的文字中去追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儿工夫变出一条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我不能想象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萧红所言中。萧红家的后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想一想,五十四年前,萧红写《呼兰河传》时的情景,落叶他乡,寒灯孤夜,亡国去如鸿,故园在梦中,那一腔刻骨铭心的怀乡情感,如今多少人还能够记得,又还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面对如今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迷花醉月,诸多风起云涌的花样变化,同样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不知该做何等感想。故园的变化,便更是理所当然而不能苛求的事情了。况且,毕竟还是修建了这座故居,让怀念萧红的人有个迎风怀想的流连之处。
也许,更让萧红无法理解,也难以想象的,是在我们就要离开她的故居时,来了一些警察,故居很多的工作人员纷纷出来,漂亮的女讲解员也跟着出来,忙成一团。原来是从北京来的一位哪个部的首长要来参观,警察在故居的门前门后忙着清理,连门口道路上停放的车辆都要让它们开到别处去,让出路来。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一看就知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人们在熟练地做着这一切。如同萧红研究如今成了显学一样,萧红故居也成了附庸风雅之地。萧红说:“这一些我不能想象了。”不知道,她所说的“这一些”包括不包括眼下的这一些,只是,真的是不能想象了。
走出萧红故居很远了,本想看看到底是哪一位显要人物要来,还非要清场似的不可。等了一会儿,也没有见人影来,倒是先来了一溜儿小汽车占满了并不宽的道路。萧红故居的墙外面摆了一地的西瓜,卖瓜的商贩也是看准了这个地方,可以借助乡亲萧红卖点儿零花钱。
回到哈尔滨,见到原黑龙江作协副主席韩梦杰,是多年的老朋友。阔别多年,相见甚欢。交谈中,他告诉我《北方文学》眼下办刊艰难,已经有八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因为刚刚从萧红故居回来,心情本来就有些郁闷,便更加郁闷。如今的萧红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装点着门面,成为旅游者的一个景点,成为附庸风雅者的一个象征。拿死人挣钱,却让活人没钱,这样说,也许是情绪话,但萧红故居和《北方文学》,同样作为黑龙江的文化品牌,冷热不均、旱涝失衡,却是应该正视的现实。心里暗想,萧红要是还活着,不知该如何面对。